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孝公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孔子真。
龚孝拱本人也极其聪颖，具有做学问的天资。之所以无端背负引导英军火烧圆明园之恶名，实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文/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尤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1860年10月，一个名叫龚孝拱的中国人，引导英军劫掠并焚毁了圆明园。这一说法，不知何时开始在中国社会的民间坊市中广泛流传。虽然龚孝拱的父亲龚自珍是清代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批评家，但就龚孝拱个人的地位与作用而言，可以说仅是一个不入流的无名之辈。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至北京，首先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其后，英军又纵火予以焚烧。这是中外历史学者一致承认的历史事实。在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其间，特别是其后，一些中国的当地穷民百姓乘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哄抢、盗抢园内物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时的一些笔记、野史，虽有中国奸民首先劫掠圆明园的记载，但并无具体明确的姓名指称，更无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的说法。笔者经过对部分史料的爬梳与分析，初步厘清了这一说法的来龙与去脉。
据笔者对相关史料涉猎所及，较早记载当地穷民首先抢掠圆明园内物品的，大概是时人陈代卿，他在《庚申畿辅纪变略》（1905年排印本）中记载说：自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后，“奸人乘机焚掠，京城九门皆闭，西北烟焰涨天，无人过问也。洋人知园中内变，接踵至，各园皆火，三日夜不息”。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或强调的是，在早期记载中并无“贵族穷者”或“中国奸民”的具体人称指代。
谁最先提出龚孝拱“汉奸”说？
最早有具体人称指代的，大概是光绪年间的杨圻，他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写成的《檀青引》记载说“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三朝御府希世之物，不知纪极掠殆尽”，后来清政府“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杨圻在此指明的李某，显然与龚孝拱渺然无涉，因为“李某”与“龚某”，无论是读音，还是书写，皆迥然大异。
但是，在其他的各种笔记、杂记、小说、野史中，龚孝拱成为了引导英军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清代末年的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以并不确定的口吻说：“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
1915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易宗夔在1918年初版的小说《新世说》中写道：“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被认为龚橙自取之号）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
此时的笔记、小说等，虽多指明龚孝拱曾与英军同至圆明园，但只是称其“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并未言其主动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但是到了1925年后，即开始有人明确指称是龚孝拱主动引领英军焚掠圆明园了。如1925年，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明确记载说：“龚孝珙（拱）为英人巴夏礼客，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世多以为诟病。”
1926年，陈文波在《圆明园残毁考》中记载说，当时，“圆明园之毁于英法也，其说有二：一为英法所以焚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英军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
国学大师章太炎，或许受其业师谭献所作《龚公襄传》的影响，在其《别录甲第六十一杨颜钱》中亦曾记述称：“圆明院（园）之火，橙单骑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
以上这些记载，多属私家笔记，或某些学者的个人认识，看过此书的人数毕竟有限，因而对于社会民众似无重大影响。但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讽刺小说——曾朴所作的《孽海花》和蔡东藩所写的《清史演义》就大不一样了。
曾朴的《孽海花》中，描写有一青楼女子褚爱林（曾为龚孝拱的小妾），曾问孝拱为何引领英国人火烧圆明园。龚孝拱竟然说：“你当我老子是好死的吗……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样的病，喜欢和女人往来，他一生恋史里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无奇不有。”龚自珍因与宗人府明善的侧福晋太清西林春偷情，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定庵与太清事》、《定庵之死》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后因事泄，“被满州人毒死在丹阳”。从此以后，我就和满人结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指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之变，我辅佐威妥玛，原想推翻满清，手刃明善的儿孙。虽然不能全达目的，烧了圆明园，也算尽了我做儿的一点责任。人家说我汉奸也好，说我排满也好，由他们去吧！”
经过《孽海花》中这一似真似假，亦真亦假的文学渲染，龚孝拱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一事，不但传播日广，且令人信以为真。
据谢兴尧先生说，他曾“闻之父老相传”，龚孝拱来京后，“以发辫盘之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御革履，出入洋兵营舍，俨然一洋人矣”。在京的一些官僚士大夫，皆为龚自珍之故旧，“最初使人劝孝拱，勿陷于不义之行”，但是孝拱仍是我行我素，毫无改悔之意，众人“乃知孺子不可教，遂由惜而惋，造作边言蜚语”。
讹可以传讹，何论演义小说？三人可以市虎，百人如何？千人万人又将若何呢？龚孝拱引导英国人火烧圆明园一说，遂犹如铁案一般，令人坚信不疑。
龚孝拱真是“汉奸”吗？
许多历史事件，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有分歧的。尽管有不少人认定龚孝拱是引领英国人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但也有不少人对此说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在这些人中，可分为“明事而辨理”与“疑事且疑人”的两种人。
所谓“明事而辨理”者，即是说，有人虽然也承认龚孝拱的确曾引导英国人到圆明园进行抢劫，但其实是另有苦衷。他们认为，当初龚孝拱将英军引领至圆明园，是有意转移他们的抢劫目标与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侵略者的贪欲，从而使首都北京免于战火兵燹，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于清廷，乃至中国。
1910年，《国粹学报》主编邓实在《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序》中说：“孝珙尝引英兵烧圆明园，世人每以此短之；然孝珙自谓实奇计，盖以一园而易都城数十万人之生命，其保全为至多也。”由此可见，邓实虽然认同了龚孝拱引领英军焚毁圆明园之事，但同时又借用龚孝拱个人的说法，在某种程度肯定了其保全京城及城内数十万人生命的良苦用心。
所谓“疑事且疑人”者，即是对龚孝拱本人曾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一事持完全否认的态度。
最早持“疑事且疑人”态度者，大概要数龚孝拱的好友谭献了。他说：“咸丰十年英吉利入京师”，有人“或曰挟龚先生为导”，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当时龚孝拱只不过是警劝英军头子，尽快“换约而退”，局外之人不明其中隐情，“遂相訾謷”。
为孝拱辨诬者，皆是近现代学者。据笔者所知，为龚孝拱辨诬的当代学者，主要是大陆学者叶斌和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
叶斌先生《龚孝拱事迹考》一文，其主旨虽主要是全面考证龚孝拱的生平事迹，但在相关问题上，作出了“可以推定龚孝拱没有引导英人焚烧圆明园”的结论。
经过对所能涉猎到相关史料的分析以后，笔者认为，所谓“龚孝拱引导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说法，的确为三人市虎的传讹之言，不足为信。理由有四：
第一，凡是叙说龚孝拱曾引领英人火烧圆明园的，大多是一些笔记、野史，甚至是小说，没有较为严肃或为史学界所认可的权威史料。
笔者并不认为，凡是笔记、野史、小说所载，皆不可信，凡是所谓的官方正史所记，一定可信可靠。但是，我们在描述、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时，若皆用稗官野史之类的材料，人们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认同其历史的真实与价值的。对于某些特殊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征引一些稗官野史的材料，只能起到补正史资料之不足，或对正史加以佐证的作用。笔记、野史或者小说，必须要有正史资料的佐证才有其史料的价值。
英军焚毁圆明园之事，无论是对于清廷来说，还是曾经参与对英法交涉的清廷大员来说，抑或是封建士大夫来说，都是痛心疾首，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但是，笔者遍查《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国史学会所辑《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号称中国近代四大日记之一的《翁同龢日记》和《李慈铭日记》等，虽多有当地奸民匪人于英法联军抢劫之后，乘机入园哄抢的记述，却没有发现龚孝拱引领英军入园焚抢的任何记载。
第二，某些笔记野史所述，皆极其简单，既无史料根据，又无其他口碑依据。有些具体情节，过于文学渲染，且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清史演义》描写说，“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其中的恒祺，字子久，时任清廷的武备院卿，官居正三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协助恭亲王奕訢对英法交涉。据恭亲王奕訢的奏片说，10月18日辰刻，正当奕訢与恒祺“谆嘱商办”对英法交涉之事时，“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接探讨报，夷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由此可见，英军焚烧圆明园时，恒祺根本没在圆明园，何来与龚孝拱的这一会面与对话？
又如，冒广生（字鹤亭）在《孽海花闲话》中载：“英使（威妥玛）在礼部大堂议和时，龚橙（即龚孝拱，笔者注）亦列席，百般刁难，恭王大不堪，曰：龚橙世受国恩，奈何为虎傅翼耶？龚厉声曰：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贫至糊口于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语。”
这又是一段颇为形象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学描写，但决非信史。正因《孽海花闲话》多有无稽之谈，才引起了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质疑，撰写了《丁香花》一文。经孟先生考证，龚自珍己亥年（1839年）出都，死于辛丑年（1841年），而奕绘死于戊戌年七夕（1838年），因此，《孽海花闲话》中所谓龚自珍因与奕绘的福晋有染，而被奕绘用鸩酒毒死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地下枯骨岂能寻仇？
龚孝拱之所以无端背负引导英军火烧圆明园之恶名，实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其恃才傲物的狂士言行，引发人们的不满。
《清朝野史大观》称，龚孝拱“性冷僻而寡言语”。王韬也说龚孝拱，“性冷隽，寡言语，俦人广众中，一坐即去”按之龚孝拱本人的说法，自己平素时生性懒拙，尤懒于“友朋书问”。对此，虽有“一二知者或不为怪”，但大数人却不能理解，因而“生平以是罪□于人，谗间因之而入”。由此看来，龚孝拱只不过是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不大合群，兼带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然而，事情远非仅此。“孝珙学、行，皆有父风”，“聪明逾乃父，狂亦过之”。
龚孝拱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龚自珍，“世族蝉嫣，家门鼎盛”，家中各种善本藏书极其繁富，“甲于江浙”，且“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本”。龚孝拱年少时天资绝人，聪敏好学，生来就是一个著名学者的好材料，“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钞录，别为一书，以故于学无所不窥，胸中渊博无际”。此外，他不但“兼能识满洲、蒙古文字”，而且还“日与色目人游戏征逐，弯弓射云”，绝非一般的文弱书生。平生著述甚多，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灯考》二卷，《时文集》四十卷，但因个人的孤僻性格与怪异品行，死后无人愿意为其整理，更无人愿意为其刻印著作，故此皆散佚不传。
龚孝拱早年“治诸生业久不遇”，后又多次上书言事，“以策干大帅”，然终“不能用”。不知龚孝拱是因科场失意，怀才抱略，不见推达，而形成了逆反心理，还是继承了老子龚自珍的那种才高气盛，行为狂狷的遗传基因，抑或未脱有些文人稍有才学便成狂士的窠臼，其狂傲更是为世人所难以接受，不但在古文经学方面“求微言大义于晚周西汉，摧陷群儒，闻者震骇”，同上。在人情世故、接人待物方面，更是天马行空、避世绝俗。
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半伦传》中记载了龚孝拱的又一惊人狂傲之举。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说龚孝拱有奇才，希望能够将其纳入麾下，量才擢用。有一次曾国藩因事至上海，不惜屈尊设盛宴款待龚孝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宴正酣之际，曾国藩“微露其意”，以言语小心试探。不料龚孝拱竟然哈哈大笑说：以我目前的地位与状况，“公即予以官，至监司止耳。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请勿及他事”。当时的龚孝拱，尚是一介布衣，不但无官阶，且无功名，而当时曾国藩，不但是官居两江总督之职的封疆大吏，且是士人颇为敬重的理学大师，学术领袖，而龚孝拱颇不以为然的监司，即是监察地方府、州、县的行政长官，一般指布政使（从二品）或按察使（正三品），至少也是道员（正四品）。龚孝拱甚至提出自己做官不能在两江总督曾国藩之下，由此可见龚孝拱是何等的狂傲倨慢，放荡不羁，恃才傲物，又有些玩世不恭。曾国藩或许是理学修养颇深，有宽厚容忍人之度，或许是不愿与其一般“见识”，“闻其语，噤不能声，终席不复语”。
孙静庵的这一记载，或许多有捕风捉影、夸大渲染之嫌。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他曾向新授浙江巡抚、留办江宁军务的曾国荃力荐过龚孝拱，但被孝拱婉拒。龚孝拱致函赵烈文称“沅浦中丞（即曾国荃）忽辱书见招”，本人深知，此“皆吾弟为之延誉”，且“中承过听”了。其实，本人性格“迂拙径直，懒率不合时宜”，本“无足当用，皆足下所审知”。函请赵烈文代替自己向曾国荃“从容陈辞”，以“遂其猿鸟之性”，如能遂愿，“皆出厚赐矣”。其后，赵烈文又多次向曾国藩力荐龚孝拱，但因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海道台应宝时等人从中作梗播弄而未果。事后龚孝拱再次通函赵烈文致谢说，“足下大是血性，久成绝调。而于鄙人尤承始终不弃，实深泣感，知我者其谁乎”，此次之提携力荐虽然未果，但却“既使橙不失礼，亦不失节，尤感大德，勿复再言”。以上所记两事，或许即为孙静庵上述记载的演义之张本。
尽管如此，傅增湘先生对龚孝拱的这一狂士行为仍持一理解、赞许的态度。他说，龚孝拱其人“博学多闻，为人跌荡负奇气”。正因其人“特以怀抱奇略，无所发抒，又好为新奇异谊可怪之论，为世骇愕”，遂被人们贬斥以“放诞奇辟之行”。不但如此，傅先生还颇有些为龚孝拱鸣冤鸣不平之意，“呜呼！自古有非常之才者，恒负举世之谤，岂不重可哀哉！”
在现实社会之中，持傅先生这样见解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不喜龚孝拱之狂狷，为其冠以恶名，也可算是“人之常情”了。
其次，是其个人品行不为社会所接受。
人若确有奇才，表现得狂傲些，被人称为“狂士”，有时是可以为人所接受的。但若此人不但狂狷孤傲，且品德恶劣，无伦理、藐纲常，行止怪异，被人视为“怪人”，就真的要为士人所不耻，难以见容于人，见容忍于世了。龚孝拱怪诞之大端有四：
第一，名怪，字怪，号也怪。龚孝拱最初名公襄，字昌匏，又字孝拱。后来他的名字屡改，且越改而越发奇僻，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晚年又自号半伦。更有人称，龚孝拱还有诸如“饮酒食肉眠花僧、江上一爷、毋毋”等骇世骇俗，怪异奇僻的名号。
第二，无五伦之德。
1、曾引领英军劫掠烧毁圆明园，此是谓无君臣之伦。
2、龚自珍死后，龚孝拱整理父亲的文章，每当读到他认为不当之处，不但随意删削涂改，而且将其父的木主牌位置于案前，每改动一字，就用小竹板敲击木主说：“某句不通，某字不妥”，权当夏楚，以示惩罚。因为你是我的父亲，我才为你改正，以免你谬种流传，欺蒙后人等。另外，他的两个儿子“来沪省亲”，看望父亲，亦“辄被逐”，毫无父子之情。此是谓无父子之伦。
对此，谢兴尧先生并不认同。他说：“孝拱虽狂傲，当不至悖逆至此。斥其父不通或有之，若对其父木主施以夏楚，则绝无是理。”遗憾的是，这仅是谢先生的主观推断，并未提出任何史料根据。然而，冒广生先生在其《孽海花闲话》中说，虽然“龚（孝拱）敲其父神主，未知有无，惟为其母作行状，状中极言自古母之慈者，无过其母，父之恶者，亦无过其父，则事实也”。他还特别言之凿凿地强调说，这是其“外祖周季况先生，曾亲见之”。马叙伦在《龚孝拱遗著》中也记载说：“孝拱之祖父为段懋堂女夫，而孝拱直斥懋堂《说文注》，不逊也。”由此看来，有关龚孝拱悖逆父子之伦的记载，似乎确有其可信之处。
于此，邓实先生则是另有其独到之见解。他认为，龚孝拱对于先父文集的删改，就学问、学术而言，是恰当而必要的。他说，“世人每以孝珙为荒谬好改其先集，又尝谓其祖不通，父半通”，因此而讥责龚孝拱悖逆不道。其实，此说大可商榷。就一般情况而言，即使是“寻常人于朋友遗稿，尚不敢稍下朱墨，而况于父子之尊乎？”龚孝拱对父亲遗稿文集的“删定”，虽“可谓过严矣”，但龚孝拱“诚聪明绝特有识见人也”，于古文六经，精谙纯绝，故“其所改，实有过于其父者”。
3、龚孝拱独居上海，“与妻十数年不相见”，亦不通音信，待之若弃妇。此是谓无夫妇之伦。
4、龚孝拱的一母胞弟念匏，来上海看望兄长，但龚孝拱却待之漠如路人，“亦不相睦”。此是谓无兄弟之伦。
5、龚孝拱或因性格孤僻而离群索居，或因目无余子而睥睨一切，“恒好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而行”，同上。无朋少友。此是谓无朋友之伦。
人们以其虽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然而尚爱其妾，尚且算得略近人情、略懂人性，多少还剩了半伦，故多以“半伦”称之。
不知龚孝拱是破罐子破摔，寡廉鲜耻，倒行逆施，还是为人豪放不羁，恃才傲物，玩世不恭，视封建伦理纲常为无物，其本人竟也以“龚半伦”自称。
第三，是其生前的行为怪谲，颇出常人之理。
一般而言，文人名士，多有收藏珍本书画、金石碑刻等的嗜好，往往视之若性命。但龚孝拱却于临死之前，尽“出所爱碑本，其值五百金者，碎剪之，无一字完”。
这一说法，出于龚孝拱好友王韬的《淞滨琐话》，本应是极其可靠而可信的。但是，如果从人之常情、常理方面去揣度推断，笔者似乎更认同陈乃乾先生的解释。他说：“《淞滨琐话》所记孝拱剪碎碑本，值五百金者，与真相略有不符，亦非发狂疾也。”实际上，龚孝拱于古籀文的研究，及写定六经等，皆是“致力甚深，欲有所撰著，恐摹写失真，遂以钟鼎文原拓本，及木刻薛氏、阮氏诸书，剪入自己稿本中”。现今有其手稿数册，藏于“杭州高野侯家，可证也。其所欲撰著者，体例略如《说文古籀补》”，只可惜“未能成书”。也就是说，龚孝拱之所以不惜剪碎其碑帖拓本，是为了纠正某些学术著作中的错误，向人们提供最为原始可信史料的需要。其实，龚孝拱对于自己“所藏碑贴，敞帚自珍”，是颇为珍爱的，临死前决不可能将其彻底毁坏。一个突出的事例即是，龚孝拱曾“因计较价值，且不惜与二十余年来平生第一知己赵烈文绝交，安肯剪弃乎？况遗物流传，皆可踪迹也”。
陈乃乾先生的这一解释，绝非其主观臆断，有诸多史料记载可以佐证，龚孝拱的确具有以金石碑帖以论证他书之误的习惯。
其一，马叙伦在《石屋余渖》中说，龚孝拱对许慎所作《说文解字》的批评，虽“多向壁虚造”，即使是“偶有所中，亦不尽粹”，但是，龚孝拱“室中古今石罗列，其所著《理董许书》”，的确是“据古金石契文以正《说文》之篆，故每言篆误”。
其二，黄节也说，龚孝拱往往以“后出之金石陶器文字”，“以订许君（许慎）之误”。黄节：《理董许书跋》，桥川时雄主编：《文字同盟》第二卷，第十一号，汲古书院1990年影印版。
其三，龚孝拱致赵烈文第二十五函也说，其所“写定六书”，是“泝沿石刻，颇极搜罗，遂有著录，多发前人所不及”。
第四，挥金如土。
不少笔记野史皆说龚孝拱有钱时挥金如土，无钱时卖画为生。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半伦传》称：龚孝拱在北京时，“与灵石杨墨林善。杨素豪富，爱其才，所以奉之者无不至，日挥千金无吝色。杨死，半伦失所恃……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王韬为龚孝拱所作小传，亦有类似的记载。以上记载，本应不错。邓实亦曾说：“孝珙晚年寓沪，穷极无聊，至售其所蓄金石文字以糊口”，本人“于肆中，尚时得其手识金石墨本”。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龚定庵轶事》中还记载说，某年年底，有一故人之子至上海欲向孝拱借贷。龚孝拱说：“吾亦处窘乡，爱莫能助”，但是既然你来到上海，我还是要略尽地主之谊，次日遂“开筵大宴，且招梨园两部，灯火氍毹，讫漏尽始罢”。某人之子听说这一筵宴花费多达二百余金后，大吃一惊说，“吾仅贷百金，而不之许，而张筵演剧，用费若此。但分其半以与我，吾事济矣”。孝拱闻听此言，竟勃然大怒说“吾与汝父交契数十年，有无常相通，未尝有千金下者。今汝乃以百金之细，来向我称贷，辱乃父，且污我也”，于是命人“速封二百金付某少爷，令其速去，毋溷我也”。某人之子“再拜辞归，孝琪竟弗顾”。冒鹤亭的《孽海花闲话》也有同样的记载：“龚橙在沪时，值岁暮，有乡人来，欲假贷。龚即斥之曰，我安得钱。既而曰，君远来，今晚请聚丰园吃饭，丹桂听戏。乡人不敢不来，来则见戏园中间，凡十数方棹，来客及妓，皆与龚周旋。问所费几何，曰，四五百番，乡人曰，我所求于君者，只百番，君少请数客，吾得度今年矣。龚又斥之曰，百番亦值得向我开口耶，汝无出息，汝终身不必再见我。其不近人情诸类此。”龚孝拱晚年时，穷困潦倒，李鸿章怜其才，哀其贫，每月派人送去二百两银子，但龚孝拱照样是吃喝嫖赌。
再次，是其本人与外国人交往甚密，为某些国人所不齿。
如果说龚孝拱仅是生活上放浪形骸，不拘形迹，性情孤僻，为人孤高倨傲，做事玩世不恭，其人仅属私德有失，至多不过为人所疏远而已。但若其人有依傍外人之嫌，则难免给人以为虎作伥，大背公义的恶感。
许多笔记野史，均谈到龚孝拱在上海应英国人威妥玛之招，入招贤馆，为其帮办文案，做秘书之事。威妥玛对他十分欣赏满意，不但“月致万金为修脯”，而且凡龚孝拱外出所至，“辄饬捕者护卫之”。甚至还有人给其泼脏水说，“孝琪以其女为威妥玛妾”。
龚孝拱其人，不但于中国古文经书颇有研究，即于“欧罗巴语言文字”，亦同样是“耳目一过，辄洞精”。当时与王韬、李善兰、应雨耕、蒋剑人等人，皆在上海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内，与外国人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慕维廉等共同翻译西书。龚孝拱为英国人威妥玛办文案，做一些文字的整理、翻译、润色等确为事实，但所谓月致万金，外出有人为之护卫云云，则皆为过甚之词，意在彰明龚孝拱之卑、之恶。其实，就龚孝拱本人而言，并非如有人所言，其甘为外国人效力。如王韬日记所记，当英国人约其同往津京之时，龚孝拱本“甚不欲去”，但是几次拒绝请辞，“而弗能果”。由此可见，其随同英军北上的态度并不积极。
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开放，若在中外关系相对平和之时，凡在外国机构任事者，皆不免被视之为洋人办事者，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圆明园惨遭焚掠，中外之间的民族矛盾凸显，那些曾经为外国人办事者，自然很容易被国人视为寡廉鲜耻，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被今人称赞为进步人士的王韬、李善兰等人，当时尚不免受怨负谤，私德极差的龚孝拱，又的确曾随英军北上，被人冠以种种恶名，当然也就成为入情入理、顺理成章之事了。1924年，梁启超亦曾说：“孝拱为定庵子，圆明园之役，有间谍嫌疑，久为士林唾骂，或曰并无其事。”他认为，龚孝拱之所以蒙此不白不实之词，只是因“孝拱尝学英语，以此蒙谤耳目”。
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龚孝拱帮同英国人做些文字、文案工作，尚不过是“只为稻粱谋”，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无奈被动色彩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不但与英国人的关系密切，而且表现出很大的主动色彩；龚孝拱与英国人之间，已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字辅助关系，而是直接参与了地方甚至是国家的政治、外交等问题了。
例如，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以借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为职任的中外会防局。龚孝拱不但直接参与其机构的筹备及章程的起草等，在中外官员之间往来穿针引线，联络沟通，而且亲自出任了英国方面的办事局董，每月支领一百两白银。故此，不但赵烈文记载说：“借夷助剿之事，起于冯桂芬”，而“为之介绍于夷者，龚橙孝拱”。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一），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即使是龚孝拱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乞师之举，鄙人所发。”
由此看来，后人以龚孝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其人其事，来追溯其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言行，这一方法虽未必正确，逻辑虽未必成立，但却并非皆为空穴之来风，不为无因，不为无由。
（摘自《晚清的四张面孔》，王开玺著，东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