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棠侠
文学批评家王尧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为小说《民谣》的面世准备了二十余年，终于也成为一名小说家。对此，王尧不乏自嘲，“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么容易“成家”的年代。而这样的自嘲背后，我猜测，或许作者自己也低估了这部小说的力量。
用王尧自己的话说，《民谣》试图写出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我在阅读之前，已做好准备，全然放下从前的阅读体验，以拥抱这部据说“重建小说之根基”“推开了小说革命之门窗”的作品。但在读了部分篇章之后，猛然想起了去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比利时的哀愁》。这部由比利时作家雨果·克劳斯所著的弗拉芒语巨著，同样叙述了一个少年，他的记忆，他的臆想，他的两个家族几代人，他的生活所涉足的处处，这处处站立生活的各人，也写民族，也写身份认同，也写阵营的选择，也写战争以及斗争。
这两部作品，有很多巧合之处，甚至这两名少年，都各自成为这两本书的“作者”。然而，不论是文风还是手法，这两部作品是无法一概而论的。《民谣》确实是一部目前难以类比的小说。
记忆是受了潮的水墨字
《民谣》写记忆，写“我”——王大头的记忆，也写他人的记忆。王大头亲历他记忆中的一件件事，而这一件件事中总也夹杂着他人记忆，来自不同人的记忆线索，最终织成几代人的得意与失意之网。
她（奶奶）在记忆中，在生活中不断延续的那个旧时代，给她带来了平衡。
……我找不到一个让我内心平衡的世界和记忆，唯一能够抚慰我的方式，是我自己不时想象未来。
我说像一张网，实际上我最初得出的比喻是一张宣纸，一份用墨水誊写的名单，最后揉成一团、投入五月那场让记忆发霉的雨中的名单。所有的名字失去了顺序，所有的名字紧密糅合，因潮湿而晕染一体。《民谣》的叙述是碎片化、非线性的，如果说一般小说中的“我”在叙述中是将故事一页一页讲给读者听，那《民谣》可以说是将“我”的人生、“我”的记忆、“我”所提及的所有人和事做成卡片，洗了牌，一张一张抽取给你看。或人物卡，或事件卡，卡片上的内容互相关联、互相交织、各有侧重，也相互辉映。
失去顺序、登场次序不再重要（相信也是精心安排的结果）的人物，一开始可能会带给读者突兀感，然而在习惯之后，毫无铺垫而出现的名字不再成为情节理解的负担，倒是增添了读者对人物详述的期待感。例外的是方小朵，这是第一个让人感觉突兀的名字，也预示着方小朵在“我”的记忆里，注定有不一般的地位。这个名字时常突然出现，逐步加深着期待感，或许终有轰轰烈烈的故事。
故事是细节背后的历史
然而终于到了那个时候，并没有充满转折和激荡的故事可以看。但终于到了那个时候，你却可以欣然接受了，没有那样的故事也挺好。
《杂篇》的开头，有王尧以作者身份面向《杂篇》的说明，不仅对《杂篇》的安排意图作了阐述，对整部作品的理解也大有帮助。
坦率说，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能只有细节。据说没有故事，是写小说的大忌。
确实对于小说写作，故事及情节推动，从来受到重视与强调。厄休拉·勒古恩在其写作工坊和相关著作中，甚至强调每一个句子都要为推动下一个句子的叙述而生，每一个句子都要为推动故事服务。然而《民谣》反其道而行之，你可以说作者有意而为之，也可以理解，本来就没有可以成为“爆款”的故事。王尧在《民谣》后记中，也表明了以细节嵌入历史，以个人呈现时代的想法。
我个人只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
……我想做的是，尽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和它的完整性。
小说是真假难辨的记忆
王尧写细节，以及细节的重复。特别是从头开始第二遍翻开《民谣》的话，你会突然发现，细节的重复是刻意而温和地贯穿始终的。细节的重复正好印证了不寻常的情节推动手法，这与散文式的写作手法有关。散文写作常依赖记忆，记忆随取随用，无须理会先后顺序；按情节推动来说，细节的重复可理解为伏笔，但在这本书中，你甚至不需要有伏笔的概念。
散文式的写法，带给我莫大的亲切感，也唤醒了属于我的记忆。我也曾和王大头以及王尧本人一样，在作文本上写满了记忆。我不是写小说的人，我喜欢读散文，也喜欢写散文，散文不仅组织了我的记忆，也成了我的记忆。
而记忆，总存在模糊与不可靠。
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我和多数人一样，都夸大了自己少年时对事物的记忆。
借着讨论记忆的特点，也基于记忆的特点，在书中《杂篇》的开头，王尧以自己的身份阐明了《民谣》是否为自传小说。
很快发现我的记忆确实已经十分模糊。
……在我的叙述中我不仅已经无法完全证实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且会怀疑作文本上的一些内容的真伪。
……不得不放弃我是在叙述我自己的想法。
这部神似回忆录的作品，终于以小说的身份登场。
因为读《民谣》，我遭遇了和作者一样的冲击：因为是记忆，真假难辨。
在读《民谣》的过程中，我想起了自己16年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回忆自己的年幼时期，叙写自己的旧居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特别是我的祖母、母亲以及我为代表的三代人的观念冲突。对于这篇散文，我长久以来固有的印象是，它基于我的真实记忆写成。
在我的认知中，它是过去的事实的呈现，所有的细节应是准确无误的。然而，现在的我因为被《民谣》唤起记忆，再度翻开这篇散文，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当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特别是对去年过世的祖母的描写，使我错愕。然后，我几乎要把这篇作品归类为小说了。正如《民谣》一样。
我们年少时的记忆，就如我们认识的某个人。我们有时会记录一段记忆，像王尧，像小说中的王大头，像我，然后我们会和这段记录暂别，如告别一位旧相识。C·S·路易斯在《卿卿如晤》中记述了这样的事，他在重逢一位10年未曾谋面的人之前，一直以为对他记忆犹新，在见面之后却完全打破了自己记忆中对方的形象，并不是对方改变了，而是记忆中构成对方形象的种种特质，在这10年间已经慢慢偏移或消隐，对方的形象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偏差。我们对从前那些记录，起初是确信的，一直也是确信的，直到再度捡起时，才发现自己确信的，已经不是当初写下的种种了。我们记忆的对象——当初那些记忆——已经在岁月中慢慢发霉、变质了。
虚构是不再确信的非虚构
于是，那些发霉的记忆编织成了小说《民谣》。
我们确实很喜欢界定作品的文体。在阅读之前，我们总是希望确认自己读的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似乎这件事十分重要。这也是《民谣》面世以来，对其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如多种文体混杂、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王尧花了20年时间走走停停完成了整个《民谣》创作的旅程。我大胆猜测，旧时记录的可信度、无法证实真伪的文本，是给王尧造成困扰了。于是到最后，非虚构与虚构不再明确，回忆录逐渐演化成小说——甚至不是自传小说。
让人兴奋的是，王尧最终抵达的，不是另一个旷野，而是流奶与蜜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具备话题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动人的作品。
如果非得在文本体裁上再多些议论，我在开始读这部作品不久时就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何不在小说之下增加一种文学样式——以《民谣》为范本的小说分支——民谣小说？
来源：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