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有两个地方的商人，有“富甲天下”的美誉。
一是广州十三行商人，二是扬州盐商。
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发迹，得益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商人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进出口贸易，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以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等为代表的广州十三行商人，富甲天下。其中伍秉鉴在1834年个人资产达到了2600万银元，入选美国《华尔街日报》“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名单。
扬州盐商的发迹，得益于清朝制定的食盐专卖制度。食盐不仅是重要的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正常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清朝中期以来，全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对食盐的需求量。控制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食盐价格的扬州盐商，想不发财都难。
道光年间一名叫李澄的官员感叹道：“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
不过，广州十三行商人在扬州盐商面前，多少有点小巫见大巫。
广州十三行商人、扬州盐商在发财后，都曾经向朝廷捐输大量银两，以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数据显示，从乾隆晚期到道光初年，广东十三行商人捐输朝廷近400万两白银。就在同一时期，扬州盐商捐输朝廷3600万两银子。扬州盐商捐输数量是广东十三行商人的9倍。换言之，扬州盐商的经济实力，也是广东十三行商人的9倍多。
扬州盐商财大气粗，富甲天下，连乾隆皇帝都早有耳闻。
2011年4月21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人文地理》栏目播出了一部4集纪录片《扬州盐商》。在第一集里，乾隆皇帝的一个皇子睡了懒觉，耽误了第二天的读书。乾隆皇帝听说后，非常生气，斥责这个皇子说：“你既然这么贪图安逸享乐，就应该去做扬州盐商的儿子，而不应该生在我的家里。”
但是，扬州盐商虽然富得冒油，名声却不大好。当时，民间以不屑的口吻，给扬州盐商起了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外号，叫“盐凯子”。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许多扬州盐商发了财后，不是想着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社会，而是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想方设法来挥霍钱财，显露出一幅“人傻钱多”的暴发户模样。
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有一个扬州盐商叫黄至筠。黄至筠家里有钱，修建了一座私家园林，叫“个园”，种植了1万多株竹子，是中国园林的典范之一，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齐名。
黄至筠每天早晨要吃两枚鸡蛋。这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黄至筠一次无意翻开家里的开支账簿，发现鸡蛋的价格竟然为1两银子一个。黄至筠不傻，他知道市场上一个鸡蛋价格只有几文钱，为什么他吃到的鸡蛋要1两银子？黄至筠找来厨师质问。厨师回答：“我做的鸡蛋，与市场上的鸡蛋完全不一样。我喂养了100多个老母鸡，用人参、白术、大枣磨细了后作为饲料喂养，所生的鸡蛋不同寻常，价格当然贵得多。”
黄至筠不信，跟着厨师走了一趟，发现厨师果然喂了100多个老母鸡，以人参、白术、大枣粉末为饲料。黄至筠一顿早餐吃掉2两银子，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为了满足扬州盐商奢侈的生活，扬州地区甚至产生了不少产业，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扬州瘦马”。
当时，有人到处收购穷人家庭里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来后教她们唱歌歌舞、琴棋书画，培养她们多才多艺。等她们长大后，就卖给有需要的扬州盐商。这些女孩子个个苗条消瘦，被称为“扬州瘦马”。扬州盐商给得起价钱，一位一等“扬州瘦马”至少能卖1500两银子，这样的价格，能在京城买上一座不错的宅院了。
并不是所有的“扬州瘦马”都能被扬州盐商看中。被扬州盐商挑剩的“扬州瘦马”，往往被送到烟花柳巷，过完凄凉的一生。由此，又催生了扬州的青楼行业。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将男主角韦小宝的出生之地设在扬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扬州青楼行业发达，造就了长盛不衰的青楼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