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泽兰小生
9月18日事变后，对抗日军的第一枪是当时辽宁省警察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黄贤成打的。
当时，他率领2000余名警察与日军在沈阳展开巷战，与不战而退的东北正规军形成强烈对比。那么，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抵抗之后，又是谁打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枪呢？
一、日本虽投降，战争仍继续
许多人觉得答案不言而喻。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军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用跨时代的武器打出了自己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枪”。
实际上，美国方面还曾酝酿过一个预计投入250万兵力、旨在攻占整个日本的史上最大登陆作战“没落行动”（Operation Downfall），不过这个直指日本心脏的“灭国一击”未能获得实施机会。
8月8日，结束对德作战的苏军也大举南下掀起了“八月风暴”，日本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眼见大势已去，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5日向世界公开发表了那份有名的《终战诏书》。次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宣布全国为欢庆抗战胜利而放假3日，饱经苦难的人们顷刻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打住！虽然当时的人们确实因战争胜利而欣喜若狂，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火就此彻底平息。特别是在形势复杂多变的东方陆战场上，全面反攻并非简单的最后一击，反而更像是开启了一场混合着多种政治因素的新较量。
先看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
以往的不少文章都将发生在湖南的芷江会战（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称作国军的对日最后一战，但距学者秦俊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发生在河南境内的南阳会战（1945年3月21日至8月19日）更符合这一历史定位。
是役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4.8万人，日本方面投入兵力7万余人，西峡口成为双方争夺最激烈之区域。此战之所以持续到了8月15日之后，盖因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的日军与外界彻底失联，每日仍顽固地实施半小时炮击，直到8月20日方才放下武器并无条件接受了中国第一战区发布的受降命令。
次日，日本派出的乞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抵达芷江，与时任国军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就具体受降事宜进行接洽，双方至此全面止战。
再看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公开声明；其后两天，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各地中共武装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要求各部对日伪军展开受降工作并坚决消灭一切顽抗拒降之敌。在美国的授意与蒋日的协商下，中国境内所划分的15个受降区全部由国军部队单独负责，在华日军只接受来自于国民政府的受降命令，对于中共方面的投降要求一律无视，甚至准许其采用“武力自卫”的方式进行拒绝。
不过，正如《让子弹飞》中张麻子的经典台词——“他要是体面，你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你就帮他体面”，对于自愿放下武器的日军，八路军均给予其受降资格，而对于那些顽抗到底分子，则给予一记重拳。
在迫降作战（1945年8月15日至9月2日）期间，八路军武装累计解放中小市县150余个，并取得了两项重大战果：
其一是八路军在苏军的战略配合下，于8月23日解放了民国时期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这也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范围内唯一一座大城市；
其二是东北抗联及地下党组织协助苏军主力，于8月26日攻克了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的虎头要塞，这是日军与盟军之间最后一场大仗，后人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终结”。
与西峡口日军不同的是，虎头要塞内的日军其实通过广播听到了《终战诏书》，但业已疯狂的高级军官们坚信这是敌人的心战宣传，逼迫守军战至全军覆没，将本来已要结束的战争又血腥延长了11天。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东宁要塞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部分暗堡在8月15日后仍有小股日军活动迹象，直到8月30日才在苏军的火力打击下完全消失。
▲解放张家口经典画面：大好河山
二、解放战争期间的日寇作乱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与一众同盟国代表在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之上，正式履行完了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法律程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喜讯在国内广泛传播时已是次日，这就是今日我们选择在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的由来。
9月9日，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代表128余万日军，含驻台湾及越南之日军，不含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了投降书，留下了那个永载史册的经典画面。
随后，中国战区内的16个受降区（含境外北越区）分别举行了各自的受降仪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着手准备审判日本的战争罪行，中国一方面派人赴东京全程参与，同时亦在国内组织各地高等法院与10个特设军事法庭，对有罪的日籍军政人员、汉奸、间谍等进行审判，包括“南京屠夫”谷寿夫在内的145人得到了应有的正义制裁。
如果只看这一条时间线，大多数人并不会感到有何独特之处，欧美国家对德国战败后的处置流程基本与之相同。可当我们将这条时间线放在更大尺度上来比对的话，日本投降后的这段历史就变得复杂起来。
用冷战史的标尺来衡量，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美国在日本处置问题上“前紧后松”的态度转变，时至今日，欧美国家与中俄两国在二战纪念问题上都未能步调一致，究竟是纪念“五八”、“五九”还是“九三”，小小的日期选择背后藏着大大的政治学问。
当时，国民政府不允许中共方面参与所有官方受降仪式，并纵容一部分日军作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将抗战进行到底”，打响了对日寇的“战后之战”。
首先，对于那些身处中共武装活动范围之内、尚未参与国民党方面受降活动的日军部队，我方均自主举行了相应的受降仪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1）1945年12月的沙沟受降，即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在山东枣庄临城的沙沟火车站，完成了对约1000名日军的受降；
（2）1945年12月的高邮受降，即华中野战军在江苏高邮城内，完成了对891名日军和3493名伪军的受降；
（3）1946年1月的华丰受降，即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山东华丰矿区的津浦路东太平站，完成了对约3000名日军的受降。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于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的高邮战役，粟裕领导下的华中野战军采用武力进攻与心战劝降相结合的方式，仅用一周就以微小代价拿下了日军盘踞6年之久的高邮城。当然，一直希望日伪军帮助自己“看住”高邮城、等待时机成熟后再来接收的国民政府，肯定不会对这场“抗日最后一役”给予什么正面评价，也不会给参战者颁发什么勋章。
▲高邮受降仪式
其次，对于打着“反共”旗号作乱的日本法西斯顽固势力，共产党方面均给予了严厉的武力惩戒。日本战败后，在华日军及侨民被分批遣返回国，但由于人数过于多、时间较长，不少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国共内战的历史进程中，这在长期受日本殖民的东北地区尤为典型，譬如东北野战军就留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与医护人员。国民政府判断敌友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反共”，就拿东北来说，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两例。
其一，1945年11月的辽宁鞍山剿匪作战。出关的八路军部队为了保卫这座刚解放不久的工业城市，与有3700人之众的邓国庆匪帮展开长达3天的激战，一举歼灭了这个由关东军残部、伪满洲国军警宪兵、国民党特务、当地土匪杂糅而成的反动武装。同一时期，鞍山市公安局还破获了山宅裕次郎、纪凤武等人“制造暴乱冲击党政机关、里应外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犯罪计划。
其二，1946年2月的吉林通化平暴作战。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支持下，与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达成了所谓的“合作协议”，打算发动一场以当地已投降日军为主力、日侨汉奸及国民党人员从旁协助的全面暴乱；2月3日凌晨，包括近4000名日本人在内的约1.3万名暴乱分子向共产党党政机关发起进攻，八路军凭借1000余人的有限兵力，在1天内取得了毙敌1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的辉煌战果。这一事件的史料在1985年被吉林文史委员会汇编为《他们为什么死在中国？》一书，后来还拍摄了同名电视剧。不过，鉴于参与暴乱的日军此前已被缴械，这场平暴作战尚不能动摇高邮战役“抗日最后一役”的地位。
▲同名电视剧海报
阎锡山也有主动联日的表现，他打着“防止山西赤化”的幌子，耗费重金聘用了大量日军日侨为己所用，人数最多时超过1万人，又补充进入不少中国士兵接受日本军官指挥，编成“崭编独立第十总队”（后更名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原“华北派遣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旅团长今村方策担任总队司令，独立第14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司令。后来，这些残留山西的日本人在1947-1949年间大多归国，余者在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的太原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
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西残留日军被击毙人数在500以上，被俘人数约1000人，元泉馨、今村方策在绝望中自杀，而另一名重要头目城野宏则在被俘后接受了新中国的审判，在法庭上供述了自己参与指挥残留日军对抗解放军、亲眼目睹日军化学兵向解放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情形。
1949年4月23日，随着太原获得解放，这段被阎锡山强行延长的日军侵华史被解放军彻底斩断，中国大陆上再也看不到任何日本侵略者横行作乱的身影。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是解放军，在东方战场的太原城下，打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枪。
三、尾声：亚洲上空不散的阴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距离战争胜利之日已有75年，距离中日邦交恢复已有48年，距离冷战时代结束也有29年。但这并不代表那些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日寇被扫入了垃圾堆，恰恰相反，他们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以各种各样的面目融入到了战后75年的历史当中。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将重整旗鼓的希望寄托在了一部分日本军官身上，他台北圆山开办了一个有70余名日本军人担任教官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在1950-1952年间累计培训4696名国军各层级军官。
这群日本教官由冈村宁次牵线募集而来，带头人为化名为“白鸿亮”的原第23军少将参谋长富田直亮，简称为“白团”。这些日本人还秘密参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推演拟制，可以说在假想层面上和解放军又进行了一轮隔空较量。
对于韩国来说，其建国起家的国防家底几乎全部来自于日据时代的伪军部队，而那个带领韩国经济腾飞的军事强人朴正熙，年轻时就曾以“高木正雄”的日籍朝鲜人身份就读于伪满洲国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在伪满洲国境内与抗日势力作战。
日本战败后他逃回国内参加韩军，之后一路高升至陆军少将，并于1961年发动军事政变改写了韩国历史。
▲蒋介石与白团成员
在日军曾经肆虐过的马来群岛地区，1974年接连爆出了两条奇闻。1974年3月10日，一位名叫小野田宽郎的52岁日本老兵在菲律宾卢邦岛上，正式接受了来自老长官谷口义美少佐当面宣读的停战投降令，结束了他在山林中长达29年的顽抗生涯。
据报道称，他和其他几个早已投降或死去的同伴，在数十年间在当地累计造成了高达130人的伤亡。无独有偶，9个月后的12月29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本国的摩罗泰岛上，也找到了有一个形同野人的54岁日本老兵中村辉夫，令其在躲藏“敌人”近30年后重见天日。
日本老兵三十年不投降的新闻本就令人啧啧称奇，但更令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则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犯下过众多杀人罪行的小野田宽郎，竟然在日本政府的斡旋下获得了菲律宾总统的赦免，并且以“不屈英雄”的姿态重返故土，成为了媒体争相报道的“昭和精神代言人”，一直活到2014年1月16日才因肺炎死去，终年91岁。
至于那些死在他枪口下的无辜生命，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
▲投降后的小野田宽郎
读史至此，不禁令人长吁短叹。
附录：文中“对日最后一枪”相关事件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