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方朔早年积极入官,遭受挫折后宣布躲在朝廷,以老将为榜样。
后世对东方朔形象有一个再塑造的过程,他相继被道化、术化、仙化,转而成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人物,且有大量道教类作品传世。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并非偶然现象,它是早期道教扩大体系、重构传统的结果,也跟东方朔本人的隐士身份、曾受道家思想影响、钟情奇闻异事的性格、杂学多家的知识构成等因素有关。分析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有利于我们认识早期道教本身的发展情况。东方朔在正史中以诙谐人士及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然而后世道教作品中泛见东方朔事迹的记载。这种形象的前后转变,在道教发展史上是一个较为典型但目前研究并不多的话题,因此以东方朔为个案讨论相关人物的道教化问题,不仅可以反观他们本人的个性特征,更可为深入认识道教发展的早期轨迹提供新的参照。
一、道家思想与东方朔的朝隐行为
不论在《史记》褚少孙为东方朔做的补传里,还是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开始均积极进取,追求功名。不过在汉武时代,东方朔跻身朝廷而长期得不到升迁,原来求仕时宣称自己壮志雄心、博学多才的经历继而遭到部分士人嘲笑,“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 ’”[1]
为此东方朔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心态,并多次表达了归隐的愿望,比如东方朔的《嗟伯夷》谈到隐逸问题,曾说:“穷隐处兮,窟穴自藏。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2]原来积极求仕立功邀名,现在竟然说要自藏洞穴,并欣赏孤竹君伯夷、叔齐兄弟在首阳山上的隐居生活,正是作者失落之际遁世想法的表现。另一篇文章《与友人书》也明确表达出归隐的念头,文中说:“不可使尘网名韁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 ”[3]此时不仅要归隐,而且要远隐仙岛之中。只不过东方朔后来思想有所变化,不再向往山林隐居,而选择了“大隐隐于朝”的“朝隐”,他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4]东方朔这样说,也如此做,当起了“朝中隐士”。
值得注意的是,据东方朔解释他之所以要选择“朝隐”,而不是隐居山林,似乎跟道家有紧密联系。东方朔曾告诫子女将来若选择隐居,朝中是首选,“首阳为拙,柱下为工。 ”[5]此处的“柱下”,意为“殿柱之下”,代指“朝廷之中”或隐居朝中的人。这位隐者具体所指,东汉学者应劭认为就是道家哲学的奠基者老子,“老子为周柱下史,朝隐,终身无患,是为上也。 ”[6]老子一生的确有一段时间在东周洛阳城度过,《庄子》、《史记》均有记载。当然老子的本意是否隐于朝,或者身为“守藏史”是否可以算作隐士,另当别论。但它至少说明东方朔选择“朝隐”,首先将老子作为其中的历史依据。
此外,东方朔“朝隐”的另一个依据也跟道家有关。东方朔说自己隐于朝廷,是一种“陆沉”行为,“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这里的“陆沉”即源自《庄子》。《庄子·则阳》曰:“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沈(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7]郭象注:“人中隐者,譬无水而沉也。 ”可见所谓“陆沉”,其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庐之下。只不过东方朔将《庄子》中的“陆沉”概念进行了延伸,认为“金马门”(官府)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
那么,为什么原本渴望功名的东方朔要归隐,并且以老子、庄子为榜样?这跟东方朔仕进受挫有关,也与他早年研习过黄老思想有关。关于东方朔的早年情况,《史记》褚少孙补传、《汉书·东方朔传》都没有明说,但可以通过他毛遂自荐时说过的话来推测,“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 ”“臣朔年二十二”表明东方朔出生、成长必在汉武帝之前。如果东方朔于汉武帝执政之初自荐,那么他生于汉文帝后期;如果自荐时在武帝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建元6年即前135年,那么其生年为前156年即景帝执政首年。总之不论如何,东方朔早年经历了汉文帝、景帝两朝,或至少景帝一朝。而文景之际,正是黄老思想盛行且成为国家指导策略的时代,那么正处于成长、求学时期的东方朔受到过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褚少孙说他“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8]这里的“外家之语”与经术(儒学)相对而言,当指以道家为主的其它学说,而且东方朔还承认早年杂学多家,特地提到“尝受《易》”,亦是东方朔接受过道家思想的旁证。
而黄老思想作为道家思想在秦汉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道家以“道”为核心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入世色彩,对原来的“无为而无不为”做了调整,转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正与汉初休养生息的局面相契合,因此广受欢迎。汉初不少大臣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汉初丞相曹参、陈平就经常“日饮醇酒”、“不治事”[9],这种行事方式与东方朔所说的“朝隐”极为相似,只不过他们并未明说而已。而且黄老道家仕隐结合的特点,对于个人而言也具有灵活性,似隐非隐,可进可退。因此东方朔早年积极求仕,后来选择朝隐,并以老子、庄子为榜样,有其内在必然性。
二、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
从上可知,东方朔以求仕者、朝隐者身份为后人熟悉。但不久之后,东方朔被各类道家道教著作广为宣扬,并逐渐演绎为一位道教人物。东方朔形象的重塑出现较早,班固《汉书·东方朔传》里有这样一句话,“(世人)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可见这种演绎至迟在两汉之际就开始了。对东方朔形象的重塑最初主要沿着正史记载的方向衍生,前引东方朔告诫子女要以朝隐为工(“首阳为拙,柱下为工”),后人对这句话略作增补:“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10]直接提到了一个“道”字,并说东方朔要与之相从。大约到东汉后期,时人已将东方朔直接看成道家人物,与老子等人有前后延续关系,例如应劭《风俗通义》曰:“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 ”
与“道”日益紧密的同时,东方朔的形象进一步多了“术”的内涵。《西京杂记》卷四说:“东方生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瓦飞。 ”“啸”是道士擅长的法术,譬如东汉刘根“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11],赵昞“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炳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 ”[12]“啸”功能的增加,表明东方朔已不止是有道之士,也是道术之士。东方朔形象中“术”元素的增加,还表现在占卜、相术等方面,而且被重塑后的东方朔尤为擅长相术与占卜之术,《初学记》卷一《天部上》说东方朔深谙占卜要领,曾告诉人们:“凡占,长吏下车当视天,有黄云来如覆车,五谷大熟。 ”《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二引《相手板经》曰:“相手板法出萧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东方朔见而喜之,曰:此非庸人所解。”《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六引《异苑》亦曰:“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授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朔,密以占众事。 ”棋卜之法后密而不传,直到魏晋才有道人再次传授。此外,见于后世类书的《东方朔别传》(类书中的《东方朔别传》有时又作《东方朔传》,二传所记内容基本类似,为区别正史中的《东方朔传》,我们统称其为《东方朔别传》),也多次记载了东方朔的占卜之术,比如他根据“有神雀下”的迹象预测皇室将有巫蛊事变,观察户外树木景象预言户主姓名,通过细察人们的行状来判断失物所在等,而且屡屡应验,让人惊叹折服,东方朔因而被誉为“博物之士”[13]。
在东方朔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即随着神仙学说在汉晋的流行与系统化,东方朔转而又被“仙化”。据前引《风俗通义》载,东方朔相传是太白精星下凡,“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曹植《辨道论》也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 ”将这两则记载与《汉书·东方朔传》“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一语相对较,可知“仙化”稍晚于“道化”。当然,早期“仙化”只是将东方朔视为神仙故事中相关人物出现,情节还不完整,如化身略知道术的使者,为汉武帝外出寻找“五色露”、“声风木枝”等灵物。之后,东方朔的神仙形象逐渐完善,譬如原来流传的“太白星精”身份得到进一步确认,转而成为仙人。托名刘向实为魏晋神仙家所作的《列仙传》里,就有一段关于东方朔不再朝隐,飘然仙隐的记载,“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 ”晋人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并序)》亦说:“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 ”
东方朔“神仙”形象的日益饱满,我们还可从他与西王母及仙桃的传说中窥探一二。东方朔与西王母联系在一起,早在郭宪《洞冥记》中就有记载:“东方朔得神马一匹,高九尺。武帝问朔是何兽也?朔曰:‘此王母乘灵光之辇,以适东王公之舍。 ’”只不过这则故事较为简单,后来没有更多元素加入。另一则偷西王母仙桃的故事则不断漫衍,成为道教文献中的经典故事之一。东方朔“偷桃”一事,较早见于《汉武故事》:“武帝时,东郡献短人,长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东方朔问曰:‘巨灵,汝何以叛,阿母(西王母)健不?’”,“东郡献短人,呼东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谓上曰:‘西王母种桃,三千岁一为子,此儿不良也,已三过偷之矣。”这两段对话,看似互相指责,实则是叙旧,表明东方朔、“短人”都与西王母熟悉。经“短人”的“指认”,我们知道东方朔曾三次偷食仙桃。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汉武帝内传》中亦有此事。《博物志》的叙述与《汉武故事》略有不同,说西王母与汉武相会分吃仙桃,东方朔因艳羡而在窗外偷窥,西王母笑着说“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所以“世人谓方朔神仙也”。《汉武帝内传》则沿着偷桃故事,已明确衍生出东方朔原为仙官的身份,“王母曰:‘是汝侍郎东方朔,我邻家小儿’”、“此子昔为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务游戏……太上谪斥,使在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朔与西王母的关系,以及东方朔原为仙官后谪居人间的故事至迟到盛唐已广为人知,文人诗歌中屡屡提到,如李白《玉壶吟》:“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赠嵩山焦炼师》:“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 ”
随着东方朔道教形象的完善,不少道书自然而然归附他名下。题名东方朔的作品大致有:《神异经》一卷(《隋书·经籍志》录)、《十洲记》一卷(又名《海内十洲记》,《隋书·经籍志》录)、《东方朔占书》三卷(《旧唐书·艺文志》录)、东方朔《灵棋经》二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易衍》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存目)、以及不言卷数的《五岳真形图序》(《云笈七签》录)。另据《容斋随笔·续笔》说:“世有传《阴阳局鸦经》,谓东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乌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那么,托名东方朔所作的占卜类作品还有《阴阳局鸦经》一书。
要之,从“道”、“术”到“仙”,再到道书的撰者,至此东方朔已完全被纳入到道教谱系中。因为这一缘故,后世很多道书直接将东方朔视为道教人物,如宋代大型类书《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记:“谷希子者,学道得仙,为太上真官。东方朔师之,受阆风、钟山、蓬莱及神州真形图。 ”
三、东方朔形象道教化的原因
原本隐居朝廷的东方朔,逐渐被道化、术化、仙化,继而列入道教神仙谱系之中,并非偶然现象,它是道教追溯传统、扩大体系的结果。东汉末年民间道教诞生前后,为了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前诸多相关人物被纳入道教体系当中,其中以道家人士、隐士为主。道家与道教的源流关系毋需多言,所以之前的道家人士基本上都归入道教谱系,而且这个过程很早,比如据李养正先生考证,道家哲学奠基者老子在两汉之际已被神仙化,到汉末张鲁等人不仅“托《老子》之言”,而且直接称老子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教教祖,南北朝时期老子的教祖地位已为道教中人所公认[14]。
隐士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也可谓互为表里。一方面道家人士基本上都是隐士,道教人物也有不少被收入历代正史隐逸传,如《梁书·处士传》中的陶弘景,《新唐书·隐逸传》中的王希夷、吴筠、潘师正、司马承祯,《宋史·隐逸传》中的陈抟、安世通等。另一方面,隐士文化对道家道教的发展影响巨大,有学者甚至认为道家即源于隐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15] 。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道教在传统重构时,往往将隐士特别是有道家思想倾向的隐士视为同道中人。以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为例,秦汉时期大量隐士被收录,包括安期生、河上公、浮丘公、司马季主、东方朔、王霸等人。这些人皆有隐居不仕的经历:安期生“卖药海边,老而不仕”[16],河上公(河上丈人)“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17],浮丘公(浮邱伯)隐居教授于“蒿庐之下”,司马季主“卜于长安东市……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18],王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19]。东方朔早年接受过黄老思想,又将老庄作为朝隐的榜样,所以也被看做道家型隐士,进而被道教化。
另外,之所以将东方朔纳入到道教谱系当中,还跟他本人的身份特点、行为方式、性格特征以及知识构成有关。
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与他的身份特征有关。东方朔仕于朝廷而不得志,但由于语言幽默诙谐,因此常常伴随汉武帝左右。而在当时,长生不老是贵族们的普遍愿望,其中以汉武帝最为著名,“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听说黄帝乘龙成仙,羡慕不已,甚至扬言:“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 ”[20]武帝好神仙之说,东方朔又是武帝近侍,那么利用东方朔的身份,将其融入神仙传说之中,进而演绎为神仙家比较合乎情理,何况东方朔在《与友人书》中说过“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之类的话。
东方朔的性格爱好、知识构成、行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是后世将他道教化的重要原因。东方朔性格豁达,幽默诙谐,《汉书》称其“诙达多端”;东方朔喜欢易占、隐语(类似现代的谜语),“朔之诙谐,逢占射覆。”知识方面,东方朔杂学多家,广涉博取,《史记·滑稽列传》曰:“(东方朔)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汉书·东方朔传》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并序)》也说:“先生环玮博达,思周变通……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 ”足见东方朔的知识构成十分丰富,无所不窥,尤其是东方朔还专门研习过阴阳谶纬之学。知识构成庞杂,又喜欢阴阳占卜,是后人将众多道术比附在东方朔身上的前提。“朔辨博谎谑,乃滑稽之雄耳,特以覆射多奇中,后世遂以为神。”[21]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东方朔不仅善谈,而且乐于向下层民众传播奇事怪闻,“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 ”[22]接近民众并为人们喜闻乐见,是东方朔被广为传颂、衍化的民间基础。
总之,东方朔的隐士身份、作为好神仙方术的武帝的近侍,以及他杂学多家,喜欢奇异怪事、占卜隐语等特点,给世人留下巨大的想象和发挥空间。后人循着上述特点,将东方朔生发演绎,以至于后来道书中的东方朔成了一位神仙道教人物。
四、结语
综前所述,东方朔原本自称朝隐者,但由于与道家思想有一定渊源,加之他本人知识构成、性格方面的特点,后人对他进行了形象重塑,转而进入道教谱系中。东方朔形象的转变,是道教历史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个案。如果说老子的道教化是道教谱系中的上层重构,那么东方朔则代表了中下层体系的扩大。道教对相关人物的形象重建,无疑是汉代之后道教获得社会认可、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就道教史研究的意义而言,分析东方朔等人的道教化,或许能为我们重新认识道教的发展历程提供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1][4][8][18][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06、3205、3205、3215、468页。
[2][3]东方朔:《嗟伯夷》、《与友人书》,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264页。
[5][6][9][2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74、2874、2048、2873页。
[7]《庄子·则阳》,陈鼓应译注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2页。
[10][11][12]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2212、66、2264页。
[13]汉武帝曾赞誉东方朔为“博物之士”,见《太平御览》卷643引《搜神记》:“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死。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创墅为患忧之物,气之所生。此必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者之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 ’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
[14]李养正:《〈老子〉、老聃与道教》,《文史哲》1990年第3期。
[1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16][17]皇甫谧:《高士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61、62页。
[19]范晔:《后汉书》卷84《列女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782-2783页。
[21]唐锦:《龙江梦余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