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方毅是中学生，考试总是垫底。
天，老师让她去办公室谈话。
本以为又要挨训，结果她拿到一张演讲比赛报名表，题目：影响我最深的人。
梁芳仪纳闷得很。
她刚转学回国，中文都还说不利索，老师怎么挑她去比赛？
原来，是她发到网上的一篇日记把老师打动了。那篇日记名叫——《妈，我恨你》。
梁芳仪为什么恨她妈？
在她的演讲稿里，有段“控诉”很戳人：
我最不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
最亲近的，最为陌生；最深爱的，最为痛恨。
#亲情，何以成仇？#
无法与原生家庭和解的，远不止梁芳仪一个。
去年的这部金马七项提名作《美国女孩》，丝丝入扣地拍出中国家庭的痛。
怨
梁芳仪（方郁婷 饰）的家，是一个破碎的四口之家。
五年前，母亲（林嘉欣 饰）带着她和妹妹（林品彤 饰）去美国念书，留父亲（庄凯勋 饰）一人奔大陆挣钱养家。
这事儿在当时（1998年）不稀奇。
亚洲金融危机的震荡还没过去，台湾经济很不景气。
惊喜配角曾宝仪
就像大部分传统的中国家庭。
父爱沉默无声，化作为妻儿生存的奔波；母爱潺潺如溪，渗入孩子成长的鸡零狗碎。
这对父母选择牺牲自己，来把孩子脱轨的人生拽上轨道。
走出去后，似乎一切向好。
梁芳仪考试经常拿A，在美国是拔尖的资优生。
只五年时间，她和妹妹都说得一口地道英文，就像不折不扣的“美国女孩”。
父亲也常常从远洋通话中，幻想出一幅阳光普照的景象：
什么东西都是美国好，美国棒
那时候，美国梦吸引无数失意的青年，让他们做着一场逆袭翻身的美梦。
既然如此，如今又为何回来台湾？
一个变故——母亲患上乳癌。就像冲洗胶片的显影剂，曝露出这个家庭的真实面貌。
2003年团圆夜，新生活的开始。
迎接母女三人的却是灯光暗黄的老破小，拨不上号的网络，和掉落在地板上的白色壁癌。
父亲的生活索然无味，和她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那美国的生活真就美好？
如果是真的，走出去后，又何必半路倒车。
大到付不起医药费，小到三餐得靠折价券省吃俭用。美国的花销，是这个家不能承受之重。
看似一切向好，其实锚在原点。
梦醒了。
这便是电影的中心——梦醒之后，如何直面彼此和生活的疮痍。
如果你看惯了强情节的故事片，或许会认为《美国女孩》不够味。的确，全片看下来，仅仅是一家四口的日常。
吃饭、上学、吵架、治病......琐碎得就像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贾樟柯曾这样评价尤里斯·伊文思的《雨》：
虽然电影有讲述故事的非凡能力，但电影也可以不讲述故事。电影可以拍摄一种抽象的感受，模模糊糊的诗意，就是朦胧的诗意，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美感。
这种“抽象的感受”放到《美国女孩》，就是一股气。
中国家庭里无时不在的，莫名的——怨气。
就像团圆那晚，安顿好孩子后，两夫妻坐在床头叙旧的对话：
-你还好吗
-不好又怎样
-你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住的
-就这样住啊，怎么住
短短四句无效的单向沟通，和双人床上方的婚纱照形成互文，道出他们的“熟悉又陌生”——
明明想说“我也很关心你”，说出口的却是“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这家人的关系，如同滋生壁癌的旧屋，潮湿，又暧昧。
是长期分居让感情褪色，还是文化差异让一家人生出罅隙？
在肉叔看来，以上只是导演借助的外力。
中国家庭里飘忽又根深的痛——被这层外力一把扯出了清晰的脉络。
恨
回到开头的问题：
梁芳仪为什么恨她妈？
更准确地来说：
这一家四口，为什么互相憎恨？
是的，恨着母亲的同时，梁芳仪也被她母亲所恨，起码在她看来是这样。
从母亲口中，梁芳仪通常听不到什么好话。
母亲递来果汁，她推回去说：我不喜欢喝这个。回应她的，却是一句没来由的怨言：
你长大之后，你得癌症就不要怪我
对孩子健康的紧张，出口时却更像诅咒。
同样，梁芳仪帮手术后的母亲搓澡，本是母女俩的温情时刻，对话却不受控地脱轨：
母亲：反正妈妈可能也活不久
吵架时更甚，母亲还会把癌症怪在梁芳仪头上，说自己是因为孩子才搞得人生没得选。
我不是为了你们待在美国的话
我哪会得癌症
母亲的癌症，如同定时炸弹。
总是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炸开，伤及所有人。
留下的，是一次次自我防护的回房关门声。
同时关上门的，还有心房。
站在梁芳仪的视角看，自己才13岁，要怎么消化这一切？
不就是反叛、对抗？
正如她演讲稿里的“控诉”：母亲的恐惧变成了她的恐惧，母亲的软弱使她变得更加软弱。
与母亲的共生，正拖着她往下沉，让她想逃，想高飞。
她常说：我想回美国。她的房间贴满了马的照片，她形容在美国骑马的感觉：
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说完，她露出了在家人面前不会有的笑容，是对自由的一丝回味。
但，梁芳仪真就那么喜欢美国？也不见得。
从转学报到那天起，她就不断被中式教育里的规矩一点点规训。
原本长长的辫发，被修剪成乖巧的学生头；一口地道的英文，在应试教育面前反而水土不服。
老师和学生间严格的长幼有序，也让她不明就里：
为什么接过作业本，要用双手？为什么说出自己的意见，会被理解成顶嘴？
为什么下课铃响，不能下课？为什么成绩差，要被体罚？
但她所有的不适应，在老师和父母看来，都只是因为她不够努力。
没人问她，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换句话说，梁芳仪想回去的不是美国。
只要没有亲情绑架，没有规矩束缚，换作任何一个不是美国的地方，她都想逃往。
这样的梁芳仪，不就是很多人的过去？
谁没做过远走高飞的梦？谁的青春期不是一部与父母的对抗史？
但，凡事有个“但”。
以上只是梁芳仪的视角。
我们在谈论原生家庭时，往往会忽略——被责难的父母，他们的视角是怎样的？
爱
有网友说到点上：孩子的委屈比天大，那妈妈的委屈呢？
在梁芳仪看来，母亲的暴走是故意的。
她“死”字不离口，就是想把整个家搞得鸡飞狗跳，让全家人跟着她被病痛惩罚。
实际上呢？
当孩子“控诉”时，往往意识不到他“控诉”的对象——父母，同样是受害者。
片中有这样的一幕。
在阳台上烧纸钱，母亲喃喃自语：妈妈受礼后，就不能给外公外婆烧纸钱了。
这话显然是说给自己听，毕竟对面的小女儿懂什么呢？
可小女儿却答她：那这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听完，母亲鼻子一酸，把小女儿叫过来抱住。
妈妈想要抱你一下
这时候的她没有怨气，是柔软的——这是患癌后，她第一次得到家人的理解。
切换到父亲视角看这一家，事情同样不简单。
他的形象再典型不过。
平时只埋头挣钱。母亲跟他诉苦，他没耐性听；孩子问他要自行车，他骂孩子不懂事。
小女儿因SARS被隔离。接到母亲电话时，他正准备上大陆出差，立马就火冒三丈起来：你在搞什么嘛，不是叫你不要去吗？
这话任谁听来都没有关心，只有埋怨。那，从父亲的视角来看呢？
后来一家人接到医院的通知：小女儿隔离结束，安然无恙。
父亲第一时间跑下楼去接她回家，跑着跑着，就在楼梯间崩溃成了泪人。
事情尘埃落定，他才敢示弱片刻。
那听上去像埋怨的火冒三丈，对他来说，不过是表达爱的笨拙方式——我不能倒下，我要撑起这个家。
又比如母亲。
她总是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谈死，破坏气氛。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对方的责怪和不欢而散：
今天本来好好的，你硬要讲这些事情
就不能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吗
门一次次关上，就像往母亲的脸上，扇了一个又一个巴掌。
总把“死”字挂在嘴边，是为什么？
小女儿被隔离前，曾问母亲：妈妈，我会死吗？
看——母亲是怎么回应小女儿的，抱住她，安抚她：
妈妈在啊
这就是母亲需要的理解。
不是什么“我为你牺牲，你就得偿还”的亲情绑架，更不是“我被病痛惩罚，也要拉你们下水”的暗黑报复。仅仅是——
她的脆弱，需要被看见，被抚慰。
一句轻轻的“我在”，就好。
可“理解”二字，看上去简单，却是爱里最奢侈的互动。
去年另一部台湾口碑作《瀑布》里的母女，体现了同款心灵障碍：
母亲诊断出思觉失调，女儿问医生自己该怎么做，医生回答：最重要的是理解她。
这简单的八个字，女儿听完更不知所措：
我要怎么理解她？
是啊，书上没写，老师没教，连父母都只是“学生”。
内敛的东方人不仅对爱的表达很笨拙，给予理解的方式也常常搞错。
正如《美国女孩》这一家。
父亲和梁芳仪，从来没对母亲说过“我在”吗？
其实都说过，但，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你总是能选择
像这部电影大部分时长所展示的碎片——
对方在场时，爱是带刺的，甚至是恶毒的话语；往往是对方不在场时，爱，才是自然的，没有防备。
日子一天天过下来，堆积的不是爱意，而是怨气。
在期待与践行的错位中：
那句“我爱你”，已被曲解成“我恨你”。
更何况，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里有一套“父慈子孝”、“家和万事兴”等被长期信奉的传统准则。
像梁芳仪对母亲的抱怨：她可以做得更好，这一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对方是好父亲、好母亲、好孩子。
可谁又问过：
父亲想不想像无情的钢铁一样坚不可摧，遮风挡雨？
母亲想不想被冠上“母性”的名义，为家庭无止境地奉献？
孩子又想不想被湮没个性，懂事又乖巧？
这些观念，常常拔高了我们对家人的期许。
期许演变成义务，再恶化成桎梏。
爱被封锁于此，动弹不得。
当对方展露出一点的“不配合”，就变成了破坏家庭和睦的搅屎棍。
被亲情绑架的受害者，又何止孩子？
这个家，也不总是在吵架。
最温情的片段，是父亲出差回来后，一家人晚饭前的打闹。
女儿们在帮父亲染发，母亲坐一旁择菜，时不时望向父女三人。
一幅阖家欢乐的画面。
此刻，他们是好父亲、好母亲、好孩子。
但，这样的温情如何长久？
生活总有风雨。
坏事不被谈论，它还在那里；问题不去解决，它不会消失；
家人的软肋你不去看，它依然会逐层渗透，刻进你的皮肤和血液里。
无论你逃去多远的地方，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别处。
幸而，片子的最后，梁芳仪悟出了答案。
逃避不是真正的挣脱。
解开枷锁的钥匙，不是远方的自由。
始于内心的自由。
今日打工人：假章刻制中心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