本文内容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摄影:周裕隆 / 采访、撰文:浩川
化妆、发型:Shailen / 编辑:暖小团
服装造型:傲寒 / 特别鸣谢:王海先生
场地鸣谢:北京德云社红事会
冯远征站上舞台 40 多年, 他能赋予每个小人物一个大灵魂, 他说:“无论到哪个年龄, 我们都是父母眼里的孩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处在国家体育人才断档的年代,经常会有体工队的教练来学校挑人。有一次跳伞队来挑人,没人愿意去,我作为班干部被选出来做测试。因为家里是空军的,对那些项目不陌生,很容易就通过了。开始还不想去,但第一次从伞塔上跳下来,短暂的急速下落让心都快跳出来了,肾上腺素分泌,那七八秒的失重体验特别美妙,小孩就喜欢这些,之后每周都盼着去训练。
我不吃牛羊肉。当时集训队里有规定,为增强体能必须吃牛肉,有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就是教练坐边上,我把牛肉放嘴里嚼,一边嚼一边干呕,然后奋力咽下去。当时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叫《沙鸥》,讲女排的,我特喜欢那片子,张暖忻导演的。里面有一情节,就是沙鸥也不吃牛肉,教练用同样方法逼她吃,我就觉得跟沙鸥同命相连。
我们队 1978 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得了冠军,保持了 4 年,在学校里还挺风光的,当时一心想当专业运动员。高中毕业那年因为参加全国跳伞比赛就没有参加高考,那会人太多了,你头一年没参加高考,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年的考试。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也没进成专业队,我就成待业青年了。
经人介绍我去了一家拉锁厂做普通员工。当时对工人阶级的想象都停留在宣传画上,我幻想自己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围块白毛巾的样子。结果第一天去就傻了,特别简陋的车间,每个人在那边聊天边敲拉锁。没工作服,发我一围裙、俩套袖,一把小锤,光辉形象完全幻灭了。
那会儿北京正处在文艺复苏的热潮中,感觉全城的年轻人都在学艺术。文学青年特别多,我们常开一玩笑,说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砸死 5 个人,3 个学表演的,2 个学导演的。我和一工友去朝阳文化馆报了个朗诵声乐班,当时觉得那帮学员腔调都特专业,唱歌也好。我的启蒙老师是张筠英、瞿弦和两口子,都是特别棒的演员,一下就喜欢上了。每星期上两次课,特别盼着下班,花 1 毛钱买个面包,边骑车边啃着就去了。
当时北京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都有表演培训班,我们就学完一期再报下一个。不过那个年代流行唐国强、朱时茂那样的帅哥,老师都觉得我这形象不适合做演员,还是回去做拉锁吧。那会儿还挺自卑的,课上做小品我只敢找那些不漂亮的女生。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老师讲课时,我比别人理解得快,而且小品的构思、想象力都不错,这让我越来越坚定要走这条路。
当时我对艺术的态度是仰慕的。那年头资料也不多,能找到个剧本大家就传着看,还讨论,约着看演出只买最便宜的票,看完出来就特感慨,太伟大了。时代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初心是很单纯的。
大概是 1982 年,有天晚上课间休息时,我跟一个同学在去厕所的路上闲聊,他说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当演员,第一个戏想演什么? 我说第一个戏当然要演男主角了,最好跟张暖忻导演合作。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喜欢她导的《沙鸥》,男主角戏可以不多,但是最好死在戏里。他说为什么要死呢,我说死了多好,如果别人没记住这角色,但是一提“就死了的那个”,大家就记住了。那会儿真就那么傻。
两年后,我去北电考试,别的男生都西服皮鞋抹着发蜡,我只穿蓝衬衫绿军裤,没什么底气,就一个人坐砖堆上等着。那天的声乐、形体都发挥一般,但现场创作的小品《重逢》效果特好,台上我还砸一酒瓶子,把其他考生都震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张暖忻导演的《远乡》剧组就在电影学院里,她为了找男主角已经面试了快两百个演员。那天从我坐砖堆上时她就注意到我,暗中观察了我的整个考试过程。之后她找到我问想不想来剧组试戏。我专业成绩北京前三,但是北电有个副院长觉得我形象一般,最后没录取,可我得到出演人生第一部电影的机会。电影后来定名叫《青春祭》,我演男主角,一个知青,戏份不多,最后还死了。电影拍完我回想起两年前和同学的那次对话,感叹生命中的巧合真比作家编得都精彩。
拍戏间歇我还参加了人艺和中戏的专业考试,后来先后收到两家的录取通知。跟朋友商量去哪个,他说你去中戏还得参加高考,而且上四年中戏也不一定能分到人艺,得了,直接去人艺吧。
我去德国留学的时候,跟同学说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流派的,问他是哪个流派的。我以为他会说“我是布莱希特的”,但他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不知道。后来我才发现在欧洲没有这些表演体系。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教表演的学校没有一个学校教布莱希特体系?为什么中国四百多所大学有表演系,没有一个在教梅式体系?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三大表演流派。表演没有体系,只有方法,格洛托夫斯基认为“只要落到纸上的东西,就是过时的”。
我演过不少人格分裂的角色。当时演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之后,好多人问我会不会陷在人物里走不出来,我说走得出来,每天都走得出来,他说为什么,我说天天打人、多痛快,尽管没有真打到梅婷,但你在用力做动作、咆哮的过程中,情绪已经宣泄出来了,还有什么走不出来的。那个戏拍完我就跟别人说,千万不能动手打人,会上瘾的,你会把打人当成习惯的发泄方式。所以家庭暴力这种事一旦有第一次就必须叫停,一定不能有下次,只要你退让,他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后他会反复承认错误,诚恳道歉,但已经形成惯性了。
其实我演的每个角色自己都挺喜欢的,因为不管戏份多少,我都投入了很大精力。有些戏虽然没引起广泛关注,但还是能带给自己愉悦,比如《最后的王爷》里的寿元,还有在重庆拍的电影《爱了散了》,我演一个性功能障碍患者,都很打动我。我也很想塑造侯宝林先生,曾经有个机会,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听他的录音,模仿他的动作,最后连他家人都觉得我很像,但很可惜那个项目没能成型。
表演其实不是教出来的,表演是发觉出来的。大概 2015 年前后,人艺连续两年一个演员没招上来,不客气地说,来的都是不合格产品,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这四年没练过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当演员,但是声、台、形、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却没人重视。另一方面,我国的表演专业院校在教材方面又太固守传统,还在教 50 年代苏联专家带来的那套东西。更要命的是,现在绝大部分中国的表演教学老师,都没有演过戏,就像教新闻的老师没做过记者。我五年前开始去几大表演院校讲课,意识到教表演需要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不能套模子,需要你对表演有很敏感的判断力,迅速发觉每个人身上的潜质和掌握程度,然后把你的经验分享给他。
以前我在人艺的状态就是演好戏,其他事不过问。这几年连着退休二三十人,濮存昕退了、杨立新退了,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麻烦,再过几年我和吴刚这拨也退了,人艺未来将向何处去。剧院让我当演员队长,那种传承者的责任感自然而然就落在肩上。文化传承不光靠文字,很多时候人格魅力更起作用,我们都是看着林连昆、于是之这批老艺术家成长起来的,很多规矩都在心里。但是现在差太远,就先立白纸黑字的规定,比如排练厅里不许吃东西,演出要提前多久到后台,很多人说咱人艺还贴这些,我说必须贴,什么时候摘下来,说明人艺又回到那个有传统、懂规矩的剧院了。
最近有人说好演员的春天来了,我说不是,好演员一直都在。流量明星最火的时候他们也在,他们也有戏拍,只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在风口浪尖上被人家摆弄。现在火了一些所谓的实力派,像我同学吴刚,其实他一直是实力派,只是之前没机会给他。明星是什么? 明星就是现在比较耀眼的那个,一旦离开他的星座就成流星了;而好演员是恒星,他永远在那个亮度,明星闪耀时他被忽视,但流星暗淡下去,他就成最亮的。所以没有什么春天不春天的,给点阳光他分分钟就灿烂。
我已经过了做愤青的年纪,但还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做一些真正的先锋戏剧。90 年代我刚回国时,跟他们做先锋戏剧,那时期的先锋很多就是照搬国外的形式,反正观众没见过,我们老认为先锋就是荒诞,荒诞就是让人看不懂,后来我就不做了。先锋其实不是简单的形式,现实主义戏剧信息传达靠讲故事,而先锋戏剧是直截了当的传递给你我的思想和态度,他没办法用讲故事的方式,所以用其他手段。比如摇滚,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唱什么,但是听那个亢奋节奏、那种撕裂的声音,你就知道他有事儿,强烈的冲击力扑面而来。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舞台上演《茶馆》。那天下午就接到病危通知了,可是我很清楚得去剧场。二十几岁时在人艺听过这种事,谁谁为了演出没见亲人最后一面,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毕竟戏比天大,这件事上我还能原谅自己。
两年后,有一天我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哪天能来,我说明天过去看你。不巧第二天就安排了好多事儿,都是电视台录节目之类的,到下午六七点钟,突然电话响了,是我妈打的,她说:“四儿(小名) 啊,你不是说今天来看我吗? 怎么没来呀? 我等你一天了。”唉,我当时心里就特别难过。我说今天事太多了,明天早上我一定去看你。其实我当时有时间了,晚上可以开车过去一趟,但就觉得反正明儿一早就去,也不差这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 6 点多突然接到我哥电话,说妈妈去世了,夜里 1 点多。我爸去世,我还能有借口,但是妈妈的去世我没在身边,没送她一程,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
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明天能去看,后天能去看,反正这一辈子还长。实际上我觉得不管你岁数多大,不管你父母多年轻,多跟他们有一些机会沟通,不要找借口说我忙,你们得谅解我。如果你今天真的想你妈妈或者爸爸的时候,你一定在第一时间去看他们,因为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那将是你一生的痛。
至今我手机里还留着妈妈电话,总希望有一天来电显示是 “妈妈” 这两个字,接了电话有人跟我说:四儿,我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