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摄影：周裕隆 / 采访、撰文：浩川
化妆、发型：Shailen / 编辑：暖小团
服装造型：傲寒 / 特别鸣谢：王海先生
场地鸣谢：北京德云社红事会
冯远征站上舞台 40 多年， 他能赋予每个小人物一个大灵魂， 他说：“无论到哪个年龄， 我们都是父母眼里的孩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处在国家体育人才断档的年代，经常会有体工队的教练来学校挑人。有一次跳伞队来挑人，没人愿意去，我作为班干部被选出来做测试。因为家里是空军的，对那些项目不陌生，很容易就通过了。开始还不想去，但第一次从伞塔上跳下来，短暂的急速下落让心都快跳出来了，肾上腺素分泌，那七八秒的失重体验特别美妙，小孩就喜欢这些，之后每周都盼着去训练。
我不吃牛羊肉。当时集训队里有规定，为增强体能必须吃牛肉，有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就是教练坐边上，我把牛肉放嘴里嚼，一边嚼一边干呕，然后奋力咽下去。当时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叫《沙鸥》，讲女排的，我特喜欢那片子，张暖忻导演的。里面有一情节，就是沙鸥也不吃牛肉，教练用同样方法逼她吃，我就觉得跟沙鸥同命相连。
我们队 1978 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得了冠军，保持了 4 年，在学校里还挺风光的，当时一心想当专业运动员。高中毕业那年因为参加全国跳伞比赛就没有参加高考，那会人太多了，你头一年没参加高考，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年的考试。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也没进成专业队，我就成待业青年了。
经人介绍我去了一家拉锁厂做普通员工。当时对工人阶级的想象都停留在宣传画上，我幻想自己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围块白毛巾的样子。结果第一天去就傻了，特别简陋的车间，每个人在那边聊天边敲拉锁。没工作服，发我一围裙、俩套袖，一把小锤，光辉形象完全幻灭了。
那会儿北京正处在文艺复苏的热潮中，感觉全城的年轻人都在学艺术。文学青年特别多，我们常开一玩笑，说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砸死 5 个人，3 个学表演的，2 个学导演的。我和一工友去朝阳文化馆报了个朗诵声乐班，当时觉得那帮学员腔调都特专业，唱歌也好。我的启蒙老师是张筠英、瞿弦和两口子，都是特别棒的演员，一下就喜欢上了。每星期上两次课，特别盼着下班，花 1 毛钱买个面包，边骑车边啃着就去了。
当时北京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都有表演培训班，我们就学完一期再报下一个。不过那个年代流行唐国强、朱时茂那样的帅哥，老师都觉得我这形象不适合做演员，还是回去做拉锁吧。那会儿还挺自卑的，课上做小品我只敢找那些不漂亮的女生。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老师讲课时，我比别人理解得快，而且小品的构思、想象力都不错，这让我越来越坚定要走这条路。
当时我对艺术的态度是仰慕的。那年头资料也不多，能找到个剧本大家就传着看，还讨论，约着看演出只买最便宜的票，看完出来就特感慨，太伟大了。时代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初心是很单纯的。
大概是 1982 年，有天晚上课间休息时，我跟一个同学在去厕所的路上闲聊，他说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当演员，第一个戏想演什么? 我说第一个戏当然要演男主角了，最好跟张暖忻导演合作。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喜欢她导的《沙鸥》，男主角戏可以不多，但是最好死在戏里。他说为什么要死呢，我说死了多好，如果别人没记住这角色，但是一提“就死了的那个”，大家就记住了。那会儿真就那么傻。
两年后，我去北电考试，别的男生都西服皮鞋抹着发蜡，我只穿蓝衬衫绿军裤，没什么底气，就一个人坐砖堆上等着。那天的声乐、形体都发挥一般，但现场创作的小品《重逢》效果特好，台上我还砸一酒瓶子，把其他考生都震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张暖忻导演的《远乡》剧组就在电影学院里，她为了找男主角已经面试了快两百个演员。那天从我坐砖堆上时她就注意到我，暗中观察了我的整个考试过程。之后她找到我问想不想来剧组试戏。我专业成绩北京前三，但是北电有个副院长觉得我形象一般，最后没录取，可我得到出演人生第一部电影的机会。电影后来定名叫《青春祭》，我演男主角，一个知青，戏份不多，最后还死了。电影拍完我回想起两年前和同学的那次对话，感叹生命中的巧合真比作家编得都精彩。
拍戏间歇我还参加了人艺和中戏的专业考试，后来先后收到两家的录取通知。跟朋友商量去哪个，他说你去中戏还得参加高考，而且上四年中戏也不一定能分到人艺，得了，直接去人艺吧。
我去德国留学的时候，跟同学说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流派的，问他是哪个流派的。我以为他会说“我是布莱希特的”，但他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不知道。后来我才发现在欧洲没有这些表演体系。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教表演的学校没有一个学校教布莱希特体系?为什么中国四百多所大学有表演系，没有一个在教梅式体系？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三大表演流派。表演没有体系，只有方法，格洛托夫斯基认为“只要落到纸上的东西，就是过时的”。
我演过不少人格分裂的角色。当时演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之后，好多人问我会不会陷在人物里走不出来，我说走得出来，每天都走得出来，他说为什么，我说天天打人、多痛快，尽管没有真打到梅婷，但你在用力做动作、咆哮的过程中，情绪已经宣泄出来了，还有什么走不出来的。那个戏拍完我就跟别人说，千万不能动手打人，会上瘾的，你会把打人当成习惯的发泄方式。所以家庭暴力这种事一旦有第一次就必须叫停，一定不能有下次，只要你退让，他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后他会反复承认错误，诚恳道歉，但已经形成惯性了。
其实我演的每个角色自己都挺喜欢的，因为不管戏份多少，我都投入了很大精力。有些戏虽然没引起广泛关注，但还是能带给自己愉悦，比如《最后的王爷》里的寿元，还有在重庆拍的电影《爱了散了》，我演一个性功能障碍患者，都很打动我。我也很想塑造侯宝林先生，曾经有个机会，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听他的录音，模仿他的动作，最后连他家人都觉得我很像，但很可惜那个项目没能成型。
表演其实不是教出来的，表演是发觉出来的。大概 2015 年前后，人艺连续两年一个演员没招上来，不客气地说，来的都是不合格产品，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这四年没练过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当演员，但是声、台、形、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却没人重视。另一方面，我国的表演专业院校在教材方面又太固守传统，还在教 50 年代苏联专家带来的那套东西。更要命的是，现在绝大部分中国的表演教学老师，都没有演过戏，就像教新闻的老师没做过记者。我五年前开始去几大表演院校讲课，意识到教表演需要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不能套模子，需要你对表演有很敏感的判断力，迅速发觉每个人身上的潜质和掌握程度，然后把你的经验分享给他。
以前我在人艺的状态就是演好戏，其他事不过问。这几年连着退休二三十人，濮存昕退了、杨立新退了，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麻烦，再过几年我和吴刚这拨也退了，人艺未来将向何处去。剧院让我当演员队长，那种传承者的责任感自然而然就落在肩上。文化传承不光靠文字，很多时候人格魅力更起作用，我们都是看着林连昆、于是之这批老艺术家成长起来的，很多规矩都在心里。但是现在差太远，就先立白纸黑字的规定，比如排练厅里不许吃东西，演出要提前多久到后台，很多人说咱人艺还贴这些，我说必须贴，什么时候摘下来，说明人艺又回到那个有传统、懂规矩的剧院了。
最近有人说好演员的春天来了，我说不是，好演员一直都在。流量明星最火的时候他们也在，他们也有戏拍，只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在风口浪尖上被人家摆弄。现在火了一些所谓的实力派，像我同学吴刚，其实他一直是实力派，只是之前没机会给他。明星是什么? 明星就是现在比较耀眼的那个，一旦离开他的星座就成流星了；而好演员是恒星，他永远在那个亮度，明星闪耀时他被忽视，但流星暗淡下去，他就成最亮的。所以没有什么春天不春天的，给点阳光他分分钟就灿烂。
我已经过了做愤青的年纪，但还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做一些真正的先锋戏剧。90 年代我刚回国时，跟他们做先锋戏剧，那时期的先锋很多就是照搬国外的形式，反正观众没见过，我们老认为先锋就是荒诞，荒诞就是让人看不懂，后来我就不做了。先锋其实不是简单的形式，现实主义戏剧信息传达靠讲故事，而先锋戏剧是直截了当的传递给你我的思想和态度，他没办法用讲故事的方式，所以用其他手段。比如摇滚，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唱什么，但是听那个亢奋节奏、那种撕裂的声音，你就知道他有事儿，强烈的冲击力扑面而来。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舞台上演《茶馆》。那天下午就接到病危通知了，可是我很清楚得去剧场。二十几岁时在人艺听过这种事，谁谁为了演出没见亲人最后一面，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毕竟戏比天大，这件事上我还能原谅自己。
两年后，有一天我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哪天能来，我说明天过去看你。不巧第二天就安排了好多事儿，都是电视台录节目之类的，到下午六七点钟，突然电话响了，是我妈打的，她说：“四儿(小名) 啊，你不是说今天来看我吗? 怎么没来呀? 我等你一天了。”唉，我当时心里就特别难过。我说今天事太多了，明天早上我一定去看你。其实我当时有时间了，晚上可以开车过去一趟，但就觉得反正明儿一早就去，也不差这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 6 点多突然接到我哥电话，说妈妈去世了，夜里 1 点多。我爸去世，我还能有借口，但是妈妈的去世我没在身边，没送她一程，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
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明天能去看，后天能去看，反正这一辈子还长。实际上我觉得不管你岁数多大，不管你父母多年轻，多跟他们有一些机会沟通，不要找借口说我忙，你们得谅解我。如果你今天真的想你妈妈或者爸爸的时候，你一定在第一时间去看他们，因为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那将是你一生的痛。
至今我手机里还留着妈妈电话，总希望有一天来电显示是 “妈妈” 这两个字，接了电话有人跟我说：四儿，我是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