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第一届平遥影展《血雨奖》最佳导演奖，并在不久前公布的金马奖上超过《大护法》，获得最佳动画故事片《大世界》(原名《好极了》) 1。
49岁的刘健承担了导演、编剧、配音、特效等二十多项职能，这是他“一个人的动画”。《大世界》开头，一段文字提醒观众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它引自托尔斯泰的《复活》：“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刘健多次提到《复活》，他认为对照当下中国的景观，这些词句仍然有它的价值：“《大世界》的故事差不多发生在春夏之交，春天毕竟还是春天，它包含着善意，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春天依然还在，希望也还在。”
迪士尼动画的反面
《大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但到头来却都被命运改变了。中国南方小城，工地司机小张为了给女朋友去韩国整容，抢劫了老板的100万，几股来路不明的势力得到消息后对小张展开疯狂追逐，几个人的命运就此产生交集。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但似乎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白天，天气总是阴沉灰暗，街道一副颓败，到最后一场大雨洗刷了一切。刘健给电影的英文名取作“Have a nice day”，颇为反讽。
“如果把昆丁•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制作成一部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动画片，大概就是《好极了》的样子。”在一些影评人看来，这个故事投射了这个时代金钱至上、信仰缺失的顽疾。“费穆奖”颁奖词盛赞，“它不仅仅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动画影片，也是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电影文本，它拓宽了中国电影的表达空间。”
工地司机，包工头，“杀马特”情侣，“民科”夫妇……电影里出现的小城小人物心系外面的世界，他们关心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喜欢讨论上帝与佛，思考自由和贪欲的关系。《大世界》的名字由此而来，制片人杨城说，《大世界》还有一层比较本土的趣味：“中国三四线城市有一些娱乐场所喜欢叫这个名字，大世界夜总会，大世界KTV。”在刘健创造的“大世界”里，铺天盖地的楼盘广告、店铺招牌、标语、横幅，还有网吧、保健按摩、菜市场等烟火气的场景，构成了间离又熟悉的市井生活。
想要进入刘健创造的世界并不容易，它另类的画风隔绝了一部分被迪士尼动画熏陶的观众。小范围点映之后，有观众留下类似评论：“我不认为它够格成为一部在院线放映的动画电影，制作方面太粗糙了，静止画面占了全片至少五成，人物基本上没有连贯的肢体语言。”的确，期待看到类似《寻梦环游记》的观众或许会感到愤怒，《大世界》里没有一个人物称得上“可爱”，与平滑流畅的动画相比，它就像是老式磁带，时常给人卡顿的嫌疑，完全素人班底的非专业配音，令不少人感到生硬尴尬。从首日2.3%的排片量来看，影院经理似乎也并不信任这样的独立动画能在市场上掀起多少波澜。备受冷落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影片筹备前期，因为在中国动画史上找不到任何一部能够对标的“成功案例”，大部分投资人都没什么信心。
手艺活儿
八年前，刘健创作的《刺痛我》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多个动画界大奖，在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最佳电影的角逐中惜败韦斯·安德森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法国《电影手册》曾盛赞它是真正的惊喜：“不是猴子与和尚的故事，也不是山水情，带着绝不妥协的态度，《刺痛我》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生机勃勃的回归。”《刺痛我》没有进入院线公映，自然也谈不上“生机勃勃”。五年后，《大圣归来》被推上神坛，在市场卷走近十亿票房。
当年，为了给《刺痛我》筹集制作资金，刘健卖了一套房，虽然国际上得到了一些肯定，但创作之路仍然艰难。他的第二个项目《大学城》不得不面对搁浅的现实，他和一个法国公司签了合同，结果突然碰到金融危机：“他们选择去做稳赚不赔的电影，我们自然就被砍掉了。”
动画是电影行业中最需要耐得住寂寞的类型。每当有话题之作，都会有“十年磨一剑”的情怀加持，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动画电影周期漫长，未来难料，独立动画更是找钱困难，投资人撤资稀松平常。《大世界》从构思到修改完成，前后花了四年，从最初的剧本到作画，一点点丰富变成最后的样子。“一张景有时候光是勾线可能就要两个星期左右。”在《大世界》里，有八百多个镜头原画，刘健就这样每天一个人对着绘图板，一笔一笔，一帧一帧完成了它。
刘健一直坚持一个人作画，他希望每一个线条都是自己的风格，所谓的工作室实际上固定成员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妻子负责电影之外的事务，偶尔会参与剧本的讨论：“这一点得向宫崎骏学习，宫崎骏七十多岁了，很多原画还是自己画。动画它首先是一个手艺活儿，特别像我这种，不太适合工业化生产。”
刘健也找过助手帮忙做动画，但到了后期合成的时候，他又把那些加进去的部分抽掉：“我总觉得太柔和了，没有力量，那种风一吹，头发飘起来的镜头，我的动画里面都不会有，哪有那么清新、那么美好。”
“动画，关键是怎么动。”刘健曾经去过《千与千寻》的取景地：“你会发现它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完全写实，天就是那么蓝，蓝天白云，草坡就是那样高。当时我就理解了，其实它不是魔幻，它就是写实的，但如果把这样的场景放在中国，那就是魔幻。”
“我的动画相对是有些沉重的，是踩在地上结结实实的感觉。如果我们用一种习惯的动画语言，比如迪士尼或者是日本动画那种，那肯定不合适。如果让我的主人公像《功夫熊猫》那样走路，就显得很滑稽。”从《刺痛我》开始，刘健确定了他的极简风格：“人物的动作也是极简，停顿时间长一点，有时候就是空镜头，我觉得那样才是有力量的，才是贴合影片气质的。” 动画电影天然比其他任何电影形式更易于造梦，刘健的动画世界显然离梦幻特别遥远，充斥着“细思恐极”的生活真相。
在一场映后谈的现场，一位观众站起来告诉刘健，影片中一些后现代的元素与她当下对生活的感受非常契合。刘健想了一会儿说：“《大世界》是关于中国的写实电影，而在当下的中国，有很多事件和人物是以超现实的方式呈现的。因此《大世界》里的人物设定也是荒诞和黑色幽默的。”
悲悯中有善意
刘健画笔下的人物是丑陋的，但却带着一种源自真实的美感。无论是《刺痛我》还是《好极了》，刘健注视着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以及他们身上被现实与命运操控的无力与犹疑。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会有敌对的、强烈的矛盾，但是广泛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就像影片中的杀手为了自己女儿，始作俑者小张为了整容失败的女朋友，“民间科学家”为了自己的爱情。每个人的梦想是那么渺小，在这个金钱决定一切的世界里，“抢劫”成了他们实现梦想的唯一寄托。片中没有一个正义的角色，他们心怀鬼胎，唯利是图。但是刘健却说：“从苍天看，我们都是值得怜悯的，都是血肉之躯，你看天，天也在看你，都最后都是悲悯，悲悯中有善意。”
刘健喜欢观察周遭发生的一切，对生活的细节充满好奇：“你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或者说去菜市场买菜，可以听到别人在聊天，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我喜欢观察，有一些好奇，有一些同理心，可能对生活的细节比较敏感一些。”刘健特别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聊他们的生活。有一次在中医院，他听到身边两个哥们煞有介事地讨论上帝和佛哪个法力更大，他觉得特别震惊，重新加工了一番放在了电影里。
和《刺痛我》的主题相似，《大世界》仍然是一个“夺命金”的故事：“金钱是最刺激、最复杂也是最迷人的东西，它是鲜亮的人民币，也是欲望，但我更想说的还是背后追逐它的这群人，还是人性本身。”
与《刺痛我》从始至终蔓延着绝望与颓丧不同，《大世界》增添了更多黑色幽默的元素，刘健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解影片中残酷的一面。为了让电影看起来不那么沉重，刘健任性地向里面插入了一些跳脱的情节。一段和整体画风迥异的MV《香格里拉》乱入，意外地成为让电影轻盈地飞起来的片段。“就像是做菜的时候，撒一把辣椒进去，那种特别强烈的东西，会让观影体验舒服一些。”
色彩明亮地综合了波普艺术与中国特色宣传画报的片段，夸张放大了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符号。“我们拿了钱就去香格里拉好吗，听说那里空气好，还可以种菜养猪。”这是影片中一个女孩的朴素理想。刘健说：“香格里拉就像是一个概念中的乌托邦，世外桃源，人活着觉得累的时候就希望解脱，幻想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但话说回来，实际上真的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大多数时候，刘健沉默寡言。哪怕周围很安静，也需要靠近才能听清楚他在说些什么，那些表达就好像存在于脑内的潜意识，碎片式的断断续续，每句话的末尾都微弱到像被吃掉了似的。他不喜欢过度阐释自己的作品内涵，更不想把自己的作品当成商品一样展示推销。电影本身蕴藏着刘健所想表达的一切，如果仔细研究，画风粗粝的《大世界》有着惊人丰富的细节。影片中，刘健借醉酒之人大谈三个自由：第一等自由是菜市场自由，可以在菜市场胡买；第二等是超市自由，在超市胡买；第三等是网购自由，清空购物车。对 “自由”的定义戏谑了“自由”的意义，在消费主义视域下的当下，或许金钱的自由，就已经是自由的全部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