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警方揭发8.18丈夫杀人事件，这种故意杀人事件再次引起公众热议。
相比其他陌生人之间、无亲密关系的杀人案，杀害枕边人的案件在感情上更让人无法接受，也难以理解其背后的杀人动机。近些年杀妻案频频爆发，背后的原因共有这么几种：1.因家庭琐事导致矛盾积深，预谋杀人；2.杀害妻子为骗取高额保险；3.妻子出轨，丈夫因愤怒而杀妻；4丈夫出轨，杀害妻子独霸家产；5.丈夫存在酗酒、暴力倾向等恶习，争吵中杀害妻子等等。
这一桩桩鲜血淋淋的杀妻案，缘由大多因夫妻关系存在矛盾或破裂的情形，其中一部分杀妻案发生时，双方正在商谈离婚事宜。
从一场美满的婚姻演变成天人永隔、一方是凶手的结局，这其中可能双方均存在问题，但这也不能掩饰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与其他故意杀人案相比，杀妻案中存在一些特殊的情节：
（一）预谋杀妻或激情杀妻
在杀妻案中，一般犯罪人都是经过精心预谋后才实施了犯罪，就如2016年的上海男子杀妻冰柜藏尸案、2018年的天津男子杀妻骗保案和2020年杭州杀妻案。当然，也有一些是在与妻子争吵中而失手杀人或激情杀人。
预谋杀人和激情杀人是两个不同的量刑情节，前者因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较大，因此在量刑上讲从重处罚；而后者则因缺乏犯罪准备、预谋而主观恶性较小、情节较轻，在量刑上可能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故意杀妻案中，被告人常以该点为自己辩护，将自己的罪行描述为情绪失控而导致突发的故意杀人，进而请求法院的从轻处罚。但区分预谋杀人还是激情杀人，要综合客观证据，判断其是否有长时间的犯罪预谋，是否事先选择好的犯罪地点，是否为犯罪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如购买作案工具、查询作案手法等。
（二）杀妻案具有较强的反伦理特征，社会影响恶劣
杀害亲属和杀害陌生人相比，在情节上，杀害亲属因具有较强的反伦理性。枉顾亲情、感情伦理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视为犯罪人主观恶性极大、犯罪动机卑劣的表现，一般会成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同时杀妻案也往往会产生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我国司法实践在量刑时，普遍会考虑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在很多罪名中明确规定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一。且最高院2010年《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8条也明确规定，将社会影响作为考虑从宽幅度的因素之一，“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考虑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
在杀妻案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虽然不是故意杀妻案的构成要件，也不是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但是却在犯罪之外引发了社会公众情感的难以接受和心理压抑。作为一种超出常态的故意杀人罪，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在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后，也会成为量刑时考虑的情节。
（三）杀妻案中存在从宽的情节和被害人亲属的谅解
最高院在2010年《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指出：“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该规定考虑了家庭纠纷中的动机，将一些不恶劣的动机、被害人过错作为从宽、可以宽恕的情节，如妻子长期虐待丈夫、丈夫反杀妻，妻子有外遇出于义愤而杀妻等；但如果是一些恶劣动机、被害人无过错的，则并不适用从宽情节，如丈夫长期虐待妻子而杀妻的，丈夫有外遇而杀妻，为了骗保而杀妻的。
简单来说，在杀妻案中，只有当纠纷或者矛盾由被害人（妻子）引起时，才应成为酌情从宽处罚的情节；如果纠纷或者矛盾由被告人引起，则不应成为酌情从宽处罚的情节。
另外，作为发生在家庭中的恶性刑事案件，不可避免会谈及被害人或其亲属谅解的问题。因为杀妻案中，往往存在未成年、待抚养的孩子，纵然母亲被父亲杀害，但两人对于孩子来说都是至亲之人，因此无论是为了孩子，还是其他原因，被害人亲属都可能出具谅解书，请求法院的宽大处理。取得谅解的，依法可以减少20%作左右的基准刑，法院同时也会考虑家庭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丈夫杀妻案不仅是一场人间悲剧，也折射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感情、生活上的矛盾需要及时处理，长久的积压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