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者：曹树忠
1969年的暴风雪给草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场部领导和机关干部分去各连队，处理灾后事宜。宣传队没有任务，暂时休整。大家不再紧张，放松了生活节奏。有的压腿下腰劈叉，有的练声练乐器练动作，宿舍里看书写信洗衣服的，各行其是。
从排练节目去乌兰浩特演出，到返回马场休整，一晃儿20多天过去了。从家带来的钱和粮票，很快用光了。那时，家里吃的不是高粱米饭，就是苞米面大饼子，很难见到细粮。到了马场，基本上顿顿白面馒头。20来岁的年轻人，正是食欲大开能吃能喝之时。加上每天伸胳膊撂腿，蹦蹦跳跳，没到开饭时间就饿的不行了。进食堂猛吃猛喝，撑到打嗝儿为止。记得刚到马场时，第一顿饭就造了七个馒头，二两一个，一顿一斤四两，吃了一天的定量。没多长时间，钱粮就已告急。当时，家里条件不好，带的钱和粮票不多。场里没发工资，兜里空空如也，洗衣服连肥皂也没钱买，心中非常懊恼。
王指导员不知去哪儿了，好多天不见人影儿。机关的人咱不认识，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两眼一抹黑，也不清楚应该找谁解决问题。烦闷焦躁的情绪充斥心头，真想找人干一仗，出口恶气。这时谷泽民队长走了进来，我没好气的问：
“钱和粮票都没了，也不开支，洗衣服连肥皂都没有，谁管哪？”
“这事我不管，找场部去！” 他冷冷的也没好气的回答。
“我们认识场部谁是谁呀，你是队长，你不管谁管？来这儿还没人管了？”我大声嚷嚷着。谷队长阴沉着脸说：
“谁请你来了？”我一听，火腾的一下窜上来，情绪激愤地喊道：
“谁请来的？指导员请来的！你们马场请来的！不愿让来，送我们回去！”我是个急性脾气，点火就着。
“怪不得张稼农不愿让来，真不是啥好地方，好像谁愿来咋地？”我一边嘟囔着，一边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不知什么时候，谷队长已离开宿舍。我靠在床头，独自生着闷气。
“谁请来的？王东胜请来的。”我自言自语着，想起来马场前的情景。
王东胜去大安县，搞张稼农和姜凯明的外调，说军马场宣传队还要召几个人，张稼农的父亲推荐了我。当时，我正在大安县工代会排练节目，准备国庆演出。我讲了此事，他们都赞成去军马场。还说，看过八一军马场演出，相当好，特别是乐器演奏很厉害。一个胖胖的女战士吹锁呐，一个独眼的男战士拉大提琴，都很有水平，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去军马场也是我的梦想，那里有我心中的偶像、日夜思念的好朋友、尊敬的大哥张稼农。我俩同在大安一中，他高二，我高一。他比我年长两岁，会作曲，笛子吹得好，有独奏水平。文革中，我们是大安县井冈山野战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红卫兵，真正的拥军派。我们走遍全县，宣传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我们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组织全县第一支红卫兵长征队，从大安走到天津。中央发出号令，一律停止串联，返校复课。第二次进京的愿望破灭了，我们心灰意冷，垂头丧气地坐上火车回家了。
1968年，张稼农随201部队段喜珍事迹报告团演出。探家时，一身绿色军装，红帽徽红领章，显得那么亮眼，那么高大英俊威武帅气，让人羡慕死了，眼馋的不行，争着找他照相，合影留念。我们天天跟着他，听他讲马场讲部队讲演出的趣事。那时，呼和军马场文艺宣传队的名字，在我们脑海里，已打下深深烙印，去军马场已成为我们奢侈的梦想。
有了去军马场的机会，太好了！好事不能独享，一定要带上好朋友陈久全。我和指导员说，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大队演出队的，也想去马场，他说带来看看。我带陈久全来，他大致介绍了马场和宣传队的情况，说进场有三个月试用期，能否留下党委决定，他说了不算。他让做几个动作，表演个节目。陈久全做了几个造型，又跳了段舞蹈《戴上毛主席像章》。他让我也表演个节目，这么近距离表演，有点儿难为情，不好意思。我说今晚有演出，请你去看，给他一张领导席的票，他高兴地答应了。
看完演出，指导员对我们说，该办的手续都办了，户口也可以办了。你俩是成手，党委肯定满意，我就可以决定了。指导员自信豪爽的劲儿感动了我，临行前请到家里吃顿饭。指导员是河南人，很实在，有酒量，和我父亲很能唠得来。
正想着往事，谷队长走进来，递给我两条肥皂。我问：
“多少钱？”
“不要钱，发的，用完再领。钱和粮票到办公室找陈助理要。”
他温和的态度和亲近的话语，让我很受感动。人家高姿态，没跟你吵，又去帮你办事，真是仗义之人！咱也是讲究人，人家仗义，咱得比人家更仗义！我赶忙向谷队长道歉，承认是自己不对，不该发火耍脾气，请队长不要和我一般见识。谷队长憨憨地笑了笑，没说什么走出宿舍。来马场干的第一仗，以我彻底失败而告终。为了表示真心忏悔，在全队学习会上，又做了深刻检讨。
2016.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