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广交朋友，有接受四方的心。在经济金融领域，他称赞最多的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他说：“永嘉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第一个家。”
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倘若将范围缩小至银行家行列，毛泽东赞赏的有这几位：一是中南银行的创始人胡笔江， 毛泽东称他为“金融巨子”；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资耀华，毛泽东曾当面感谢他“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三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掌门人项叔翔，毛泽东夸奖他是“年轻有为的银行家”。
“金融巨子”壮志未酬
要论昔日上海银行界“首脑”级人物，伸出10个手指头，胡笔江可占其一。出生在江苏扬州的胡笔江，少年时代就读于私塾，18岁进入泰县姜堰镇一家小钱庄学生意，满师后到江都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职员。风华正茂之年，胡笔江闯荡京城，因其脑筋活络，善于言辞，熟悉银行业务，颇得交通银行经理梁士诒的赏识，不久晋升为总行稽核。怎奈好景不长，北京政局动荡，他辞去交行职务，挟资初登上海滩。1919年，适逢印尼华侨富商抵沪创办金融机构，经《申报》老板史量才举荐，邀请胡笔江合股筹组中南银行。
胡笔江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胡笔江在主理中南银行的岁月里，处处显示出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创新思维。譬如以高薪聘用英籍雇员，在中资银行里率先开办对外汇兑业务；利用侨资银行的特殊背景，争取到令同业眼馋的钞票发行权；以“摊大饼”方式迅速扩张，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后来中南银行与金城、盐业、大陆三家银行组建四行储蓄会，胡笔江出任执行董事，他吸纳社会资金，投资地产证券，在申城黄金地段盖起了24层楼的国际饭店，一时聚焦民众眼球，盈利扶摇直上，口碑信誉日隆。
满了袋子，岂能空了脑子？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胡笔江深知：一个家徒四壁、无依无靠的学子，到社会上求职是多么的艰辛！1933年，胡笔江出资10万元，在家乡创办竞生小学，自任校董会董事长。到底是银行家，舍得花本钱，他重金选聘华东文教界名流担任校董，汇聚了一批教育经验丰富、学识水平甚高的教师任教，课程设置对标上海等大城市新式学校，校园内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对于在读学子，无论贫富，不分贵贱，胡笔江一视同仁。他经常以钱物接济困难学生，并承诺毕业后只要成绩优异，均可到他开设的银行就业。如是，学生免去了未来面临的就业难的后顾之忧，银行则培育了品学兼优、知根知底的后备力量，可谓“双赢”也。
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
“七七事变”后，沪上租界以外炮火纷飞，但胡笔江仍坚守阵地料理银行事务。上海发起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他担任了后援会委员。8月12日，胡笔江在电台演讲中疾呼：“事已决矣，吾人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奋斗到底，义无反顾……抗战必有牺牲，有一天也可能轮到自己，但我出身贫民之子，假设我为此次战争而捐生，则国家损失，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他以身作则，率领广大爱国人士慷慨解囊，从财力和物力上踊跃支持抗战救亡运动。
世事难料。1938年盛夏，正当胡笔江大展宏图之际，应国民政府财政部电邀，他从香港乘“桂林号”飞机赴重庆，欲商讨筹款购买飞机事宜，却在广东中山上空突遭日军飞机袭击，不幸遇难，项目也随之搁浅。毛泽东闻讯，送了挽联致哀，在挽联上称其为“金融巨子”。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一代儒商，意外早逝，壮志未酬，令人悲叹！
“业界功臣”励志如冰
红旗招展，礼炮齐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银行家资耀华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平津代表团6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又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周恩来总理特意把资耀华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时，毛泽东握住资耀华的手连声赞扬：“你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很好，很好！”
当天晚上，资耀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日记里写道：“听到毛主席讲‘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刹那，我的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股脑儿迸发出来，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是在这样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
资耀华
资耀华，这位被称誉为“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的银行界耆宿，从业金融近70个春秋，历荣辱沉浮，常怀爱国敬业之心，“才学兼长，服务精勤”，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在海内外声望甚高，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
20世纪20年代，留学扶桑归国的资耀华因有数篇论文在《银行月刊》上发表，深得广纳贤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的赏识，托人约他面谈：“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1928年加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资耀华放开拳脚、一展身手，为这家银行布局全国而走南闯北、竭尽心力；协力数家银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征信所——上海中国征信所；为银行创办“中国旅行社”出谋划策，助力国内首家旅行社的诞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资耀华运筹帷幄。1930年，他奉陈光甫之命考察东北和四川一带，调研开设分支机构的可行性。资耀华眼光独到：东三省缓行，“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而天府之国商机无限，可开分行。翌年“九一八事变”突发，东北全境沦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未进驻而毫发无损，在四川开设的分行，则为抗战爆发后上海总行迁入陪都重庆埋下了伏笔。
“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民谣中提及的四人，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财政部次长徐堪、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民谣透出民众对当时金融界的失望和不满。面对混沌局势，资耀华暗中与中共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召集经济座谈会团结工商界进步力量，资助学生投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设法在旅行社为爱国学生代购车船票前往解放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宣布公私合营，以实际行动率先为新中国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榜样。在整个转制过程中，资耀华始终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与民族资本肝胆相照，以敏锐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的政策素养，大胆建议，谨慎操作，为全国银行业开展公私合营带了好头。同时，他怀着对人民政府的满腔热忱参政议政，积极建言。解放初期，一些人想改换“中国银行”的名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向主管部门提出，务必要保留在国际上享有信誉的“中国银行”这块招牌。事后证明，留住“中国银行”名号，实际上为国家保存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可谓举足轻重。1959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资耀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
身为银行家，从不理私财，资耀华家徒四壁，却培养了遐迩闻名的“资家三千金”：国际政治及历史学家资中筠，中国舞蹈研究所所长资华筠，北大地球物理系副教授资民筠。
“金融海龟”矢志不渝
1949年，上海宣告解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着手治理这座当年亚洲最大的城市时，一连串的难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棘手的是，百废待兴之际，不法资本家趁乱哄抬物价，投机倒把，市场如何平抑？金融如何稳定？陈毅将上海滩几位工商金融界人士请到了办公室“聊天”，探寻申城经济固本复元之药方。座上宾里有位银行家，正是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项叔翔。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放下身段”，乐意与企业家、银行家广交朋友，促膝谈心，这让曾经留学英美的“金融海龟”项叔翔倍感振奋。当夜，他起草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着力推进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建设性措施，另一份是将沪上银行、钱庄、信托三家公会改组成统一的同业公会的意见书，翌日兴冲冲地递交给了人民政府。很快，他的前一条建议被外贸部门采纳，后一条则得到了军事管理委员会金融处的首肯，并由他牵头联络三家公会，于1949年12月28日成立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项叔翔（左）与黄炎培（中）、陈叔通（右）
项叔翔早期掌管“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摊子大，担子重，他除了秉承“振兴实业”的办行宗旨，调度资金扶持民族工商业，还积极靠拢中共地下党组织，为爱国文化人士提供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出版家徐伯昕冒险辗转来到上海，创办通惠印书馆，以出版书籍为掩护，聚集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进步文化人，项叔翔不仅予以资金支持，还慨然出任印书馆的常务董事。当进步报刊《文汇报》《经济周报》《民主》等经营遭遇困境、入不敷出时，他要么签批发放贷款鼎力相助，要么联络熟识的银行、企业出资刊登广告，并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支付广告费，使这些与地下党互动密切的报刊得以生存和壮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项叔翔之所以具备政治头脑，精进不休，同他的“朋友圈”休戚相关。在美国求学时，他与经济学家、共产党员冀朝鼎结为莫逆之交，回国后一直保持联络；他对爱国民主人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陈叔通十分敬重，从前辈的言谈举止中汲取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贵品格；他的至爱亲朋中，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有的在新四军任职，他们高风亮节的品行，同他经常打交道的国民政府官员有着天壤之别。他在地下党同志的引导下，利用银行大老板的特殊地位，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高层，获取时局信息，又与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茶话会、家庭宴会等形式，交流解放战争的最新动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出资帮助进步学生奔赴解放区。
上海迎来黎明曙光的前夜，国民政府加紧搜刮、封锁和破坏，抽逃大量资金。项叔翔团结金融界人士，全力配合地下党保全上海金融业“家当”。在解放军解放上海之时，上海金融业面临交通瘫痪、邮电障碍、外埠分行与总行“失联”的困境，项叔翔召开员工代表大会，激励职员爱国爱行，坚守岗位，保护银行财产。硝烟散尽，浙江兴业银行居然毫发无损。
改天换地、万象一新时期，项叔翔心绪酣畅，在业界不甘人后担当起“金融急先锋”的角色：他带领银行职员走上街头，参与上海解放的庆祝活动；亮相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讲演节目，宣传新版人民币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的重要意义；广泛组织和深入发动，主持发起劳军慰问活动，共计募集慰劳金旧币72.46亿元，慰劳品65万件（约值15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满怀信心和希望，项叔翔和留驻黄浦江畔的银行家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他邀请政府委派公股董事参加银行的经营管理，之后又带头申请加盟公私合营银行，为上海私营银行、钱庄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样板。1952年11月，项叔翔作为沪上银行家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全国金融业会议，在陈叔通的引见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同项叔翔亲切握手，称其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题图为当年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来源：作者：黄沂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