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亚特兰大枪击案嫌疑人和中国人集团的怯懦心理。
3月16日，亚特兰大发生枪击案，一名21岁的白人青年，直袭三家华人按摩店，造成包括2名华人在内的6名亚裔死亡，震惊了美国的亚裔和华人群体。
事发的第三天，拜登对屠杀进行了最强烈的谴责，将其定性为“反亚洲人的邪恶仇恨罪”（Vicious hate-crimes against Asians），并指出：“太多的亚裔人每天走在街头忧心忡忡。他们被指责，被谩骂，被骚扰，被当替罪羊，被殴打，甚至被杀害。”
华人群体群情激愤，和亚裔伙伴一起，以“反亚洲人的仇恨罪”为主题，集会抗议，发表演说，甚至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华人纷纷走上街头。
● 3月28日，本文作者所在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举行的反仇视亚裔抗议示威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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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反亚洲人的仇恨”？
其内涵很清楚，它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对亚洲人的仇恨，尤其指向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世界各地发生的不胜枚举的对亚洲人岐视、凌辱和袭击的事件。
当嫌犯被捕后，他告诉警察，他的杀人动机，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性瘾”（Sex addiction），他是为了“消灭诱惑”（eliminate temptation）才向她们复仇。
● 嫌犯罗伯特·亚伦·朗
调查还在进行，但两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性瘾，特别是嫌犯供认的其对亚裔女性的性瘾，是否就是他犯罪的诱因？
第二、这种犯罪是否构成仇视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罪？
嫌犯是精神上的矛盾体。
一方面，他不可遏制地迷恋黄色网站，有时还到按摩店寻求性刺激。
● 被袭击的按摩店之一：Gold Spa，抗议者在外示威游行
另一方面，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福音派，隶属一家洗礼教徒教堂。一些报道表明，福音派对教徒的纯化教育（Purity culture ）非常极端，他们“教妇女仇视自己的身体，把它看成性诱惑的来源；教男人仇视自己的心，把它作为邪念的根源”。
● 嫌犯所属教堂：Crabapple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Milton
洗礼教还特别强调意念等同于行动，如圣经中耶稣所说：“你要是以邪念看女人，你就是在对她们犯罪。”
福音派甚至把性罪孽列在各种罪的首位，比贪婪、种族歧视、仇恨你的邻居等都邪恶。
毫无疑问，嫌犯挣扎在不可抗拒的性瘾和纯化思想之间。为了屏除恶习，他先进了一家戒瘾所，后又转入一个性理疗（Rehap）机构；他还有意识地隔绝了一些黄色网站，甚至请求室友把他的电脑拿走。
一些病理专家强调性瘾只造成心理压抑和迷乱，不会像毒瘾和酗酒瘾一样导致暴力。但我们不应忽略嫌犯在恶习和纯化教养之间挣扎所形成的扭曲心态。
● 枪击发生的一处按摩店
事实上，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称得上是一个热望青年。据一位市福音组织总管回忆，他在高中时，每天都带着圣经上课，他还是基督教青年组晨祷会的鼓手。
由此可见，对上帝的忠诚信仰加剧了他的负罪感。
这种矛盾心理，加上枪杀几天前因迷恋黄色网站而被父母从家里赶走，应该是促成他暴力犯罪的直接原因。
嫌犯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自称的因迷恋亚裔女性而不能自拔，由此而产生复仇心理。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他杀人是否属于种族仇视罪？
人的性取向有对人种的偏好，恐怕是不容置疑的；嫌犯对亚裔女性的垂青，正像某个黄种人也可能对白种女性有所独钟，由此而丧失理智，恐怕并不构成通常意义上的种族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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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不构成“通常意义”下种族歧视，但考察美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迷恋亚洲女性，却有其特殊含义，它也被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视为种族歧视的。
它有两个源头。
一支来自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落蒂1887年的半自传体小说《菊夫人》，写一位海军军官到日本长崎租了一个临时夫人——菊夫人。
作者极尽对心目中女人的描写：“小巧、润肤、黑发、猫眼，漂亮，却又不比玩偶大许多”；而菊夫人的形象正是：纤手妙足，黄皮细身，俯首帖耳，柔弱可人——就像“瓷瓶上的纹饰＂。
《菊夫人》一时风靡欧洲，再版不断，给当时并不了解亚洲的欧洲人留下了一个刻板的东方女性形象，并成为誉满全球的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蓝本。
● 黄英主演的歌剧《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故事与《菊夫人》大体相似，海军军官变成美国军官，蝴蝶夫人是艺伎；但她比菊夫人更完美之处在于：她为了那段短暂爱情，舍弃了自己的宗教、家庭、儿子，最终以死告白。
《蝴蝶夫人》的新版是纽约百老汇1989年上演的音乐剧《西贡小姐》，主人公被换成越南妓女。
作为现代剧，《西贡小姐》在剧情和服饰上更加渲染妓院成分，虽然女主人公被塑造成纯情少女。
● 百老汇《西贡小姐》剧照
这些文学作品和歌剧给东方女性加上了两个特定符号：一方面，她们小鸟依人又忠贞不渝，另方面，她们是“妓”。
这种情痴和淫幻的复合体很容易满足欧美白种人的心理需求——东方女性成为他们的心中尤物。这一心理现象被一些敏锐的女权主义者和心理学家所捕捉。
另一源头更为惨痛，起于19世纪穷苦的中国妇女随淘金热来到美国被迫卖淫，不但没有受到美国社会的同情，反而被认为是社会的污染源。
1875年的《佩奇法》（Page Act of 1875）因此禁止华人妇女移民美国，给华人妇女抹上了永远的耻辱，而亚洲妇女的娼妓形象也长期驻存在美国。
如今，亚裔妇女在美国的地位已有了实质性变化，但历史的耻辱并未消逝。
此外，美国文化向来有对非西方民族夸张甚至扭曲的倾向：如一些男作家常把亚洲女性描写成风情万种和征服白人男子的里手，在各种书籍和媒体也频频出现像迷亚（Asian Fetish）、黄热（yellow fever）、迷亚妞（Asiaphile）等香艳轻佻的字眼儿，在舞台或电影里，亚洲女性要么被塑造成柔蜜痴情的“小蝴蝶”，要么被夸张成有巨大征服力的“龙女”。
● 以“迷亚”“黄热”为主题的漫画
这样一些强扭的符号印记，当以亚洲妇女那段伤心历史作底衬时，本身就构成一种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很容易触动一些亚裔人的敏感神经。
无怪乎当亚特兰大嫌犯声言被亚裔女性诱惑导致犯罪时，亚裔人立即认定这是种族仇恨暴行，并表示强烈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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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2300万亚裔，华人近400万。
华人社团，是公认的高智商群体，不仅在美国名校享有盛誉，而且大都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另一方面，华人又是最不敢发声和反抗的群体。美国历史上华人受政策歧视的年代可谓久矣，华人受欺受辱的事件可谓多矣，但华人总是以忍待之。
去年新冠病毒横扫全美以后，美国从总统到政府高官到国会议员，不顾华人的感受，张口闭口“中国病毒”，并对华人公司、中国留学生，以及某些华人群体进行各种辖制和限制；与此同时，华人及其商店受辱受欺、被砸被抢，甚至被杀的事件屡屡发生。
在这种近乎恐怖的环境之下，华人表现的仍是惊人的隐忍，只有小部分人站出来，以“我不是病毒”为口号表示抗议，或是（如杨安泽）号召以帮助抗疫救灾来换取“我不是病毒”的美誉。
至于公开挑战政府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根本没有。
● 号召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不是病毒”、现正在竞选纽约市市长的杨恩泽
这次亚特兰大屠杀事件，假如不是换了总统，假如不是拜登旗帜鲜明地谴责对亚裔的仇恨，假如不是联合其他亚裔群体，华人恐怕仍不敢站在抗议示威的前列。
华人怯于发声，也使自己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每次抗议示威，不仅自方人寡势微，带动别族参与的能力更近无有。
相反，以BLM（黑人命也是命）为旗帜的黑人抗议活动总是声势浩大，并能带动大量的其他族群，特别是白种人的参与。
华人的号召力，不及黑人之千分之一。
黑人敢闹事、敢造反，所以才得到尊敬，也没有人敢揭他们的伤疤。
美国历史上曾有白人在戏中化妆和侮辱黑人，给他们造成心灵创伤。现在，任何白人化妆黑人的行为，不管是出于娱乐还是别的目的，一律被当成种族歧视。
不仅如此，就连不知道这段历史也可能倒霉。
前年，弗吉尼亚州长Ralph Northam，因被人发现年轻时扮黑人的照片而被迫下台；大前年，著名NBC女主持人Megyn Kelly，因在节目上表示善意地化妆黑人亦无不可，被免去职务。
与此可以比照的是，华人妇女虽有在历史上被迫沦娼，同时又被不公正地禁止移民的耻辱，还有在重色文化之下，饱受“色迷”“黄热”等轻佻言语侵袭的环境。
如今，当有人以被她们诱惑为名将她们杀害时，行凶者是否属于种族歧视罪，却还只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佩奇法》之后，美国还有更著名的《排华法案》，即不允许华人移民美国，此法案到1943年，即61年之后才被取消，而华人被允许大批移民美国是在1965年颁布《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之后。
● 1886年（即《排华法案》颁布前一年）的广告画，题为“华人滚回去”
对《排华法案》参众两院的“悔过”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
2016年，纽约20名律师联名上书奥巴马政府请求向华人公开道歉，似乎并未被接受。
● 1887年《排华法案》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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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华人在这些受歧视的历史中学到的是什么呢？
是危机中的自保意识，是向众人宣布“我不是病毒”，是以拼命苦干换取“我不是病毒”的美誉，当然也有激愤后的抗议，但要看眼前的政治气候和谁做总统。
在美国，黑人有着比华人更惨痛的历史，但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无暴力抗争运动，黑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 马丁·路德·金
从1789年到现在，黑人已有162名众议员，9名参议员，黑人有做州长的，有做司法部长（男女都有）的，更别说还有做总统的。
相比之下，华人的众议员屈指可数。另两个比较显赫的人物，一是刚卸任的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另一个是去年参选总统、正在竞选纽约市市长的杨安泽。
● 第一位华人女众议员赵美心，她是《排华法案》“悔过决议”的提案人
由此可见，华人虽然以学中骄子自傲，政治能力却居下风。
就是在CNN、福克斯等电视台几个热播政治论坛节目里，每天总有些黑人参加，华人面孔几乎看不见。
所以，华人不擅长政治和不关心政治是显而易见的。
不关心政治，没有政治敏感力，没有人愿意从政，自然就在整体上失去了政治地位。
● 在《排华法案》生效期间，许多华人被审讯和拘留
因此，别说不能翻云覆雨，就连受人宰割时，抱怨抗议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黑人受到伤害时敢去闹事，华人不敢。
黑人觉得法庭判决不公时就再去闹事，华人呢？
这次亚特兰大嫌犯被捕时，就有警察对他给予同情，说他大约过了倒霉的一天，这自然引起亚裔的公愤并发动了抗议游行。
但是，如果法庭最后以他精神变态为由，不对他判刑怎么办？
亚裔和华裔是再去游行？还是去烧汽车？后者绝对不会干，因为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我们讲遵纪守法，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
当然，也还会有人不平，那么，再搞一次抗议游行吗？还有这个勇气和热情再搞一次吗？我们将拭目以待。
以上虽说的是美国，却为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缩影。
自然，它是祖宗留下的印记：华人只是个人奋斗的典范，而非社会团体的一员。
华人的内心深处，默藏着祖积的逆来顺受的“集体无意识”，和新添的危机中求自保的“个人无意识”；这个由交融着压抑精神原型和关注自我情结的个体组成的族群，很难在讲自由竞争的西方民主国家里争显优势。文/舒煌（加拿大）
● 作者简介：1982年于成都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1989年在西南交大计算机工程系获硕士学位，同年在计算机工程系任教，1993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在卡尔加里大学电气工程系获博士学位并留居加拿大至今。现为一石油公司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