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渡江战役，南下解放前中国的气势如虹。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们一方面准备出逃；一方面把关押在苏浙一带监所的共产党人集中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准备在上海获得解放前，镇压和屠杀狱中的一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密令藏杀机
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下达了一道密令——
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
一、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上监总字第八十四号代电暨附件均悉。
二、查暂缓释放之政治犯及巳，未决无期徒刑人犯暨未决死刑人犯，可移送定海及舟山群岛觅地羁押。所召人犯请贵监自行设法移送，至所需移送人犯交通工具及押送人犯警卫，本部当可协助办理。
司令 陈大庆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潜伏在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的主任书记官，中共地下党王容海获得密令后，第一反应就是国民党军警要对狱中的共产党人下毒手了，密令暗藏杀机！王容海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约见了他的地下党上级领导，中共社会部情报和策反的负责人吴克坚，向他报告了密令的全文，以及对密令的预判。
两人商量后，决定兵分两路：由王容海写一封措辞强硬的警告信，分发给与“密令”相关的执行人、检察官和法院院长等人。王容海在信中写道：上海即将解放，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证监狱内政治犯的生命安全。若有政治犯发生意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你们是问！
（吴克坚）
吴克坚决定实施的另一方案是：马上通过监狱中的地下党组织“警委”，取得被关押政治犯的名单，指示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的林亨元把名单交给同学翁正心，再由翁正心交给已被策反的提篮桥监狱典狱长王慕曾。
策反典狱长
时光倒流至1949年初，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的领导刘长胜、张承宗、张褀，会同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的领导人邵健、刘峰等人，商量过几套营救狱中50余名共产党员和民主革命人士的方案。但经过对各方面所获情报的比较权衡分析，觉得只有策反典狱长成功概率比较大。
1949年4月25日之前，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姓孔名祥霖。此人城府深，他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多次以身体不好为理由，给司法行政部递交辞呈。中共地下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策反的对象，于是，派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婿，地下党祁式潜多次接触孔祥霖，对他晓明大义，希望他弃暗投明。岂料，司法行政部不久批准了孔祥霖的辞呈，对孔的策反只得中止。
（王慕曾）
1949年4月25日，南京已获解放。一个身材修长，略带文人书卷气，名叫王慕曾的提篮桥监狱代理典狱长逆风上任。据上海地下党所获情报：王慕曾系浙江新登人。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曾出任过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陕西临潼等县的县长，还参选过国大代表。抗战胜利后，他回乡经商，因不善生意，闲居家中。经济状况拮据的他，迫于养家糊口而求职。1948年底，王慕曾通过他的妹夫赵伯勋，找到时任国民党司法行政部代理部长赵琛帮忙。此时恰遇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孔祥霖多次向司法部呈递辞职报告。赵琛就顺水推舟，通知王慕曾接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之职，先挂代理。1949年4月25日，王慕曾赴提篮桥监狱履职。为了扎牢在上海的根基，王慕曾到上海不久就拜会了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1927年曾担任过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
上海的地下党搞清情况后，吴克坚决定从多渠道尽快接近并策反王慕曾。吴克坚通过郭春涛和杨虎建立了联系；又通过杨虎推荐的人与王慕曾搭上了线；还通过民主人士王寄一与王慕曾面谈。王慕曾表示愿同共产党保持联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为了尽快落实提篮桥监狱内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营救工作。吴克坚又把此项任务交给了专事策反工作的林亨元、祁式潜。林亨元找到中学同学，当时已是国民党参议员的翁正心，请他直接去策反王慕曾。
见到王慕曾后，翁正心希望他为自己的家庭想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王慕曾直接表示愿弃暗投明，为共产党效劳，戴罪立功。
（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
翁正心道：“现在监狱中关押着一批政治犯，其中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听说马上要移送到舟山群岛去了，为防不测，你要设法利用典狱长的身份拖延移送时间，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最好悄悄把他们放掉。”
王慕曾忧心忡忡：“目前，上面盯得紧，放掉估计有困难。我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不让移送。你是否把需要保护的政治犯的名单给我，我在监狱内先把他们保护起来？”
翁正心想，在监狱内的共产党员用的都是假名，倘若我把真实名单给了王慕曾，会不会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不放心，借故推脱：“确切的名单我还没拿到，等拿到后再给你。”
绿叶西菜馆
翁正心把与王慕曾见面的具体经过通过林亨元汇报给了吴克坚。吴克坚反复考虑了王慕曾的言行，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已下达的移押政治犯的密令，决定把从狱警地下党获得的名单交给王慕曾，让他把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尽快保护起来。
此时王慕曾也再次联系翁正心，说有紧急情况，请翁正心尽快把名单给他。于是，两人约定在提篮桥附近一家生意比较清淡、地理位置可以进退自如的绿叶西菜馆见面。
几道西菜上齐后，和翁正心共同前往的林亨元抿了一口咖啡，劝说王慕曾：“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上海了。共产党对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律采取宽大和给出路政策。你要解除顾虑，寻找一切机会，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人民做些善事，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
随后，他把狱中50个政治犯的名单交给了王慕曾，并叮嘱他：“特别要注意保护王中一等几位共产党员的安全。如他们出了事，拿你是问。”王慕曾不断点头称是，他告诉林亨元：淞沪警备司令部已下达密押令，要把监狱内的犯人押解到舟山群岛，在押解途中或在舟山群岛上对他们可以采取“特别处置”。他正在以各种理由设法拖延执行，保证政治犯的人身安全。
临分手时，王慕曾不放心地对林亨元、翁正心、祁式潜一行说：“回监狱后我一定保护好政治犯，但你们也一定遵守诺言，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我的家室和亲人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决不能言而无信，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林亨元当场表示：共产党人说话算数，请典狱长放心。
（提篮桥监狱老围墙）
回到监狱后，王慕曾让在监狱中当卫生课课长的妹夫赵伯勋以检查卫生为名，优先改善了政治犯的生活条件。5月20日，王慕曾把政治犯从“和”字监房移换到条件较好的感化院二楼。并特地关嘱下属在伙食、放风、活动等方面尽量善待。
王慕曾还和赵伯勋一起到监房亲自点名。每叫到一个犯人，就温和地叫他们站起来，和他们聊上几句，旨在辨认，加强印象，特别是林亨元、翁正心提及的王中一等人，王慕曾已了然心中。
5月23日，王慕曾已获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解放上海的总攻。他把王中一、虞天石、王明远等共产党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寒暄一番后，王慕曾说：“我是这里的典狱长，你们是我监狱里在押的犯人。我已接到密令，你们的生命可能危在旦夕，但我愿意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也许，几天后这里就天翻地覆，我们之间就要对调换位了，恳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这段患难之交。你们出狱后给我留个通信地址、联系电话，我们继续保持这段友谊。”
第二天，王慕曾依然对自己的后路显得十分焦虑，他再次把王中一等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表达自己是如何保护他们的，并恳请王中一能否为他写一张书面证明。
黎明见曙光
监狱中的地下党并不知道中共社会部吴克坚等人策反典狱长王慕曾的事，因为分属两个系统。监狱中的地下党只接受中共“警委”的领导。为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在最后时刻杀害狱中的政治犯，警委命令狱中地下党马上行动起来，开展武装护监。
（赵英盛）
早在1944年，上海地下党“警委”就在提篮桥监狱中开始发展中共党员。山东肥城人赵英盛是监狱中第一位发展的地下党党员，之后又发展了两名看守人员入党，成立了党支部，赵英盛任支部书记。1949年初，监狱内已发展了120多名共产党员，几乎遍布监狱内所有科室。
5月24日清晨，赵英盛把监狱中20多名共产党员骨干和一些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对他们进行了分工布置。上午8时，一名地下党员进入电话总机室，负责监控往监狱对外唯一的联系线路。为防止敌人告密，同时也保证对外联络畅通。赵英盛命令他：即刻起，必须坚守岗位。电话只允许接入，打出去的电话必须经过他批准。张宝善等人进入监狱警卫课，负责掌控各监房的钥匙。赵英盛又带领宁奎元、尹志超、何景祥等人来到枪械库，命令枪械库管理人员拿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每个护监人员还在左臂缠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
（1935年的提篮桥监狱大门）
当天，黑漆漆的监狱大门紧闭。人员和车辆严禁进出。护监人员佩枪在狱中各自岗位上巡逻。典狱长王慕曾因事先已被策反，他对赵英盛表示：对护监行动绝不干涉。
当天，关押政治犯的各监所已不上锁。他们可以在整幢大楼内自由走动。有的人还跑到监房楼顶，听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判断战局的进展；有的甚至还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5月25日，苏州河南岸大部分获得解放。
林亨元打电话给典狱长王慕曾：上海就要全部解放了，你可以把监狱内的政治犯释放了。王慕曾道：“林先生，不是我不放啊。外面还有枪声，我怕放出去不安全呐！”
林亨元不放心，提出要叫王中一来接电话。王慕曾不敢怠慢，即把王中一叫来接电话。王中一告诉林亨元：“我们现在人身安全没问题，在狱内可以自由走动。如果出去了，万一中流弹，反而不安全。”王慕曾向林亨元表示，他一定会保护好这些政治犯的安全。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立即释放监狱中的共产党人。
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由监狱接管专员毛荣光率领，进驻提篮桥监狱，正式宣布接管。张祺和苗燕群也赶到监狱，会见了王中一，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45名共产党员全部被释放。
5月29日下午2时许，王中一率领45名共产党员，举着用自己的被单和席子制作的“跟共产党走”的横幅和旗帜，列队走出监狱大门，与亲属和前来欢迎的各界群众会合，在欢呼和口号声中，一直游行到静安寺。（陆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