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而经历苦难和奋斗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起眉毛了。
对于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人们都充满了莫大的期待，以惯性的政治热情和力量又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来，中国大陆文化进入了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沿循着原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文艺工作成了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所见到的图书品种非常单一，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读者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他们需要革命英雄的故事和形象来鼓舞斗志，赋予社会整体上的意义。
继承遗产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时，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建设就有一个接续和发展的问题。作家孙犁曾经在《接受遗产问题》一文中提到：“接受遗产不只是接受中国遗产，也要接受外国文学遗产”，“越是近代的则被接受的可能越大，对那些作品更应当注意”。
“中国遗产”以四大名著为代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由于吸收了较多西洋的东西，使得文学局限在少数青年的圈子里，这显然不符合新形势下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读得惯又喜欢的仍然是那些旧小说。孙犁说到他在农村做土地改革的时候，“所见到的书中，以小说唱本最多，就是《红楼梦》这部比较‘高级’的文学读物，稍微大些的村庄就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另一方面，作家面对新的创作要求，急需从那些中国的劳苦大众读得懂、亦读得惯的东西里吸取有益的养分，如优秀的语言成果、群众的创作道路、故事的编排等。还有，“革命家看见革命”，要以新的政治眼光从这些几百年前的好东西中看出进步与革命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水浒传》在大闹书荒的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印178万册，即是证明。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1～4）》（1953年12月）、《三国演义（上、下）》（1953年11月）、《水浒（70回本）》（1953年12月）、《西游记（上、中、下）》（1954年6月），其印数分别达到284万册、646万册、267万册和379万册。《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属于典型的常销书类型。常销书并不意味着它在各个时期一味地走势平稳，而是时常有所变化起伏。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别受到读者青睐的情况也有，其销量甚至会超过同时期一些走红的畅销书。《红楼梦》等我国古典小说名著除了上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折八扣书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后都出现过畅销的情形。
当然，“中国遗产”里也包括一些“五四”时期的进步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已出版的优秀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鲁迅的《彷徨》（1951年9月）印了326万册，《呐喊》（1952年2月）印了333万册，《野草》（1952年6月）印了248万册。同一出版社还印了巴金的《家》（1953年7月）、《春》（1955年2月）、《秋》（1955年2月），印数都在150万册以上。
至于“外国文学遗产”，首先当然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2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2月）和《牛虻》（〈爱尔兰〉伏尼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等，印数都在200万册以上。
1961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康生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保卫延安》、《刘志丹》等作品受到批判。加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反修防修、社会主义教育等，20世纪50年代初步繁荣的文学出版景象迅速地黯淡了下来。
当然，延续此前的出版惯性，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是出现了一些影响巨大的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5月，114万册），罗广斌等的《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712万册）等，但是在品种上已经不能与前10年同日而语了。
《红岩》的广为流传是当时读者与作者感情强烈共鸣的结果。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么一部歌颂革命和革命者的小说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红岩》被江青斥为“叛徒文学”，许多人因之受到牵连：作者之一罗广斌被迫害致死，小说的责任编辑被搞得妻离子散，还有人因此家破人亡……直到十年浩劫过后，《红岩》作者罗广斌和有关人员才得以平反昭雪。更为可悲的是，这并非《红岩》独有的遭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许多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日》等小说都经历过相似的浮沉起落。
这一时期由于题材上的禁区，以及对1949年以后的新生活的陌生和隔阂，一些作家转入了历史题材的写作，因此196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历史题材创作的小小的繁荣期。剧本方面有郭沫若的《蔡文姬》（1958年），《武则天》（1960年），田汉的《关汉卿》（1958年）等；小说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等。其中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更是由于对其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进入了中国人的记忆。而当时作为图书出版并具有广泛影响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6月，230万册）。
小说于1963年出版后深受好评，并引起了一些高层领导的注意。1975年毛泽东曾亲自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第二卷、三卷至五卷。”该书第二、三卷分别于1976年和1981年出版，90年代末终于将第五卷出齐。有人认为姚氏受制于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对农民起义有过分美化的嫌疑，“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但是瑕不掩瑜，《李白成》无疑是中国现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史诗性作品。此书出版后曾引起长久的轰动。
历史题材的创作以外，这一时期有涉于现实并得以公开出版的，往往是歌颂性的作品或图解当时政策的作品。如浩然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浩然，原名梁金广，出版各类作品80多种、逾千万字，是当代中国文坛最多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册）、《苍生》、《乐土》；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浮云》等；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杏花雨》等；儿童文学集《幼苗集》、《机灵鬼》等。浩然是当代中国农民最喜爱的作家，擅长刻画安分守己、勤恳耕作、吃苦耐劳、憨厚坦直的农民形象。
《艳阳天》因为故事紧张通俗、引人入胜，语言流畅明白、善用简单短句，一时颇受读者欢迎。但它对当时农村生活状况的描写是不真实的，只是以农村为舞台编造了阶级斗争的神话。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惟一可以公开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前期，由于错误的路线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因此在当时时代抒情的大合唱里仍然夹杂着一些“不和谐之音”。这其中著名的要数《燕山夜话》。《燕山夜话》是邓拓应《北京日报》之约以“马南”的笔名开的杂文专栏，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共载杂文150多篇。曾经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1963年3月出版《燕山夜话》合集。加上1979年的版本，前后共印行达30多万册。杂文集的作者以渊博的知识说古道今，指陈时弊，以促使领导阶级从浮夸、畸形的战时心态转变为务实、平和的心态。该杂文集是20世纪60年代为数不多的保存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与理想主义传统”的公开出版物之一。但也正因如此，邓拓和“三家村”中的另外两位作者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首批打倒对象，并迅速扩大为震惊全国的残酷的文字狱。
这一时期的一些少儿读物也印数颇巨。主要是学习指导性读物如《作文知识讲话》（刘厚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965万册）、《算得快》（刘后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年，468万册）；阶级教育类读物如《万恶的地主阶级》（时知编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年，307万册）；榜样学习类读物如《雷锋小时候的故事》（杨永青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4年，181万册）、《英雄黄继光》（董辰生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5年，108万册）；以及一些历史和童话故事，如《战国故事》（林汉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213万册）、《木偶奇遇记》（徐调孚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114万册）等。1961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作为一部颇有影响的少儿图书，受到了几代少年儿童读者的欢迎，并在1999年由该社重出了“新世纪版”，可见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随时间淘去的。单纯从数量上来说，这中间值得一提的还有小册子《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其印数达到1770万册。但是这一时期少儿类读物的题材和种类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单调的，尤其是“四人帮”上台后，甚至安徒生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因此其作品销声匿迹了好长一段时间。
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的出版物中还有一类书发行量和影响都堪称巨大，就是一些摹写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或先进人物的作品。因为依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样的思路，在新时期要作一个符合新形势要求的中国公民，也应该有一些先进的典型以供学习、模仿。于是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传奇故事和日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发挥着榜样独具的无穷力量；影响所及，甚至越过了国界。粗略地统计一下，20世纪60年代关于张思德、雷锋、麦贤得、刘英俊、王杰、欧阳海、罗盛教、张春玉、焦裕禄等英雄人物的图书，每位至少有1种书其印数超过了50万册，甚至达到几百万册。当然，这些典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雷锋。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雷锋日记》及其各种衍生的出版物，品种达到75种，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难得的是，雷锋精神的学习热潮在“文化大革命”后并未褪去，后来还在大洋彼岸的西点军校找到知音。
当然，这一时期要说印量之大、影响之巨，任何一种图书都不可能和毛泽东的著作相比。《毛泽东选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集，共四卷、158篇文章、约100万字。第一、二、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l、1952、1953年出版，第四卷于1960年出版。1960年、1963年、1964年，文化部都曾专门发文要求重印当年毛泽东的著作。而单单在1966～1970年，就累计出版各种文本（含汉文、盲文、5种少数民族文、36种外文及世界语）的毛泽东著作42．06亿册，毛泽东像和单张语录62．27亿张。
当时毛泽东著作的宣传和发行情况十分火爆。《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登载着各种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消息。如有一期《人民日报》通篇登载了《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革命谚语选》，诸如“毛主席的书，不是金、比金贵，不是钢、比钢坚”、“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等。1964年以后，“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了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予领袖的试金石。人们急切地想拿到一本小红书成了当时的流行病。在北京城郊的新华书店门口，“在雨雾中，一字人蛇阵，秩序井然地缓缓向前蠕动，蚕食着高大的书山。”
这股狂热甚至走出了国门。驻非洲某国使馆的一些人，在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手中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而走进驻某国使馆的客厅，就像“误入了一家政治书店”。
（摘自《畅销书风貌》，武汉大学出版社）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点滴拍卖天天上新、3万多古籍、50万高清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