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学习组]
今天下午，习近平访问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合委员，并参加了联大，听取了意见和建议。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爱读书，特别爱读经典著作，他曾在多个场合谈文学、引经典，从古典诗词、经史典籍，到现当代文学、外国著作，甚至网络文化，均有涉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今天，我们再次倾听习近平的故事，体会总书记那份深深的文学情缘。
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文字：人民日报客户端 杜尚泽；摄影：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
1、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当年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是很多人的启蒙书
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2 、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同去的还有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有些学生有点家学渊源。我们都是背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3、“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到了寿宁以后，我要下车但下不来了，被颠得腰肌劳损了，后来让人把我抬下来，第二天才好。冯梦龙去了那么艰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岭，据说他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到寿宁以后，他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4、 读完《怎么办？》 睡光板炕炼毅力
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列宾《意外归来》
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
5、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浮士德》确实不太好读，想象力很丰富。我跟默克尔总理说，也跟德国汉学家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们说，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我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6、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
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古巴，特意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
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时去的。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吧。后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7、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
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8、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
荣国府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修建，已经成为当地一大文化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
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红楼梦》剧组正好要搞荣国府。当时要找依据，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他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宁国府的图，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呢？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从他那里找到了图。再就是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们讲，当然也是开玩笑。我记得，我们请冯老是1983、1984年的事情，冯老那时候还英姿勃发。
9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比如，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10、 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局长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他说，你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说，你这个“鸭子”就变一变吧，学着上架。在我选他之前，石家庄地区文联让他去当主席。他对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一直在犹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条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庄，谁给我做这碗菠菜面条呢？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我说，好，留下来干吧。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是说起来，贾大山有的时候显得很“天真”，如果听到一些他觉得亵渎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着，就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给他解释清楚了，他就很高兴。贾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
讲到贾大山，我们俩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一般是11点以后，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我去他家蹭顿饭。他们家吃饭就是菠菜面条，有的时候他到街上买一只当地的“马家”卤煮鸡，还有一种叫“跑肉”，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的。再开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两块钱一瓶。吃完之后，再来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儿来，我们开一个午餐肉罐头，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11、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
梁家河的窑洞和土炕，在这里，习近平度过了知青岁月
我和叶辛同志(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当时，我从延安坐卡车到延川县城，然后从延川坐卡车到文安驿公社，下车以后再徒步走15华里才到我那个村。这一路过去，走一步那个土就往上扬，比现在的PM2.5可难受多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开玩笑说，那叫PM250。晚上出来到村里的沟边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米，看着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我当时说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话——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嘛。当时对那里很不适应，有种距离感。但是，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晚上，我那个屋子就成了一个说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讲。最后，我发现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我说，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
12、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
王昌龄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是阎肃发言中提到的“边关冷月”的苍凉和肃穆
(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
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讲的“风花雪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诗文啊。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没有战味，那干嘛要穿这身军装啊？我们的军旅文艺工作者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今后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13 、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李雪健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他因“焦裕禄”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因“杨善洲”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谈了塑造杨善洲、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电影形象的体会)
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他演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当时演《渴望》的时候，我没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觉得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通过雪健同志所讲的，我感受到他与塑造的人物是真正的共鸣、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
14、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
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要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的，有的变成文艺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15 、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浙江美术馆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言：浙江美术馆已经与西湖融为一体，与环境合而为一，让西湖不仅具有了自然美，而且有了人文美，成为杭州的地标、浙江的地标，在浙江美术事业建设乃至全国的美术事业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浙江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2003年除夕，当时我还在浙江，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建在钱江新城，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
(本文首发于2016年10月13日学习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