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调性
“新想法是危险的。但是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救赎服务。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敌基督的口号是‘和平与安全’。而今天我们必须害怕敌基督，而不是害怕世界末日。”Paypal的创始人泰尔（Peter Theil）
这是Paypal的创始人泰尔（Peter Theil），在柏林参加施尔马赫奖（Frank-Schirrmacher-Preis）颁奖仪式时，发表获奖演说的结语。在演讲中，他认为现在在德国只存在着一种格蕾塔（Greta Thunberg）式的绿色未来的想象。通过绿色计划人类向自身动用否决权，它鼓励一种由末日恐惧所驱使的最低限度的行动——拒绝旅行，拒绝生育，拒绝肉食等等，由此从自然中获得安宁，以及最终的救赎。泰尔认为，“全能的否决权与其说是德国人的想法，不如说是德国人的心血来潮，渴望从现代性中退回到绿色自然中的诗意生活。鉴于20世纪的灾难，人们可以理解这种伊甸园主义。然而，向它投降并不能保证未来有如画的安全和稳定”。
他的这一段讲话，可以说捅了德国当下政治最大的马蜂窝。著名专栏作家、时评人弗莱什豪尔（Jan Fleischhauer）把绿色政治称之为“德国目前唯一建制化的政治”。撇开气候问题不谈，从泰尔对他“祖国”的这段批评中，或许我们能够拣取出代表“泰尔们”（硅谷的精英们）的核心标签：创新、危险和救赎。
德国专栏作家和时评人佩谢拉（Alexander Pschera）在描绘硅谷的精神时，认为“漂浮”是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的标志——在有与无、虚与实之间不断交替。所以，为了获得硅谷精神更完整的拼图，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些标签的反题。就像泰尔既做到了反对精英，又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他似乎认为，如果你笨到可以买我卖的产品，你就真的不配使用它。只有在“漂浮”中，硅谷这个巨大的谜团才会慢慢地对我们祛魅。
颠覆or假装的创新
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道博（Adrian Daub）去年年末出版了他的新书——《科技巨头所谓的思想：对硅谷思想基石的探究》。在全书的开头，他写道，“这是一本关于思想史的书，而这个地方喜欢假装它的思想没有任何历史”。科技精英们“假装”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思想基础，无非是想要强调他们思想的颠覆性、原创性。从常春藤名校退学是他们人生早期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颠覆性行为。这些科技精英们从公路文学家凯鲁亚克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们同样憎恨正规学校教育所强加的思想和生活惯例。辍学既是对自我的回归，也是对世界的开放。当你退学时，你摆脱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但你保留了对发生在你身上事情的意义的控制。对这些意义的重新叙述和包装随即成为了他们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神话光环。
《科技巨头所谓的思想：对硅谷思想基石的探究》
在硅谷，这些辍学的“诸神们”打造了各成一体的神话叙事。不过，他们也急需一套人间理论使得他们的“神话”看上去更具正当性。此时，安·兰德出现了。兰德英雄式的个人主义和她的天才美学，已经嵌合在了科技行业的每一行代码和每一件产品上了。它们并不脱胎于任何预先存在的规则或社会时代精神，它们的意义来源于其创造者独特的思想。这样的描述似乎更适用于艺术家们的创作。但是，看看马斯克高速铁路的隧道挖掘计划，这不失为一种行为艺术——个人天才的纯粹宣泄。
然而，道博教授在书中会告诉我们，这些特立独行的行为也并没有像这些北加州的精英们声称的那么原创。硅谷企业的颠覆性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它们继承了该运动的反权威和反精英主义的核心。与欧洲大陆的68一代相比，加州的反主流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成立了数量惊人的公司，并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因为，私人商业公司被硅谷的嬉皮士们看作是对当时美国强大的国家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一种反叛。
如果说嬉皮士精神在反主流文化的浪潮中扮演了破坏性角色的话，那么麦克卢汉在硅谷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首先，他带走了人们对于新媒体的恐惧。在《理解媒体》一书中，麦克卢汉传达了他的重要信念，信息传递的方式比信息本身更能影响我们的自我意识，影响我们的人格。也就是说，媒介或平台比内容更为重要。你若想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就必须转向媒介或平台。这种对内容的弱化很可能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尽管硅谷不断发明的平台依赖于内容，但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平台和媒体创造的东西在这里才算是作品。另一方面，内容是为所有那些没有足够智慧来写代码的人而存在的。例如，向Yelp提供免费餐馆评论或向Facebook提供帖子的消费者。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创新不仅是特定的时代思潮和氛围的产物，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公众的失忆症和对新潮的迷恋，将一些现有的事物包装成了伟大的创造，然后，钻法律的漏洞进行高价贩卖。道博教授在书中以Uber和Lyft为例，“揭穿”了硅谷的某些创新，仅仅是对监管漏洞的机会主义利用。这两家共享汽车巨头正在通过他们“创造性的破坏”，慢慢地摧毁出租车服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积极的观念，在科技行业它成为了神圣的信条。所有存在的东西现在都值得被颠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开脱罪责的代名词。Uber这样的公司坚持对颠覆的崇拜，因为它使其商业模式合法化。它们的司机是独立承包商，没有议价能力，没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护。无论是Uber为司机设立的奖励计划，还是分配车次的算法，似乎都是为了惩罚司机的驾驶行为。然而，监管总是缓慢、审慎和滞后的。在政府决定这些经营行为是否真正合法之前，科技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时间差，不厌其烦地向你解释他们是如何与众不同。声称一些看似颠覆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的连续性的一部分。
在拆解了高科技公司的假装创新之后，道博甚至发现了硅谷隐秘的同质化倾向。他将这一思想倾向追溯到了法国文化人类学教授吉拉德（René Girard）对硅谷的影响。他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吉拉德作为硅谷思想先驱被人知晓，还要归功于泰尔。他在斯坦福上学时，曾选修过吉拉德的宗教人类学课程。泰尔曾经说过，“吉拉德的思想是通往过去、通往人类起源和历史的门户。它是通向现在和心理学的门户。它是通往未来的门户。所以，它是一种全景式的理论，超级强大，与人们通常听到的东西格外不同”。吉拉德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关于欲望的拟态性学说。这个理论首先是反直觉的。因为，他并没有说大多数人的欲望是模仿性的，而是说这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欲望。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欲望都是复制的欲望。但恰恰是这种绝对性，许多人最初会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些欲望是真实的。
吉拉德的这套理论也给硅谷的同质化的倾向奠定了基础。当然，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套理论适用的对象恰恰是在硅谷创业的斯坦福毕业生。这些年轻人都来自相近的社会阶层，接受相近的教育。但同样是这些人，在吉拉德的帮助下，现在可以自相矛盾地解释，人类其实和他们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反过来告诉人类它真正需要什么。如果有人问这些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他们真正认识多少其他人，他们可以回答说，他们根本不需要认识别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吉拉德。吉拉德理论的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从一个小型、同质的圈子里得出结论，并且声称，这一结论代表着广大群众的需求。
美国硅谷
危险or安全主义
哲学家维里利奥（Paul Virilio）在他2005年出版的小册子《真正的意外》中断言，现代性对不断创新的迷恋，同时孵化出了危险。意外和灾害在此不是隐喻，而是“实在”——事故是一切新事物的结构性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世界就是事故。进一步了解他的论证，可以提出一个论题：如果事故不是例外，而是正常状态，那么每一个技术项目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构造。由于这种缺陷，有一种强迫性的永久改进。高科技公司产品的发展几乎无一不是对这一观点的重复印证。比如，计算机病毒和与之相伴的杀毒软件的出现。技术进步本质上是防范风险（事故）能力的不断提升。
保护（防范风险）一直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从石器时代的洞穴到现代的复杂官僚机构都在履行这一职能。然而，人类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排除了危险的“安全空间”。在克罗马农人的洞穴里，剑齿虎被禁止挂在墙上。因为，即使在安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象征，威胁总是存在的。无论是契约性的文件，巴洛克歌剧，还是恐怖电影，都是为了将外部世界的不可预测性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内，但同时又在内部重新创造新的外部（风险），使大家更容易地接受这些风险。然而，随着高科技公司不断深入风险的腹地，他们带给了人们一种幻觉，技术的进步能消除一切风险，为世界打造一个安全空间的乌托邦。
安全主义（safetyism）在当今社会中不可阻挡地迅速崛起，大众越来越不愿意承担作为生命本质的风险。高科技公司在现实世界中顺应了这股潮流。前不久，扎克伯格宣布了将Facebook打造成一个三维元宇宙的最新计划。这一计划也可以被视为“安全主义”的一种表达。一个完整的经验世界，可以用VR体验来代替，人们可以在其中移动而没有身体上的危险，并且过滤掉所有威胁性的内容或人——这的确会是一个完美的“安全空间”，没有传染性病毒和有毒思想。专栏作家刘易斯（Norman Lewis）认为，虽然过去有很多虚拟现实乌托邦失败的例子，但是，这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元空间可以真正受益于对‘安全’空间的强大政治和文化需求。用户将能够创造他们的沉浸式现实，在其中他们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化身’混在一起，而不需要冒险去工作或与人面对面地交流。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安全’的呢？”在这种背景下，外部世界和那些可消除的危险必须被“表现”得更加危险，这促使人们要求越来越多的“安全空间”，从而启动一个无穷倒退的过程，直到最后根本就没有不受保护的外部。
在这次大流行病的防控中，不少专家学者将过度保护的防控政策解释为新的“安全主义”的表现。一个完全由社交距离、口罩和居家令主导的世界，反映了人们对与陌生人交往可能产生的哪怕是最轻微的风险的恐惧。现在我们很容易接受由健康专家来重塑我们共同生活的轮廓，这是因为安全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碾轧了任何其它可能的阻力。从情感层面上看，似乎有一个反馈循环，即我们变得越安全，任何剩余的风险就越难以忍受。
当然，这样的健康安全主义社会的建构也摆脱不了高科技公司。比如，西方各国政府都以建模师提供的各种流行病学模型作为防控措施的最重要依据。他们认为每一个风险都是一个“错误”，需要一个合适的算法来“修复”，这也许是我们数字时代的最大错误。政客们喜欢借着“跟随科学”的口号，通过将决策权交给算法来对冲风险，由此也方便地规避了政治责任。然而，这些流行病学模型的预测从事后来看，几乎每个都错得离谱。也许，高科技公司在“分子”（生物制药）层面上“制服”（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了大流行病，但是，算法终究没能破解“人”（流行病）的问题。因为，病毒以人为载体，它的传播受到人的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终究难以被数字化，所以对病毒传播的预测也就逃脱了算法的捕捉。对算法和模型的过度依赖，表现了人们对“安全主义”歇斯底里的追求。
在2015年出版的畅销书《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中，自由派专栏作家卢吉亚诺夫（Greg Lukianoff）和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教授为“安全主义”找到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根源。这个词最初针对的是“安全空间”和“触发式警告”的观念，它们弥漫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这些观念将学生与一切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惧或不舒服的事物与理念隔离开来。比如，在罗格斯大学，学生们公开要求触发警告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因为这本书可能增加学生的自杀倾向。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抵制奥维德的《变形记》，因为书中描写了性侵犯。《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苏克（Jeannie Suk）将此比作，“一个正在接受外科训练的学生，他的带教老师担心学生看到血液会很痛苦”。海特认为，触发式警告违背了最基本的心理学原则：帮助有焦虑症的人避免他们所害怕的东西的想法本身就是误导。如果学生们无法从他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同意的观点那里学到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将对他们造成巨大的智力伤害。卢吉亚诺夫和海特在书中其实已经指出了安全主义所面对的悖论：试图排除一切干扰的安全主义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内爆。对安全的迷恋最终会成为最大的事故和风险。
在泰尔的演讲中，他引用了保罗书信中的段落。这些段落给予了我们相似的警示，“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硅谷为世界提供了安全主义的愿景，同时也播下了下次事故的种子。当然，在惊恐中，科技巨头们又会为人类筑起下一堵防火墙。
救赎or徒劳
随着数字技术在工作中的引入。工作被重新发明了。它变得更加灵活，更加自由：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们喜欢的时候工作，不受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工作。工作在数字化过程中往往显得与众不同。一切都更加非传统，更加现代，更加没有等级制度。在大流行病期间，这些由数字化所赋予工作的新特质，变得更为显著。这同样也适合政治。
在欧洲，曾经有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让人们看到了技术介入政治，改变政治，带来一种终极救赎的希望。这场运动始于瑞典，致力于推动免费共享信息和数字隐私的海盗党在政坛上突然崛起。他们通过数字通信形式，力图摆脱等级制、科层制，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决策，这种新型的工具成为了推广“流动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的最佳载体。10年前，欧洲各国的海盗党在议会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席位。2011年秋，海盗党首次进入了柏林市议会，次年，他们在整个德国获得了高达12%的支持率。2016年，冰岛海盗党甚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成为了执政党。然而，这股由互联网刮起的政治旋风，今天几乎已经无疾而终了。无论是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异军突起，还是海盗党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都寄予了人们通过技术彻底改变政治的期望。硅谷的精英假设某种技术在各地都会产生同样的政治影响。这种逻辑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中东民主化的思考上，也塑造了他们对自己后院的思考方式，即关于教育、卫生和交通系统等。一切都容易受到同样的优化和破坏，硅谷的精英们声称一切尽在掌握。
《要拯救一切，请点击这里》
早在2013年，白俄罗斯的作家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他的第二本书《要拯救一切，请点击这里》中提到了两种必须警惕的倾向。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解决主义”。这种想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问题，从政治僵局到减肥，重新描述为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的事情。这位硅谷意识形态最猛烈的批评者敏锐地指出了这种技术解决主义本质上的问题，即它想用技术解决本质上非技术的人的问题。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进一步宣布了数字弥赛亚主义在政治上的破产，“这种互联互通的弥赛亚主义并没有成真。相反，数字通信正在侵蚀社区，侵蚀我们。它破坏了公共空间，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主导数字通信的不是‘同情’而是自恋”。
在韩炳哲看来，数字技术带来了群体结构的变化，创造了新的群体，即“数字群”（der digitale Schwarm）。这次群体结构的变化堪比“大众”的出现。群体心理学的奠基人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正是大众的出现瓦解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形成大众的个体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他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形成了无意识、低智力的集体心理。而数字群和这种经典的“大众”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韩炳哲认为，前者是一个完全没有灵魂和思想的群体，“人与人的偶然聚集尚不能构成大众，只有当一个灵魂、一种思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团结的、内在同质（homogen）的群体单位”。由于，数字群没有灵魂，所以，它无法发展成“我们”（一个共同体）。他们无法协调，无法团结，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行动力，“与大众不同，数字群不是内聚的，它无法形成一种声音。网络暴力也同样缺乏这样一种声音，因此才被认为是噪音”。韩炳哲对数字群的这一诊断，可以说点出了数字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本质性尴尬，即它是反政治的。
参考文献：
Adrian Daub，What Tech Calls Thin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llectual Bedrock of Silicon Valley.
Frank Schirrmacher，Ego: Das Spiel des Lebens.
Byung-Chul Han, Im Schwarm: Ansichten des Digitalen.
Paul Virilio，Der eigentliche Unfall.
Evgeny Morozov，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What Is It About Peter Thiel,
Adrian Daub: Silicon Valley – ein Tal der Vordenker?，
Die Litanei vom Schicksal，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Facebook’s metaverse: a virtual Safe Space，
You Are the Object of a Secret Extraction Operation，
Überwachungskapitalismus ist die Mutter aller Krisen，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