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里的前教授，《新龙门客栈》里的魏忠贤，010
李立群一向快人快语，在宣传电视剧《小家大事》的时候，他很直接地表达了对原剧本的不满意。可是剧本不好，为什么要接呢？“我接戏一向是不挑戏，不等戏，不保护自己，无论是接到什么样的戏，都会认真的去演，就算是多差的戏，只要你好好演，都会有亮点的，我不愿意找一个好剧本，好角色，去保护自己，这样根本就不是一个演员的水平。”
内地观众对李立群并不陌生。《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里的田教授，《新龙门客栈》里的魏忠贤，《皇上二大爷》里的硕二爷……他演过的电视剧多达2000多集，能文能武，亦庄亦谐，几乎找不到他不能演的角色。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自台湾。听惯了台湾演员的“国语”普通话，谁能想到说这么一口纯正京片子的老头居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呢？
在台湾，人们更愿意把李立群看作相声和舞台剧演员。他和赖声川、李国修等共同创立的“表演工作坊”，编排了许多经典的相声和舞台剧，演出票房和口碑都创下一时之最。表演工作坊不仅重新把舞台剧带入当代台湾人的生活当中，更是复活了已经沉寂多年的台湾相声。
舞台上，李立群曾创造过许多引人入胜的戏剧故事；舞台下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毫不逊色。
在最不容易进步的环境里进步
李立群出生于1952年，大学时学的不是表演而是航海。因为觉得航海很浪漫，22岁从“中国海事商业专科学校”航海科一毕业，就跟人去跑船。有天他和船长聊天，他问船长，为什么常能看见你在船头踱步，而且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船长说他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可是他跟女儿一共只见过22面，差不多一年见一面。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家庭。
李立群想，这可不是我想要的！8个月以后，李立群上岸，结束了自己的航海生活，他是全班第一个改行的。他评价这8个月的生活：“是一段美丽的回忆，8个月的海上生活很浪漫很美丽，但是那种美丽不宜过长。”
上了岸，就等于放弃了所学专业，李立群只能到处打工。他到二手车店做店员，去新东阳月饼店送月饼，在地毯公司铰地毯，去盲人按摩店骑摩托车送盲人按摩师去按摩，到高山上种苹果……有家汽车修理厂招学徒，李立群去应聘，结果人家说不要大专生，他们只要初中毕业生。连续做了七八个工作，不是干不下来就是别人不要他，最后是一家电视公司，“华视”表示要招他做演员。
上大学的时候，李立群参加过“中国青年剧团”。报名的时候，李立群本以为是学京戏的，谁知去了一看，怎么是搞话剧的？可是既然去了，暑假又有空，他就报了个舞台技术，想学学打灯光玩。在剧团上了三个月课，才发现剧团的老师竟然都是台湾当时一时之选的戏剧人。在他们启蒙下，李立群喜欢上了戏剧。
虽然只是一个类似课外兴趣小组的学生社团，可是“中国青年剧团”排演了很多具有专业水准的舞台剧，他们的演出在社会上很受瞩目，频频担任主角的李立群也因此被电视公司所注意。不过随着大学毕业，社团活动也结束了，李立群没有想过要当演员。表演，那时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陶冶性情的兴趣爱好。
李立群特别不想进电视公司，他是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去的。他认为电视剧破坏演员的情绪组合能力，电视台也不容易让人进步。在电视公司拍戏，年轻演员演完戏问前辈：“您觉得我今天演得怎么样？”前辈一定说：“很好很好。”李立群觉得不满足：怎么会很好？一定有不足的地方啊。人家也许是真觉得不错，也许是客气，但不管怎么说，你没法进步。你也不能怨他们，他们也许是说不上来，也许是没有时间。这是电视台这个环境的特质。
刚进去头三年，李立群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专心演戏上，在公司是出了名的不应酬不聊天的怪人。 结果他第一次演电视剧，就担任主角。这部叫《畸人恋》的戏大获好评，他从此占据电视台一线位置。27岁的李立群，不管演正派反派，还是老年中年，都是手到擒来。后来他转去演舞台剧，从一线位置上退下来，电视台不得不用两三个小生去补位。
创立表演工作坊
1984年，李立群靠演电视剧、参加综艺节目和走秀，已经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演艺人物。但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倦怠，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靠口袋里那些东西就够了，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立群看到了赖声川的《摘星》，他激动不已，觉得这下台北的剧场有可为了。最巧的是，赖声川这时也在找李立群。原来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有人向赖声川推荐女演员张小燕，特意拿来一盘由她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给他。看完之后，赖声川对这部戏的男主角留下很深印象，他就是李立群。回到台湾，他托人找到李立群，两人一见如故。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表演艺术剧团以实现自己的舞台梦想，这个剧团对外就称为“表演工作坊”。赖声川学历最高，又任职导演，就成了团长。说了很难让人相信，表演工作坊的成立，没有花一分钱。本来当局派了一个考试官过来考核，结果来了以后，一看团员是赖声川、李立群和李国修，没敢考就走了。
赖声川有感于在台湾已经十几年看不到听不到相声了。对台湾人来说，相声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如果文化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不是当局投入多少钱就可以复兴的。而新的文化要产生，你也压抑不住。厘清了这个前提，我们就想借相声说一个再见，于是我跟李国修、赖声川三个人慢慢每天聊、每天聊，我也不做秀了，差不多搞了半年，才产生《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他们不知道这种相声剧观众会不会喜欢，因为他们相信“让人笑”是相声的第一精神，所以就给自己定了个原则：第一分钟就要让观众笑，如果三分钟都还笑不出来，那这部戏就失败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本来打算在小剧场演，没想到彩排第一天大家就笑翻了，后来他们就改在可以坐700多人的“国立艺术学院”演，场场爆满。后来又改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那是2500人的场地。
后来表演工作坊又一鼓作气排演了《这一夜，谁来说相声》《暗恋桃花源》《红色的天空》《谁家老婆上错床》等戏剧，台湾剧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几年舞台实践下来，李立群萌生出一个人从头到尾独角演出一出戏的想法，和赖声川商量，后者极为赞同。于是在表演工作坊的集体即兴创作下，《台湾怪谈》诞生了，内容是一个经常走神跑题的说书人，向观众说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的故事。两个小时的戏，全部由李立群一个人完成，整个表演融合了单口相声、说书、对口相声、KTV以及舞台剧的风格。
《台湾怪谈》在表演上堪称一次惊世骇俗的尝试，也是李立群表演功力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现。然而演出之后，李立群和赖声川却对这部戏的成功与否，产生了分歧。李立群说：“《台湾怪谈》定位为单口相声，既然是相声，终究是要人笑的。中间有十几分钟说故事，虽然很好听，但毕竟没有要人笑。《这一夜》《那一夜》，如果有两分钟台下不笑，我们就觉得不可以。”
因为没有做到“每两分钟就让观众笑一次”，李立群认为《台湾怪谈》并不成功，就这样，他和赖声川在创作理念上渐渐产生了分歧。后来赖声川要拍《我们都是一家人》，想尝试早上看报纸、中午编剧本、晚上就演出的方式，李立群极为反对，他认为这对演员的杀伤力极大，“会大量破坏演员这些年在舞台上训练的表演情绪组合能力和习惯”。
李立群回忆：“我们是老朋友，共患难过，赖声川的人品和习惯没话讲。有句话叫‘交浅言深’，我和他这么多年的老朋友，总不能‘交深言浅’吧。因为这样，我就把剧团卖给他，离开了表演工作坊。”
清贫但快乐的童年
李立群在台湾素有“戏剧天王”的美誉，他演相声剧有旁人无法企及的优势，那就是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李立群的父母亲1949年从大陆迁到台湾，父亲是河南人，说很地道的河南话。母亲是北京人，家里不让他学父亲说话，久而久之，他就跟着母亲学了一口北京话。“虽然不学父亲说话，但他所有土音我都听得懂。小时候我的北京腔更重，长大以后反而被台湾的‘国语’给冲淡了。”
李立群的父母是到台湾后结合的，他们的家人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李立群的父亲之前在大陆曾经娶妻，李立群一直叫她“大娘”。“如果说我的爸爸跟我大娘是被战火拆散了的话，那么战争也会结合一些人，比如他跟我妈妈。他们来台以后，眼看着回不去，家人也出不来，我妈妈就跟着爸爸在一块过日子。”
小时候，家里的生活非常艰辛。李立群的父亲离开部队，脱下上校军服，到处做最苦力的工作。比如盖医院的时候挖地基，父亲就去光着膀子挖泥。每天放工回家，三个孩子就去扒他的口袋，看爸爸今天赚了多少钱。如果掏出来五十块，他们就问：“爸爸，五十块多不多？”父亲就说：“五十块够了，够我们全家吃一天了。”三个孩子听了就很高兴。如果掏出来三十块，他们就知道，第二天要饿肚子了。生活虽然清贫，但却很快乐，宽厚慈爱的父亲像一座大山，为这个家遮风挡雨。
刚开始做演员的时候，李立群的父亲很不赞成：“你跑船跑得好好的，去当什么演员啊？”他认识的几个演员，日子都过得非常辛苦，“你又不是俊男又不是什么，你演戏干什么？”29岁那年，李立群凭借《卿须怜我我怜卿》获得台湾电视节目最高奖，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他打电话给爸爸报喜，爸爸说：“哦，以后做事更要小心了。”李立群骑摩托车回家，奖杯就放在后座旁边的小箱子里，到家以后爸爸已经睡了。李立群说：“爸爸只说了那么一句话，也没说恭喜恭喜。可事后我看他跟别人谈起儿子的时候，有那么几分得意。”从27岁开始正式在电视台任职，到29岁获奖，这时爸爸才真正认可儿子的演员职业。
故里寻亲
很小的时候，李立群就知道大陆的家里有一个大娘，有一个大哥。那时两岸隔绝，互无音讯。孩子长大以后，爸爸也70多了，虽然还很想念老家的亲人，但寻亲这件事，却早就不敢想了。
李立群爸爸爱听收音机，睡觉的时候，就把一个小收音机放在枕头旁边。有一天他睡午觉，收音机是关着的，一翻身，把收音机碰到了地上。这么一震震开了电源，收音机就响了，正好在播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迷迷糊糊中，李立群爸爸就听见广播里说，以下是向台湾广播，有几位乡亲要寻找他们的亲人……接着，他就听见了自己大儿子的声音：“我是河南孟县某某，我要找我在台湾的父亲李西毅。”李西毅，就是李立群的爸爸。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李立群形容爸爸那时候“吓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从那天起，爸爸就开始写信，然后四处托人从日本或者从香港辗转带回家，希望和家里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
后来大陆欢迎台胞回乡，但是台湾仍然不准，李立群爸爸就说：“准不准是你的事，反正我要走的。”他要回河南老家，看看自己母亲，还要看看自己的前妻和大儿子。
等到终于可以回去了，到老家一看，才知道李立群的奶奶和大娘都已经过世了，李立群爸爸最终没有见到她们最后一面。李立群说：“爸爸回来以后我们看照片，看他在奶奶的坟前，70多岁的人哭成那样，我一辈子没看见我爸爸这样哭过，我了解他的心情。回去一趟他就好像变了个人。这么多年心里想要做的事给做了，他淡然很多。平时就是锻炼身体，等攒够了钱再回去。他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在那边待得差不多不行了，再回来。他的老年让我看到的就是情感、热情、勇敢，一直到我父亲离开人世那一秒钟，我都觉得他教给我的是勇敢，勇敢地面对一切。”
爸爸80岁那年过世，李立群并没有太多遗憾，因为他始终和爸爸住在一起。生病以后，爸爸脑子开始退化，到最后除了李立群，家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了。李立群每次演完戏回来，爸爸就躺在床上看着他，笑吟吟的。有时父子还会聊会天，聊天的时候，爸爸的脑子非常清楚。最后那段时间，李立群知道爸爸日子不多了，他就尽可能多的陪在爸爸身边，帮他洗澡，陪他睡觉。十岁以后，李立群就再没和父亲睡过，想不到40多岁以后，他又能握着爸爸的手，睡在他的旁边。
有天早起，李立群给爸爸穿衣服，两人聊天。爸爸非常清醒，李立群问他，你觉得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爸爸想也没想就说，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啊，就是穿衣吃饭。
从此李立群不管遇到什么看不开的事情，一想到爸爸的这句话，就觉得通透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