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意中形成了制作人中心制，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采访 / 李梦阳 裘雪琼
文 / 李梦阳 编辑 / 卜昌炯
“王家卫一定会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坐在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位于建外SOHO的办公室里，李东珅用手指了指天花板，“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有机会我一定找他合作。”
北京伯璟制作的《河西走廊》《金城兰州》《重生》3部大型历史题材纪录片相继热播后，身为制片人和公司董事长，李东珅明显有了更多自信。
在他眼里，他崇敬的王家卫是十分注重细节和考证的人，而这恰恰是优秀纪录片最不可缺的要素。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吝啬夸赞自己的导演：“王家卫排第一，赵启辰排第二。”
他绘制了“北京伯璟式纪录片流程化生产”的流程图，让每个人都在流程图中找到自己的位子。
纪录片这条路上，李东珅和他的团队已经探索了10年。
2006年，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那是一个文化产业开始兴盛的年代。
《百家讲坛》的爆红、《明朝那些事儿》的风靡，掀起了一场全民“文化热”。在影视界，借着长征胜利70周年、辛亥革命95周年、中共建党85周年的契机，一批红色题材纪录片争相涌现。也是在这一年，大型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故宫》《圆明园》《大国崛起》等都成为一时话题，在拍摄方式和题材选择上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新的样本。
这让当时在唱片公司做艺人经纪、27岁的李东珅隐隐心动：“我是一个有电影梦的人，但是没钱做电影。这个片子（《故宫》）颠覆了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原来纪录片可以这么做。”
他决定重拾梦想，从纪录片开始。但后来的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其实从入行开始，就觉得纪录片的生产模式有问题”。
在遭遇了没有团队的窘境、旧模式下被合作人员背弃等事情后，李东珅决定改变现有模式：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完成对纪录片制作的革新。
他绘制了“北京伯璟式纪录片流程化生产”的流程图，让每个人都在流程图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他作为制片人则负责整个项目的各方协调。
在2013年拍《河西走廊》时，为了保证拍摄风格的统一，李东珅做了一个被众人认为“疯了”的决定——取消分集编导。这个决定，最终成就了10集的《河西走廊》唯美、大气、精致的整体调性，也让“伯璟模式”走向成熟。
“我们目前的设计流程是，任何环节的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进程都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外而终止。每个环节都有梯队建设，可以不断地补充人员，这是一个完善体系。”李东珅说。
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他们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5集纪录片《重生》的策划、制作和发行。昔日纪录片行业的小字辈，如今正在迈向“第一梯队”。
纪录片是团队艺术
李东珅是甘肃人。2008年起，他立足于人文历史浓厚的家乡，从零经验开始，正式涉足纪录片行业。
他们制作的第一部关于传说格萨尔王发祥地玛曲的纪录片《英雄的崛起》由于人力不足，专业不够，反响甚微。第二年，北京伯璟和甘肃迭部县委、省文联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迭部》因为质量太差送审未获通过。
后来经人推荐，李东珅招聘到香港浸会大学电影专业的艺术硕士赵启辰，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剪辑《迭部》。
“我看了前面的那版剪辑之后觉得故事有点儿散，有3条主线，对于一个40分钟的片子来说太复杂了。”赵启辰回忆，他把自己关进机房，习惯性地用所学的电影化思维，花了一个月将故事还原成“一个外国人在迭部被自然感化找到自我”的故事。
2010年5月，这部重新剪辑过的片子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收获各种好评，随后在参加“亚洲旅游节目国际优秀奖”评选中斩获“最优秀奖——日本知事大奖”。
一年后，李东珅又联合甘肃天水制作了3集历史文化纪录片《秦州大宅门》，但由于前期撰稿线索杂乱，导致整部影片也混乱不堪。焦头烂额的李东珅向两年前认识的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撰稿人邓建永求助。
邓建永为此专程去了趟天水，找各种专家聊，“回来尽可能地用一点好的叙述技巧，硬着头皮把稿子给改了”。
通过这次合作，李东珅拥有了他在纪录片界的“引路人”——邓建永，双方并且因为这部片子开启了长期合作。此时，北京伯璟在专业拍摄、撰稿层面都具备了专业的人才，团队初具规模。
某种程度上，北京伯璟的发展史也是李东珅邀请各种强力外援的加入史。在通过赵启辰广泛吸纳香港浸会大学的同系同学以扩充北京伯璟内部团队之外，李东珅还邀请到了被他称为“精神导师”的时任央视《探索·发现》制片人王新建，以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国内部主任熊殷，组成他的超级顾问团。
基于团队力量，北京伯璟已可以同时操作多部大型纪录片。在李东珅观念里，电视剧是编剧艺术，大家看的是故事，而且编剧也完成了部分镜头的构想；电影是导演艺术，导演是一部电影的灵魂，负责把控一切；而纪录片题材跨度大，更多是团队艺术，需要多方协作。
“比如说一个导演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包括人生经历，来确定电影的角度。电视剧也是，编剧熟悉某一段生活就去挖掘。但纪录片的题材非常广泛，任何一个编剧任何一个导演都无法驾驭所有的题材。”李东珅说。
团队成熟后，李东珅很少过问具体的每一项工作。《重生》拍摄期间，他没去探过一次班。他对每一个人都给予极大的信任，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整体上是以制片人为中心的。他们有一个工作流程，在向工业化模式靠拢，这是很好的。”熊殷评价，“在国际上，制片人是非常重要的。北京伯璟是无意间形成了制片人中心制，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工业化线性流程
2012年，在北京伯璟风生水起时，王新建告诉李东珅，如果想在中国纪录片界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有有影响力的作品。在他的建议下，北京伯璟开始接手成立以来的最大项目——《河西走廊》。准备一年后，在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连辑的支持下，《河西走廊》项目正式启动。“这是我们不容有闪失的一部作品，如果这一步做好了就成了，做不好就证明我们只有这样的水平。”李东珅视这是一次“成败在此”的决战。
为了让庞大的项目高效且保证质量地进行，李东珅决定强化并完善之前已有所尝试的线性流程：建立庞大的专业顾问团，商量确定分集后形成学术本；然后由邓建永带领撰稿团队“用飞扬的文字”，写出好故事；接下来，导演赵启辰负责将文本影像化；最后，通过剪辑导演之手形成最终成品。
在这基础上，李东珅还想做进一步改变：让赵启辰一个导演负责全部10集内容的拍摄任务。
▵拍摄片场，赵启辰常与摄影指导马丁（代表作品《纸牌屋》第三季）交流想法
这个想法遭到包括总导演王新建在内的所有央视人的反对。拍完第一轮时，王新建看了样片十分不满意，认为赵启辰太年轻，担不起这样的重担，并建议李东珅使用分集编导制，给赵启辰多配置几个编导。
分集编导制是以往系列纪录片的通用做法：总导演下面设置数个分集编导，每个编导做一到两集，只对本集负责，从剧本到拍摄、剪辑全面统筹。
在影视领域，编导的种类很多。而在电视纪实作品中，编导是最主要的创作核心，从选题策划、采访、制定拍摄提纲、组织拍摄、编辑制作到后期把关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负责。
但编导个人负责制与李东珅一直强调和推行的制片人负责制以及工业化线性流程背道而驰。
“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负责人）叫编导，这个定义是对的，你拍摄新闻类的片子时你无法预设情况，得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所以新闻纪实类视频是编导核心概念。但是对于我们做的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编导这个词就显得不专业了。”李东珅解释。
他更担心的是，不同的编导做不同的集数，很难保证整部片子风格的统一，而且还会影响整体进度。“可能10集的片子9集已经做出来了，就差一个编导进度慢，这个片子就迟迟推不出来。这不是科学的管理方式。”
他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几年前，北京伯璟邀请的一个年轻编导由于时间冲突，中途不打招呼私自带着所有的素材一走了之，至今也没能联系上，团队不得不重新拍摄素材。还有一个编导在拍了3000小时素材后，始终没能找到作品的“魂”，在后期剪辑时崩溃了，最终甩手放弃。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你可以说是选的编导不够专业。但即使我选个特别棒的编导，他也会出现意外，有可能身体不好等种种原因耽误大家的时间。”基于此，他下定决心撤掉分集编导的设定，由导演一人全权负责拍摄事宜。王新建提议请业内成熟的纪录片导演来合拍，也被李东珅拒绝。
后来证明李东珅的想法是可行的。《河西走廊》《重生》既形成了鲜明个性的影像风格，也保证了整体的一致性。“确实节约了大量成本。以往有分集编导时会造成力量的不均衡，整个片子也不统一。纪录片行业如果能工业化生产，降低成本，也能把每一个环节的效益最大规模地发挥出来。”王新建说，“北京伯璟的操作手法和生产方式对我的触动挺大的。”
他认为，《重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制作出来，而且质量还比较高，正是得益于操作模式，“这也是他们摸到的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
永远比上一部好
回过头来看，2015年的《河西走廊》是北京伯璟的新起点。不管产业流程、核心理念、公司管理模式，还是内容和传播结合，《重生》都是在《河西走廊》上总结、升华的。
“《河西走廊》对于公司的成长、品牌带来的效果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也在一边做一边摸索大体量纪录片的经验。”赵启辰说。
拍摄《重生》时，他们希望能做得更加极致。“超越上一部。”这是李东珅总结的最后一项伯璟模式。
他认为，对一部作品的追求，必定是永远超越上一部，并让每一部片子都保持在基本的水准上，“这个基础水准会跟着我们团队能力的提升而不断提升”。
“不追求最高，但每一部片子都要稳。你不要想着只拍一部片子就去拿奥斯卡奖，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还是踏踏实实做好一个基础水准。”
2008年，李东珅第一次见王新建时，王新建曾劝他别做纪录片，一是纪录片不赚钱，二是起步太晚，“现在才加入这个行业你要什么时候才能赶上那些大的团队”。
10年过去，李东珅仍在坚持。这让王新建很感慨：“他们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他们有自己的追求，要做就做最好的。一些纪录片公司好多年发展不起来，可能跟团队的眼界也有关系吧，有些人可能觉得挣点钱够花就可以了，没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我觉得美国文化从业者是有担当的，不断地下意识地传递美国精神。
李东珅执迷于对中国故事的表达。做纪录片前他对历史并不感兴趣，对历史的认知也仅限于教科书，但这些年来他读完了大量历史人文类图书。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本刚开封的《苏轼全集校注》。
在他看来，讲好一个中国故事必须具备三要素：第一，选一个好的故事；第二，如何解读这个故事；第三，如何让这个故事更鲜活、更有传播力。
“你看美剧《罪恶之夜》，中间不断地在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现在有些中国小孩对美国精神的解读远远胜于对中国精神的解读。我觉得美国文化从业者是有担当的，不断地下意识地传递美国精神。”李东珅说。
相较而言，他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纪录片都没有传达出中国精神，而纪录片的处境也让它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它不可能靠销售赚钱，一部电视剧有一线的导演、一线的编剧、一线的演员，购片方就会认定这部电视剧值这么多钱，而纪录片就很难有一个第三方定价，电视台也不会出高价购买一部纪录片”。
但不可否认，最近几年中国纪录片有繁荣迹象。一些爆款纪录片的出现，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业，投资也越来越大。
“别说春天，我觉得纪录片的夏天都已经来了。但别人的春天跟你没关系，环境的春天不一定对每个企业都是有帮助的，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先想想为什么，然后想怎么做。”
李东珅坦承《重生》也有赌的成分，“如果这部片子成了，下一个片子一定也能成，这个风险是整个团队一起在承担。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行业生产流程进行创新，谁知道现在会做成什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