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火车》往哪里走？——
王相夫、李浩、关哲大胆铸造军
王相夫：赵军，首先祝贺你长篇小说发表得好。真是高兴的事。
坦白地讲，初读这部作品，我曾一度认为这是一部快餐式的青春小说，尤其是从前言部分了解到，小说完稿于2013年，当时你应该刚刚大学毕业。如果不是在此前已经看到过你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对你的写作已经有了不错的印象，我很可能会武断地放弃这样一部精彩的小说。幸运的是，我用一整天读完了它，少有的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很棒。我很好奇，你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有没有因为年龄和题材的原因遇到过一些误读，或者因此给出版和发表带来了一些困扰？周朝军：祥夫老师一开口就戳中要害。这部小说确实完稿已经有四个年头了，与我的中短篇小说相比，《九月火车》的确命运坎坷。长篇难发表，年青作者的长篇更难发表，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还是题材不讨巧，好像一沾上大学校园，尤其是当下的大学校园，就不严肃了，不纯文学了。我能想象得到，二十年以后，甚至只需要十年以后，大家再看《九月火车》就会不一样，因为有了年代感，历史感。有了年代感，历史感，直观感受上就厚重了。但现实情况是，我在2013年就交出了这部作品，此后四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向四家杂志社投递了这部作品，与我预想的一样，稿子很快就进了他们电脑的回收站。我这么说，不是批评各位编辑，毕竟我在写作这个行当里还是新手，我也不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作者。
在杂志社这边碰了壁之后，退而求其次，我开始尝试着在网上连载，以前没这么干过。出乎预料，在豆瓣阅读频道连载一个月，就拿了他们一个最佳连载奖，几乎是同一时间，十几家图书公司通过豆瓣给我发来了邮件，表示想出版这部作品。我对图书市场不太了解，随意挑了其中一家，签了合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预付款。前面的环节太顺利，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没想到。直到合同到期，这家图书公司也没能拿到《九月火车》的书号，他们转述说，出版部门给的答复是三观不正。我不服气，又从此前发来邮件的图书公司里选了两家。于是让我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和第一家公司如出一辙，我先后轻松地拿到了他们的预付款，也先后收到了他们类似“三观不正”的答复。事不过三，我开始不自信了，开始自我怀疑了，直到收到《时代文学》这边拟用的通知。
压抑了四年之后，终于等到了曙光。如您所说，我真是高兴坏了，收到消息的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自斟自饮，狠狠地喝了一顿酒。无巧不成书，收到《时代文学》通知的第二天，此前签约的三家图书公司中的两家，在相差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前一后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书号已经不成问题，愿意马上续签合同。但此时我对出版已不再迫切，还是让《九月火车》先开回山东老家，开进2017年冬天，开进《时代文学》吧。
王祥夫：你是如何想到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酝酿了多久？另外，以我对你的了解，《九月火车》这部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很多人物应该都是有原型的吧？
周朝军：关于创作，我有一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能认同，您也能认同：不管是大作家还是小作者，不管他一生中的创作是何等的丰富，他的审美趣味、文学观都会受到他成年以前的经历和阅读的深刻影响，而审美趣味、文学观会不自觉地渗透到一个作家的创作中，并将或大或小地影响他一辈子的创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平凡的世界》。承认《平凡的世界》是影响我最大的一部书，一定会让某些人失望。如果我搬出一部外国作品，尤其是那些在国外也十分冷门、十分小众、十分前卫的作品，在众人面前，我立马显得学问渊博高深莫测起来。当我说出一部非洲东部地区某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某个八流作家作品的时候，我相信，即便是我的同行，也会立马对我另眼相看，我甚至能够想象到他们假装也看过这部作品时那心虚的表情。尽管《平凡的世界》发行量无与伦比，影响过千千万万的人，但在文学界，它得到的评价和它的影响力却极不匹配，说的直接点，《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界评价不高。然而恰恰是这部作品，使我走向了写作的道路，并深深地影响了我23岁以前的写作。为了向路遥致敬，也为了尽早放下路遥对自己的影响，我写了这部我自己心中的《平凡的世界》——《九月火车》，算是向以前的自己告别，向路遥告别。有意思的是，在创作《九月火车》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可能高估了路遥施加给自己的影响，或者说，我再一点点摆脱路遥的影响。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该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写作的。所以，《九月火车》虽被读者谬赞为当下版《平凡的世界》，但我还是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九月火车》就是《九月火车》。
写作《九月火车》我大概只用了40天，但是细究起来，我足足酝酿了6年。一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或者一些碎片化的情节，直到2013年春天，这些人物，这些碎片化的情节，才一点点在我的word文档里串起来。
说到小说的原型问题，我坦白从宽，《九月火车》基本算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我性格的不同侧面，现实中的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家世。我兄弟姊妹6人，出生六个月就被父母过继给了我单身的大舅。小说中大舅的形象完全照搬现实，一丝一毫的虚构都没有，连名字都一样。还有像小说中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人物都确有其人。
王祥夫：我注意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女性形象——水芬小姨。与你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水芬小姨这个角色显然更饱满，更符合我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可否简单的谈一下这个人物。
周朝军：我刚才有提到，水芬小姨这个人物现实中却有原型，但是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问题，这里我不便多说。但有一点可以谈，就是水芬小姨这个人物确实代表了我对乡村女性的美好想象，她是我心中真、善、美的化身，但很不幸，现实中的原型比小说中的水芬小姨命运还要悲惨，她三次丧夫，至今孑身一人。
王祥夫：如果我们单从题材出发，把《九月火车》划归青春小说，那么你觉得，相比于图书市场上其他的青春小说，《九月火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朝军：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它的整体气质上。青春小说也好，网络小说也罢，他们与严肃文学产生差异的根由，不是传播媒介，不是题材，不是受众，而是作者本人的文学观决定了作品的定位。我是在严肃文学的浸润下走向写作的，所以无论我书写何种题材，我的写作初衷都是严肃的，与那些带有快餐性质的青春小说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另外我还是想强调一下，一部作品严肃与否，和题材本身没必然关系，如果说书写青春就意味着不严肃，那么像《雾都孤儿》《哈克费恩历险记》《城南旧事》等儿童视角的作品，以及像张炜老师的《寻找鱼王》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又该如何划分？
李浩：还是应该先恭喜你，朝军。我是在九月的火车上读完《九月火车》的，老实说，因为此前对你的中短篇作品已有一个大体的把握，所以这次看到《九月火车》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好像一个拍惯了动作大片的导演，突然放弃了各种特效老老实实一招一式地真打了，让我看到了你内心真实的一面，看到了你这一代人的担当。另外。我注意到《九月火车》的电子版在网上很受欢迎，据说卖出了8万多册，这个数字如果放到图书市场上，算是相当畅销了。你连载的网站在宣传这部作品的时候，给了这样一个广告语，“当下版《平凡的世界》，小城青年的青春挽歌”。的确如此，小说中周鹿鸣这个人物，他身上那种朴实，那种坚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给大家谈一谈路遥对你影响吧。
周朝军：浩哥，您和祥夫老师真是默契，您两位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路遥对我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小说前言中有过清晰地表述，其中关于路遥的那两三个段落，我至今能够背诵，如果您不嫌弃，我背给您听：
十四年以前。
十四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某个傍晚，在小镇的一家旧书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知道了一个名叫路遥的家伙。随后两天，我逃课，躲在一条小河边的大树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叫孙少平的年轻人，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同样是一个傍晚，当我再三确认，我确实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树上跳下来，把头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记整个故事，然后重新阅读这本黄土高原上两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 但是，我不能。
十年后，我在西安，我依然不能，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傍晚，一个两天里只吃了一顿饭的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说给谁听。我大吼着，在学校那条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却依然毫无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没及膝盖的草坪上，面对着满天星斗，放声大哭。当我不久后得知这个叫路遥的家伙已经死去多年的时候，我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那一刻，我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个少年，像我一样，躺在绿油油的草丛里，面对满天星斗，放声哭泣。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堆起来，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尔也会有人把我称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当初的那个愿望。十年了，我没有写过一篇自己喜欢的小说。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我笔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时机是否成熟，准备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须写，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面目可憎。越不过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笔，写下哪怕一个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打开电脑，将键盘再三擦拭。
李浩：小说中有一个“贾先生”，我注意到这是他在你的小说中第三次出现了。前两次是在《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笔记》中。这个人是确有其人，还是你虚构的一个古典侠士形象？他是否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你心目中的古典主义理想人格？
周朝军：感谢浩哥提了这么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心目中的古典主义理想人格。
李浩：读《九月火车》，我能感觉到你是非常喜欢音乐的。谈一下音乐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周朝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虽然没和别的写作者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我很肯定，一定有很多同行像我一样，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尤其是在作品的开头部分，他们一定会播放一些和自己的心境或者作品的氛围相对契合的音乐，借此来寻找创作的感觉或者说状态。在创作《九月火车》的时候，我栖身在西安建国路附近的一栋破楼里，一年内先后八次把老板炒了鱿鱼，身上揣着一两百块钱和早已残破的理想。为了忘记现实的窘境，或是修补自己对未来的憧憬，我把自己关在不足30平的出租屋，一边循环播放着许巍，一边把电脑键盘敲打得噼里啪啦响。像各位所看到的那样，整部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理想主义气息，我觉得这股气息和许巍是分不开的，说得准确一点，和2013年春天我所听到的许巍是分不开的。
管季：很荣幸能与两位大咖一起来完成这次访谈，感谢朝军，感谢《九月火车》。应该说《九月火车》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双主线小说，主线之一呢，是围绕周鹿鸣、水芬小姨、乔雅、大葫芦老汉等人展开的乡村图景，主线之二是以周剑鸣、苏野、关琳、佴志全、唯佳等为主的小城青年成长史。在阅读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一条主线上的故事，都让我感受到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让我对自己曾经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不禁有一种想重新活过的冲动，尤其是想重读一次大学。但是，在临近小说结尾的几个章节里，小说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周剑鸣，他在经历了女友的母亲——也就是高干凌九凤女士摆下的家宴之后，突然就冷却了下来，选择了“逃避”（请允许我使用逃避这个词，也许对他来说，离去未必是逃避），对此，我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周剑鸣的结局又似乎只能这样……就这一点，我想听一听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周朝军：博士到底是博士，火眼金睛，第一个问题就抓住了周剑鸣这个人物的核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小说中借凌九凤之口对周剑鸣有过一个简短的概括，她说，“周剑鸣是飞在天上的人，可是飞在天上的人终究还是人，一旦落了地，就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能把女儿交给这样的人，他可以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却一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是一个完全精神化了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任何带有烟火气的结尾都是无法承担这个人物的结局的，所以如你所说，周剑鸣的结局只能这样，只能是离开。
管季：我读过你的不少中短篇小说，现在又读了这部长篇，对你整体的创作，我有三个问题想问。第一，与同龄作者相比，你的小说语言是出类拔萃的，你是如何训练自己的语言功底的？第二：紧跟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你的语言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像随着不同的作品一直在变换，但是似乎又都能看出某种相同的气息存在，请解释下这点。第三：除了语言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你的知识面，在阅读你作品的过程中，尤其是阅读你部分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储备在被你无情地碾压。我十分好奇，你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储备过程的？
周朝军：管博士，你这不是提问，你这是对我赤裸裸地表扬啊，我无法拒绝一个女博士如此真诚的赞美，我全盘接受了。
第一：关于语言，我没有过刻意的训练，但是从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写作这些作品的过程，无一不是一种训练。最初的训练应该是在中学的教室以及宿舍里完成的，记得那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要求学生每周完成一篇周记，几百字就可以，但是我往往两三天就能用光一本日记本。什么都写，但多半是半途而废的小说，而且还是长篇的架构。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看我一个人的周记比看全班同学的周记工作量还要大。我中学几年写过的不成型的作品，远比我已经发表的作品要多，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属于笨鸟先飞的类型，以前的我还是挺用功的。
第二：语言风格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每一部作品都该有它自己独特的气息，语言应该尽可能的去服务、去契合这种气息，所以在不同的作品中变换语言风格是必须的。另外，同一个作者，他在不同环境、不同心理状态下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比较放松的，写作速度会很快，但是在广州，我很难沉下心来，往往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不管是放松还是焦灼，这些都会渗透到你当时所写作的作品中。再者，比如我前面和浩哥谈到的，比如音乐啊，或者你当时正巧阅读到的某部书籍的气息啊，这些也都会影响到你正在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作品的风格是带有它的偶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明明构思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但写出来的却成了那样一个东西。但是，一个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决定一部作品气质的关键。所以，一个作者的风格无论如何改变，你总是能感受到同一股气息的存在，这是肯定的。
第三：关于知识储备这个问题，如果扯开了谈，那应该是一部专论。简单的说，我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前的阅读是最可靠的，它构成一个人知识结构中最坚实、最基础的一部分，成年以前的阅读，吸收得快，记忆稳固，往往能铭记一辈子。我成年以前的阅读确实比一般人要多，这么说吧，如果一本书以30万字计，我中学期间，每周能读两三本，周末的时候，一天能读一本。你可能要问，你不用上课吗？哈哈，我高中阶段还真是基本不上课。坐在课堂上，别人上课，我看小说，回到宿舍，别人睡觉，我打手电继续看小说。有时怕打扰别人，我躲在厕所里看，往往是快天亮了，我才回到宿舍睡觉。睡两三个钟头，到课堂上继续看。到了高三更疯狂，上课时间我直接爬到操场上的树上去看。这得感谢我的语文老师，是她对我的班主任说，“这个孩子你别管，他有他的目标。”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好人一生平安，哈哈哈。
管季；你在前言中所说，《九月火车》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小说中也还是写到了几对恋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几对恋人，无一例外地是男小女大。另外，我看到此前有读者给你开玩笑，问你是否有寡妇情节（好尴尬呀），比如小说中的水芬、陈丽云、芳姐、姚雪然全部是寡妇，这是巧合还是一种写作中的“无意识”？
周朝军：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这是揭短呢，哈哈。我不避讳，因为个人的身世原因，我对母爱有一种极度的渴望，这导致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的被赋予了一些母性的光辉，几对恋人中，基本都是男小女大，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可以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提供很好的范本。至于说寡妇情节，我是没有的，这不过是男小女大设置中的一种偶然，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主比没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主年龄大，这很好理解。
管季：小说中周鹿鸣兄弟俩实际上是兄妹6人，小说中对其他4人并未提及，能解释下是为什么吗？另外，小说中“大舅”这个角色让我深深地感动，但是在小说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何安排的是大舅，请简单解释一下。
周朝军：这依旧是个人身世问题，我个人现实中就是兄弟姐妹6人，我6个月大就被过继给了我的单身的大舅，我不知道父母之爱是什么，我小时候只有大舅、二舅、二姨、三姨这些人疼我。
管季：这部小说完稿于2013年的西安，在你另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你说起过你在西安的生活，那一年你先后8次被老板开除，和前女友一起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我想问一下，窘迫的生活对你这部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周朝军：三位老师真是默契，你们的好些问题都比较接近。前面谈过，写作时的环境和心境都会投射到作品中，2013年的我，只能用窘迫形容，我想不出别的词。这种窘迫投射到作品中，可能就是周鹿鸣那种坚韧的性格，可能就是“高干子弟爱上装卸工”这种带有意淫色彩的恋爱模式。这就好比有过劳改经历的张贤亮，他的小说中，男主总是在女主那里得到精神和肉体的救赎。有学者概括这叫“落难才子遇佳人”模式，古典小说中很常见，比如《李娃传》《红拂女》、《西厢记》，再比如《聊斋志异》中那些穷秀才与美丽的狐仙、鬼女的爱情。
管季：你对汶川地震的描写，让我想起了评论家杨庆祥对80后作出的一个评价，他说80后是没有历史感的一代，直到汶川地震发生，这个事件凝聚起整个这一代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读你的小说我就有这种感受，小说中那些不羁的年轻人，也都是80后，他们好像在震后突然就成熟了，就开始重新思考了。汶川地震那年，你应该刚刚成年，谈一下汶川地震对你和你的这部小说的影响吧。
周朝军：我写汶川地震是比较刻意的。你说得对，我笔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么的激扬青春，他们要成熟，要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我要让读者看见他们的担当，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写了进来。当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1年，08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谁都回避不了，必须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