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女子俱乐部的崛起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权主义在英国兴起，女子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女子俱乐部又称女性社团，其类别既有模仿男子俱乐部而建的高端女性俱乐部，也有组织工人阶级女性学习手工技能的活动小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活动不仅让伦敦的女性有机会享受丰富的业余生活，同时，这也是女权思想勃发、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和自由的象征。也因为此，当时的反女权人士轻蔑地称这些组织为“妇女团体”，说它们是“由一群憎恨男性的妇女组成”，“妄图建立女性霸权”。其实，说女子俱乐部是由“憎恨男性者”成立的，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许多女子俱乐部并不排斥男性。例如，先锋俱乐部会隔三差五地邀请男性前去演讲，会员可以每月带一位男性友人去参加活动，并且会员丈夫的访问次数也不受限制。绿园俱乐部会员的男性友人可以免费听音乐会，反倒是女性友人需要缴费。其他的女性俱乐部虽然对男性访问有较严格的限制，但并不完全禁止。如皇后俱乐部只允许来访男性进入客厅和茶吧，另一些俱乐部则设有专门的会客室。从这个角度看，女子俱乐部谈不上“憎恨”男性，也不忌讳男性来访，女性成立、参与俱乐部的目的只是为了和同性更好地沟通交流、维护权利或是学习，并不是为了远离男性或是彻底和他们撇清关系。不过，迫于社会压力和自身能力的局限，很少有女子俱乐部能够完完全全地拒绝男性的参与。在1890年代，只有伦敦的女子俱乐部可以完全禁止7岁以上的、除了男性服务生和邀请嘉宾以外的男子进入。
先锋俱乐部的会客厅，图片来自Women clubs &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19世纪末正是女权意识苏醒的阶段。当时，女性几乎没有权利像男性一样加入俱乐部，通常一些很敷衍的理由就足以拒绝她们——俱乐部为吸烟场所，不适合女性进入；男性和女性兴趣点不同，不适合在一起参加活动等。于是，越来越多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开始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她们要和男性一样融入公众生活。上流和中产阶级的女性要求自由地逛街购物，穿着便装和朋友在餐厅用餐，或是随意地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一些慈善机构也鼓励女性去了解和帮助穷人。女性勇敢地对传统观念发起挑战，表达自身的诉求：她们需要自己的空间。于是，属于女性的活动场所应运而生，建立俱乐部就是满足这些女性需求的最佳方式。
较低的运营成本是女性俱乐部成功普及的一个原因。相比男性俱乐部，女性俱乐部不需要吸烟室、棋牌室、台球室和大量的服务生，只要有咖啡、茶、简单的餐食以及必要的办公设备足以让女性会员在俱乐部里舒适地阅读、写作以及会谈。1905年，《女王》杂志即毫不留情地指出，咖啡和茶比熬夜喝威士忌要好得多。虽然更多的记者和媒体依旧倾向于报道男性俱乐部，但随着女性俱乐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少记者也开始关注女性俱乐部。1888年，《女王》杂志把女性俱乐部称为“现代化的女修道院”——提供住宿，女性成员互相陪伴并对她人给予支持，这对一些丧偶、大龄未婚或是独居的女性来说是极大的帮助和安慰。1900年《威斯敏斯特评论报》这样描述：这些（女性）俱乐部让女性有机会出游、学习，它们还为条件欠佳的女性提供医疗服务。俱乐部俨然成了闺蜜聚会、讨论时事和交流信息的地点。
女性的一方天地：娱乐、学习，互相慰藉
针对参与者的特点，俱乐部主要有三类：上流女性俱乐部、职业女性俱乐部和女工俱乐部。
其中一些俱乐部尤具代表性。比如1883年成立的大学女子俱乐部，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只对有学历的职业女性开放，如律师、科学家、作家、音乐家以及女性商人等。这所俱乐部依托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最初的活动地点在邦德街。1894年，为了给日益增加的会员提供足够的空间，俱乐部屡次迁址，最终定址奥德利广场，其名称和场所一直沿用至今。再如，1892年成立的先锋俱乐部，位于其伯克利大街。这是一个聚集进步思想女性的组织，每周二晚上俱乐部举行社会或是文学话题的讲座和讨论。先锋俱乐部是由女性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其领导者是温和派活动家艾米丽·马西伯德。马西伯德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便开始从事各类女权活动。先锋俱乐部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都是受19世纪末新道德思想的影响而追求权利和自由的女性。1895年，该俱乐部会员已经超过300名。另外还有亚历珊德拉俱乐部，这间俱乐部成立于1884年，是标准的上流俱乐部。对于这间俱乐部来说，性别并不是其选择会员的唯一标准，该俱乐部的会费较高，所以只接受有一定社会地位、财产不菲的女性会员，而且不欢迎离异女性。
圣玛丽女工俱乐部是手工业和清洁女工的休闲去处，图片来自Tea, Toilets & Typewriters
另一些俱乐部的性质更像学习或活动小组，比如为女性提供吸烟场所和金融资讯的皇后俱乐部、犹太女孩俱乐部，或专门为伦敦东区女孩教授针线手艺课程和舞蹈课程的俱乐部等。女性俱乐部还有互助帮扶的意味，比如1894年起，维多利亚女性俱乐部开始为乡下来的女性提供位于伦敦的住所，并于同年成立了住宿会所，28个就读于皇家音乐学院和南肯斯顿艺术学院的女孩就居住于此。通常，女性俱乐部提供的住所更加安全、舒适，而且有的女性俱乐部还有文员、记账员、教师等培训活动。对于工人阶层的女性来说，俱乐部的作用更加重要。女工们多数居住在伦敦的郊区，每天面临体力繁重的工作却收入欠佳，许多女工生活枯燥单调，因此，参加女性俱乐部成了女工放松和自我提升的途径。如1869年成立的女工俱乐部，它不仅是会员交流的场所，也为女工提供招工信息和职业必备的技能培训，而且还有价格适中的食堂和住宿，让她们免受每天通勤的奔波。
伴随女性不断增长的需求，据民间统计，1893年伦敦已有女子俱乐部156个。但据官方调查，很多所谓的“俱乐部”只是徒有其名，并没有“集合相同兴趣爱好和目标的人”，因此在官方统计中，伦敦的女子俱乐部仅有11所。到了1906年，女子俱乐部的数量为47所，两年后这个数字就很快地增加到了322所。不管是何种阶层的女性俱乐部，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实现女性的自我提高和发展，开办讲座、小组讨论和辩论是其最常见的活动，女性自修和新道德则是其中最流行的讨论话题。作为女权思想最蓬勃发展的地方，先锋俱乐部举办过以荣誉准则、伦理道德、婚姻和事业的冲突、理智的本质、新日本女性的地位等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哈罗公学的校长也曾前去演讲。除此之外，新维多利亚俱乐部、萨默维尔俱乐部、学园俱乐部的讲座话题也都围绕社会学和女性权利展开。
先锋俱乐部的讨论会，图片来自Tea, Toilets & Typewriters
从女性休息室到女子俱乐部
随着俱乐部和会员数量的大幅增加，女性俱乐部开始不断遭到质疑的声音。首先，有人认为，较男性而言，女性并不适合俱乐部活动，因为她们必须分心去处理家庭事务，偶尔或是经常无法参与活动，这会导致俱乐部活动无法顺利进行，而家务事、照顾孩子这些琐事不会影响热衷于俱乐部活动的男性。而且，从家庭角度来看，女性花过多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这会影响家庭关系，不利于夫妻关系以及子女成长。其次，女性心思敏感，常会因为性格或其他原因与其他会员产生矛盾，或是形成小团体，不利于俱乐部的发展。
的确，19世纪的女性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和质疑，不平等的社会待遇经常让她们遭遇尴尬和不便。1899年，《女王》杂志刊登了来自读者的这样一段文字：如今的女性从事慈善家、记者、经济学家等各种职业，她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公众事务，能够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但在工作之余，她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却只能坐在电车或是公交车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经济和文明快速发展的时代，给女性一个独立的休息空间这样简单的需求为何如此难以满足？这样的疑惑也是女性俱乐部面临的问题之一。
在19世纪的伦敦，出身良好的女士是不会独自坐在公众场合休息的——不舒适也不安全。但在1909年，伦敦掀起了创建女性休息室的新潮。英国著名百货公司哈罗兹在其宣传手册里特意花笔墨描述商场里的女性休息室：这个亚当风格的女性休息室以提花缎木装饰，有绸布沙发、印度地毯，还有彩色玻璃装饰的窗户和大理石墙面，这样的环境让女性消费者可以尽情放松。美国杂志论坛也称“伦敦的女性俱乐部让那里的女性生活得更加舒适”。其实早在1861年，英国第一个女子俱乐部——伍斯特女性俱乐部，就在城市里一个为购物女性提供休息、阅读写作和茶歇的场所。随后，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巴斯、布里斯托、利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伦敦也都设置了相似的女性休息场所。而这种休息室类型的俱乐部既能让独自在外的女性免受骚扰和不必要的危害，也是她们小聚的最佳去处。
一战以后，许多女子俱乐部转变为私人酒店、专业人员协会或者为工薪阶层女性提供住宿的旅社，也因为此，一些19世纪的女子俱乐部一直存留至今。回顾其历史，女子俱乐部不仅是女性勇敢表达自我、发挥个人能力的平台，也是她们追求社会公平地位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