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
这是矢志奋斗的青春宣言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切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求，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语重心长，饱含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待、对青年成长的深切关怀，必将汇聚起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的磅礴青春力量。
回望百年沧桑，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辨。
我们看到了那场运动中贵州人的身影，听见了贵州人的发声——100年前，在北京，贵州学子断指写下血书，点燃赵家楼；在贵阳，数千名学生展开游行，唤醒同胞；在上海，正安县人闵肇鲁在《救国日报》上发出“惩国贼、争国权”的疾呼，为全国学生的行动加油助力……
今天，“致青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别报道”，追寻当年贵州先贤的足迹，展现贵州好儿女挥洒热血的豪迈情怀。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新时代的贵州青年正以高昂的热情勇担重任、接力跑出加速度。
青春无悔，砥砺自强。
贵州学子 传递五四烽火
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上，车水马龙，一栋砖红色的楼房安静地坐落在街边，不甚引人注意。楼房外，一块牌子在提醒着来往的人群，牌子上写的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100年前，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正是从这里开始。
在这场学生发起的运动中，贵州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在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山东，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贵州学子以微薄之力，发出大声疾呼，向全国传递“五四”烽火，助推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登台演讲 号召发起游行
1919年5月3日晚，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里，汇集了来自北大、北京法政、高师、工专等10多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代表。来自贵州黔西县的北京法政大学学生刘琪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站在台上，刘琪愤怒声讨，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北洋政府卖国罪行。他的演讲得到了台下所有学生的赞同。学生们一致决定开展游行示威，并发电通知全国各省。
时光流转，在100年后的今天，记者坐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宿舍楼里，听着80岁的侯清泉老人讲述这段历史。
侯清泉原是贵州省人民医院人事干事，退休后加入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五四运动虽然发起于北京，但是在这场运动中，许多重要的行动里都有着贵州人的身影。他们的付出足以让所有的贵州人感到骄傲。”经过大量的研究，侯清泉记录下了许多五四运动中的贵州人。
5月4日下午，刘琪与其余13所大学的学生代表从红楼出发，在天安门和3000多名学生集合，展开游行。
侯清泉告诉记者，在游行的队伍中，不止刘琪一个贵州人，还有许多贵州学生，包括黔西县人黎又霖、贵阳人罗绳武、镇远县人冯吉扬。他们与所有的游行学生一起挥舞着青岛地图，高呼“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
根据后人的记录，在五四运动之后，刘琪参加了抗日将领吉鸿昌的爱国活动。后于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点燃火柴 火烧赵家楼
北京赵家楼在一条总长不过400米的小胡同里，位于长安街东端，从胡同口往里走是赵家楼饭店，饭店东墙上镶嵌着一块1984年雕刻的铭牌，上面写着“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
86岁的王霞老人世代都住在赵家楼胡同周边。她告诉记者，五四运动爆发时，走在学生游行队伍前列的有一名戴着眼镜的贵阳学生，名叫赵伯愚，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专业的学生。
学生们的目标是赵家楼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家。学生到来时，曹宅门窗紧闭，周围全是拿着枪的警察，阻止学生进入。愤怒的学生打破大门右侧窗户，进入了曹宅，却未能找到曹汝霖本人。有学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点火燃烧。这也就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侯清泉告诉记者，在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中，他曾经查阅过大量的资料、报刊，有记录证明在1919年5月4日当天，赵伯愚先是参加了五四运动的集会和游行，后与学生们一同进入曹如霖公馆。在这里，赵伯愚划了一根火柴点火，从而发生“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贵州学子 声援“五四”
五四运动发生后几天，在上海《救国日报》上，一篇呼吁“惩国贼、争国权”的文章用酣畅淋漓的文字诉说出了上海学生对北京学子的支持。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贵州正安县人闵肇鲁。
根据资料记录，闵肇鲁1916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留学，被选为留日同学会会长。1919年6月18日，闵肇鲁被留日归国学生救国团派回贵阳。他向贵州省议会详细介绍了贵州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又在贵阳各个学校之间奔走联络，促成了全国学联贵州支会的成立。
就在闵肇鲁在报纸上发出疾呼的同时，在距离上海1100多公里的天津，贵州织金县学生谌志笃的行动感染了全国各界群众。
谌志笃是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演讲中，为激励国人，谌志笃断指写下血书：“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
1919年的6月上旬，北京学生再次发起街头抗议宣传，上千名学生被当局逮捕。闻讯之后，谌志笃率天津学生冲破军警包围，与省长谈判，要求省长立即电报北京当局释放学生。8月，北京发生镇压学生事件，打死打伤100多人，谌志笃与周恩来赶赴北京声援，并在当年9月成立了天津青年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
五四运动爆发期间，来自贵州荔波县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正就读于山东省立一中。当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济南后，邓恩铭联合山东各个学校的学生上街，劝说各界罢工罢市。同年7月，济南发生两起学生被日本兵逮捕事件，邓恩铭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前往省长公署请愿，成功迫使日本领事馆释放被捕学生。
赶赴北京 组织工人演讲
在各个城市发起一场场罢课、游行行动的同时，城市的郊外也成为青年学生们宣传进步思想的战地之一。
73岁的杨泉芝退休前就职于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她告诉记者，她的父亲杨八元本是湖南长沙人。读书期间，父亲听说李石曾提倡赴法勤工俭学，他就和符斌超、黄周反等同学，到北京了解去法国的情况。
抵达北京时，正逢“五四”运动。为了传播进步思想、杨八元来到了长辛店上。长辛店距北京城30多里，是京汉铁路北京段的一个大站，也是北京铁路工人最集中之地，工人数量超过3500人。在这里，杨八元给工人展开了一场场的演讲。
如果当年的时光能够定格，那么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京汉铁路长辛店站，年青的学生穿着长袍，就地而坐，与工人围在一起。学生大声的讲述着世界格局、爱国运动、进步思想。白日里，微风拂面，学生的热情如同夏日阳光；夜间，灯火照射在学生脸上，与星光一同点燃漆黑的晚上。
杨八元的行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北京当局一度将杨八元列为缉拿对象，好在杨八元及时撤离，脱离了军阀的毒手。
杨泉芝告诉记者，在离开北京后，1919年10月，杨八元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往法国留学。在从法国回来后，杨八元受贵州企业公司委托筹办贵州企业公司化学工厂任厂长，解放后先后在贵州大学化学系任教、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中科院贵阳化学所等单位工作，为贵州的发展做出了毕生努力。
学生游行 唤起贵阳觉醒
1919年6月1日，在贵阳中山西路段梦草公园里，贵阳各界人士召开贵州民国大会，大会上挂着山东青岛地图，还有“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画像。公园外，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沿着中山路、广州街（今中华路）游行、演说。
这是贵阳历史上最早的学生大规模游行，也是贵阳人面对纷乱时局觉醒的见证。
家书报刊 传递“五四消息”
1919年，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后，贵州人怒不可遏，有的写信给报纸、有的呼吁省议会通电谴责。各方压力下，1919年4月30日，省议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消灭国贼、拯救国家。
当五四运动的电报传入时任贵州省长的军阀刘显世手中时，刘显世选择了封锁消息，严禁报刊刊登五四运动相关信息，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身在北京的贵州学生写信回家。
87岁的刘宪玉告诉记者，1919年，她的父亲刘立山从毕节老家来到了贵阳，在一家酒楼帮工。“曾经就有一个行商旅客，在酒楼里吃饭时，给我父亲偷偷递了一张传单，说是北京爱国学生写的，号召大家站起来打倒卖国贼。”后来，刘立山打听得知，不少在酒楼里打工的人都收到了这样的传单。还有的贵阳人在酒楼里读身在北京的儿子寄回来的家书，当中的内容就是五四运动的消息。与此同时，在贵阳的街头，不少人开始公开发传单，传播北京学生的通电内容。
很快，“五四运动”的情况在贵阳传开，因担心局势无法控制，刘显世只能改变态度，让《贵州公报》《少年贵州报》《铎报》等报纸，于5月19日报道“五四运动”发起的情况。
《贵州公报》从5月24日至5月26日，连续三天连载北京全体贵州籍学生的来稿，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这些消息让贵阳人的爱国热情高涨，各界群众奔走串联，促成发起贵州国民大会。
贵阳学子 首次大规模游行
百年后，在贵阳的城市变迁中，梦草公园已经成为历史。如今，在梦草公园的旧址上修建的恒峰步行街，已然成为贵阳的一个地标。但是在观山湖区的贵阳市行政中心里，仍有一条路被命名为“梦草路”，以此纪念梦草公园在贵阳历史上的重要位置。
1919年5月28日，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成立，决定6月1日在梦草公园召开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向贵阳各界发布了通告，并将通告抄件张贴在了贵阳主要街道。
6月1日清晨，贵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和教职工，以及军政商工农各界群众，手执着写有“力争主权、发扬民气”、“声讨卖国贼”、“不还青岛死不休”等口号的白色三角小旗，涌到梦草公园光复楼前。3000多名学生以学校为单位，走上中山路、广州街（现中华路）等各条主要街道游行、演说。不少商店关门歇业，以示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学生游行队伍所过之处，群众举家而出，许多沿途市民加入，将游行示威队伍扩大到1万余人。
规模空前的学生游行运动冲破障碍，从梦草公园开始。
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熊宗仁认为这场游行是贵阳历史上最早的学子游行，也是贵阳人觉醒的见证。以贵州国民大会成立为标志，贵州各界群众开始了有组织的爱国行动。
南明河畔 学子抵制洋货
同年7月5日，贵阳各校学生召集在梦草公园开会，商讨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光复楼下，学生们对着国旗宣誓，“从今后，我愿为国牺牲性命及各种权利”。
学生们的呼喊，感染了各界群众。在贵阳，一场抵制洋货的运动也正在兴起。贵阳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成立了“负贩演讲团”，一边宣传抵制日货，一边介绍和推销国货。
熊宗仁表示，洋货进入贵州从清朝末年开始。大量洋纱、洋布、日用百货的涌入，给贵州的手工业和商业造成巨大压力。贵州传统的土纱、土布销路受阻，大批城乡手工业者破产。
85岁的何光寿老人的父亲何天明是贵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并加入了“负贩演讲团”。何光寿告诉记者，当年父亲与同学们的行动得到了省商会、贵州国货维持会、贵阳商界五十三行联合会的支持。许多爱国商人纷纷到学校捐送商品，补助演讲团的经费。没几天，演讲团就收到一批布匹、百货、日用品，并筹集到数百元的活动费。
在贵阳城里，演讲团走遍大街小巷，宣传了10多天。之后，演讲团学生又分成若干小分队，肩挑货担，举着横幅、旗帜，到城郊各集镇进行巡回宣传，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向农村扩散。
为了预防反动军警的破坏，贵州学联支会决定对没收的日货进行销毁。南明河畔、浮玉桥边、甲秀楼上，火光冲天，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有人不禁唱起了一首当时在贵阳流行的《销国货歌》：“爱国须实行，勿徒虚名播。倘若不自强，宁肯深入墓。”
全省各地 燃起爱国热情
贵阳爱国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学联贵州支会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各地爱国团体的建立和群众的觉醒。
1919年6月初，贵阳召开贵州国民大会的消息在遵义各界群众中引起了反响，遵义群众也开始酝酿成立遵义国民大会。6月19日，在得知北京学生被军警逮捕后，为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遵义中学的300多名学生，首先冲出教室，宣布罢课。随后，10余所学校也宣布罢课。20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在大街上搭起演讲台，就地给群众朗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宣言抄录。
“我辈青年学生，正当求知的黄金时代。宁肯抛弃学业，万难舍弃真理”，如今，学生们当年的宣言依然被记录保留了下来。根据《五四运动在贵州》一书的记录，当时的遵义万寿桥头，学生们轮流登上桌子发表演讲，数百名群众屏息静听，周边交通为之堵塞。
1919年7月前后，贵州省全省各地的爱国运动兴起。在沿河县，少年贵州会支部、群益分社、教育会、商会、农会联合发起集会，响应贵州国民大会通电，参加群众近万人，这在沿河县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同一天，在铜仁泗王庙前，各界群众也在召开国民大会，要求贵州政府与各省联合，扫除国贼，铜仁中学的师生还前往东山顶上纪念辛亥革命铜仁光复纪念碑前宣誓，愿追随北京学生，作国民先锋和外交后盾。许多毕节进步青年发起成立“醒民社”，旨在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倡导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这些行动让贵州的爱国运动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深入的趋势，让运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生根发芽打起思想基础。
黔中大地 新思潮在涌动
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大量的新思想传入贵州，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贵州青年中得到大量的宣传。这些新事物的萌芽，预告着贵州青年的进一步觉醒，也在贵州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新思潮汹涌 报纸被抢购一空
1915年，全国兴起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等运动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也包括贵州的有志青年。尽管当时贵州最有影响力的《贵州公报》为军阀所控制，立场守旧，然而也不得不为了应对时势，报道一些新的东西吸引读者。
1917年12月11日，《贵州公报》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首次报道了俄国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并颁布《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情况。报纸一出，引起贵州青年的极大兴趣，很快被抢购一空。
当时，贵州的报纸还大量刊登了宣传科学文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文章。在学校团体的讲台上，学生们就什么是唯物论、唯心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83岁的顾梦玉老人说，当时她的父亲顾显平在贵阳一家私塾里上学。原本私塾先生只教授古书，不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但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推进，贵州省教育会开办了私塾教师训练班，在班上设置教育学、算术、地理等课程。私塾先生们在学校要进行考试，考试过关后获得一张凭证，这才能继续任教。顾显平的私塾老师也被拉去了上课，并且把学到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带回了私塾里。“父亲说，原来私塾老师讲古文的时候，他一点都没兴趣，时常要被打手板，后来先生开始讲地理，谈达尔文，这些知识让我父亲瞬间就有了兴趣。”
当时的贵阳城里还有一个川剧班，过去演的戏剧多是牛鬼蛇神。1918年的3月，这个川剧班排演了一出新剧，名为《乞丐储金》，讲述了一对乞丐夫妻，宁愿忍饥挨饿，也要把积攒下来的铜钱捐给救国储金会。舞台上，当丈夫大声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台下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叫好。在这出川剧上映期间，每场都是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只能站着看。
小学生演话剧 宣传新思想
新思潮的传入，为五四运动在贵阳的开展打下了思想基础。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入贵阳后，立即激荡起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
80岁的付祖荣是贵州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他说，1919年时，他的父亲付明只有10岁，在达德学校里读书。有一次，达德学校要参加示威游行，需要制作一批标语、旗帜。由于学校经费困难，教职员的薪俸也很低，学校便发动每一个学生捐献一角钱。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学校本来担心有的学生家庭困难交不起。但是在发动大会上，所有的学生都发出了“赞成”、“愿意”的喊声。
第二天，付明前往学校捐钱时，听说有的家长还借钱来捐款。当天，还不到凑午放学时间，学校就收足了活动费。到了夜里，达德学校礼堂里，雪亮的煤气灯被安放在桌子上，各个年级推举出来参加筹备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制作旗帜、书写标语。
达德学校的命名，来源于孔子在《中庸》中所说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因此，达德学校把“知、仁、勇”当做校旨，鼓励学生要“好学、力行、知耻”。五四运动中，达德学校的师生对过去的校旨、校训做出了新的解释。在达德学校代表团成立的大会上，一位进步老师说，“好学、力行、知耻”应该是勤奋学习知识，努力参加活动，誓雪国耻。
1919年7月5日，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并号召各个学校每天都要派出宣传队在街头巷尾进行宣传。达德学校每天晚上在学校门口、大十字、北门桥三个地方设立了宣传点，派出各个年级的学生前往宣传。低年级的学生一般就负责学校门口的宣传点。
付祖荣说，当时只有10岁的付明也参加了这一次的宣传。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帮助下，付明背熟了讲稿。每天晚上，在吃过饭后，达德学校门口便点亮了煤气灯，周边的人们陆续围拢过来，年幼的付明被老师扶上桌子，唱起了《莲花落》：“叫一声，父老兄弟们；听我说，国耻加国恨”。
当时的达德学校里，有一名姓孙的校工，主要负责扫地、烧茶水等杂活。每天在演讲开始前，他都会帮学生点好煤气灯，放好桌子，然后吸着叶子烟，蹲在旁边，与围观群众一起听着学生们的演讲。付祖荣说，这名校工是从四川流落到贵阳的，并不识字，但是通过演讲，他了解了身边发生的一切，当学生讲到伤心处的时候，这名校工也在跟着流泪。
白话文兴起 得到广泛认可
五四运动前的贵阳，还盛行着“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女不看《红楼》”的说教，认为这些书会使人走上邪路。然而在五四运动思潮的冲击下，达德学校不仅开始教白话文，还反对不合时宜的文言文，摒弃八股文。在课堂上，老师们开始公开教授白话文，并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红楼梦》中的精彩片段选作教程，既教文化，又教历史，引导学生反对封建思想。这样的授课方式得到了许多学生的喜爱。付祖荣说，他的父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中国四大名著。
白话文的兴起，也让贵州的话剧事业得到创新。达德学校先后编排了以戊戌六君子殉难为题材的《维新梦》、以北美独立战争历史编成的《共和鉴》、以意大利建国三杰争取民族独立故事写成的《少年意大利》以及赞扬林则徐、奢香夫人等话剧。后来，达德学校还把北京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行动搬上了舞台。
每年秋天，学校都会进行3至5天的公演。演出的剧本不少都是出自爱国主义教育教黄齐生之手，服装、道具、布景则由学生负责制作。在演出时，每场都是满座，一些附近县城的人也专门赶到贵阳来看演出。
一些守旧派认为达德学校的做法有失体统，误人子弟，还给学校起了一个“达德戏班“的名字，但是学校的师生们也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认为演出新剧是对民众进行通俗教育，并引发了话剧说明书，介绍剧情，让爱国主义思想得到更大的传播。
75岁的杨泉芝说，正是受到“五四”思潮的鼓励，1919年，她的母亲范新顺前往法国留学。当时，女子赴法留学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在法国，范新顺遇到了老乡杨八元。共同的背景，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的话题。更为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范新顺和杨八元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都充满着向往。在远隔故乡千里的法国里昂，两人不再羞涩，相爱结婚走到了一起。
曾担任社科院研究员的熊宗仁认为，五四运动的出现提升了新文化运动，注入了爱国精神，唤醒了大量群众，成为思想文化启蒙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的新思想揭发运动。
半工半读 留法探索救国路
里昂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在老城区的圣富威尔山，沿着上山小道走上20多分钟，可以看见一栋白色的建筑，当地人将其称为“crous”，意为非营利性公寓。1921年，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这里。
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兴起勤工俭学潮，大批青年赴法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一同抵达里昂的，就有着21名贵州学生。在陌生的土地上，中国青年怀着满腔热血抱负，半工半读，寻求着救国之路。
登上货舱 贵州青年赴法求学
东北女孩战春颖现是贵阳一家公司的员工。大学期间，战春颖作为学校交流生曾前往法国里昂学习，并住进了crous公寓里。
据战春颖介绍，crous是法国主要针对学生群体设立的非营利性公寓。学生通过申请，可以租住公寓内房间，法国政府会针对性地给予相当比例的房租补贴。
“我一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只是感觉房间比较简陋，后来我身边的同学告诉我，我们住的这栋楼就是当年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住的公寓。”战春颖说，crous的这段历史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亲切。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青年接受了大量进步思想，目睹着国势危亡，许多青年为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真理，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6月25日，在前往法国的“轮博尔多斯号”轮船上，就有着一名贵州学生熊天牧。
76岁的熊英是熊天牧之子。他回忆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父亲与同学一起在贵阳参加了学生游行。同年8月，熊天牧得知上海在招送学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便赶往上海报名，参加了3个月的法语培训。
第二年，在勤工俭学会的帮助下，熊天牧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当时我父亲因为没钱，只能买四等舱的船票，其实也就是货舱船票，里面全是机油味，除了我的父亲，还有100多个中国学生也坐在里面。”熊英说。
在法国，熊天牧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在圣日耳曼公学攻读。1921年，熊天牧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电学系，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受到比利时王子的接见。之后，熊天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25年回国，在河南、北京、徐州等地，开展地下党工作。
家书传情 留法生涯的温情
76岁的熊继文退休前是贵州大学物理系老师。在他的家中，挂着一幅100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穿着黑衣，面带微笑，盘腿坐在父母面前。“这个人是我的叔叔熊自难”，熊继文说，从小到大，他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叔叔，却经常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叔叔的故事。
熊自难是贵阳人。1919年，他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巴黎留学。
“当时从巴黎寄信回来，需要8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叔叔还是坚持寄信回家”，如今，熊继文依然保存着熊自难的家书。在信中，熊自难写道：“每每想到贵州的环境，一回忆自己以前的恍惚，非常替青年们可怕，只希望他们早早觉悟。”
当时的法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百业萧条。许多留学生迫于生计，只能进入工厂做工赚钱。熊自难因为年少时学过绘画书法，他在巴黎找到了一家瓷器厂，在里面画中国仕女图，这些画作在法国大受欢迎，熊自难也因而赚到了较为丰厚的收入。
熊继文说，从1922年开始，不知道是为何原因，家里没有再收到过熊自难的信，家人还特意去驻法公馆询问过熊自难的下落，但是没有结果。后来得知因为生病，熊自难在法国早逝。
异国他乡 掀起求学斗争
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这一年的秋天，为摆脱求学生涯中的困境，中国留法生展开了一场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曾担任贵阳市人民政府委员、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常务委员的刘方岳便参与了此次斗争。
据刘方岳之子刘君桓回忆，1921年，刘方岳前往法国留学。此时，中法留法青年监护委员会宣布，用于救济陷入困境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发放至9月15日。这个决定让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陷入困境。
在法国巴黎，刘方岳遇见了周恩来。在下榻的旅社中，周恩来直接布置了攻占里昂中法大学的事情，并告诉刘方岳，先去找所学校学习法文，学好法文才方便活动。
1921年9月20日，“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正式开始。具体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李维汉，带队者是蔡和森，周恩来还派王若飞来加强这次行动的领导。在蔡和森的领导下，9月21日，陈毅等组成的三个小组，带头冲进里昂中法大学的大门。不过，这次行动遭到法国军警的干涉，120余名中国留法学生被法国军警扣押。
23天后，法国当局在兵营中宣布中法两国政府商定，将勤工俭学学生全体送回。刘方岳和其余103名留法学生被押至里昂火车站前往马赛，随后又被送上游轮遣送回国。闻讯赶来的周恩来，专程要为这批留学生送行，可是迟了一步，轮船已开航远去。
在回国的路上，刘方岳把自己省吃俭用买来的《法兰西内战》、《哲学的贫困》、《韦氏大辞典》等书带在了身边，作为这趟欧洲行的纪念物。
利用所学 回国改造家乡
经过国外留学之行，学生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懵懂少年。怀着满腔热血，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所学所识改造家乡。
曾前往日本攻读经济学的铜仁青年周逸群在1923年回国来到上海后，他与贵阳进步青年李侠等创办了《贵州青年》旬刊，这是外地创办的刊物中，出现“贵州”两字最早的刊物。
《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登载有进步文章的《贵州青年》，被周逸群通过邮寄、托人传带的方式传回贵阳，引起震动，而周逸群却收到了3次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周逸群并没有因此畏惧，他得到了共产党青年领导人肖楚女的支持，并发展周逸群成为了中共党员。
从法国留学回国的杨八元，在抗战爆发后，逃难进入了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贵阳在这段时间人口骤然成倍增长。一时间，例如肥皂、蜡烛等生活用品供不应求。
利用自己在法国所学的专业知识，杨八元在较短时间内制造出了肥皂和蜡烛，交由厂里30多名工人生产，产品很快上市，得到不错的销售成绩。
抗战期间，缺少的不仅是肥皂、蜡烛，还有玻璃用品。贵阳的企业公司看到了这个商机，在小车河南岸建起了贵阳玻璃厂。经过一行人的努力，贵阳玻璃厂生产的酒杯、茶盘、果盘等在重庆有玻璃厂经销处，西安、昆明等各处有代销店，并能与当时的美国玻璃杯抗衡。1945年，杨八元担任了贵阳玻璃厂厂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全国玻璃行业热水瓶评比中，贵阳玻璃厂被评为全国第二名。
法国欧华历史学会会长叶星球认为，当年很多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学生都抱着振兴中华、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的心愿，他们不断了解外部世界，将先进思想文化理念和科学知识传递到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来源：贵阳市融媒体中心•贵阳晚报
编辑：杨阿敏
编审：刘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