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在帐篷里吹着口琴，穿着迷彩服的猎人走进山林，用溪水洗脸、痛饮，松针高耸入云，干枯的松林里点缀着白棕色的驯鹿，猎人清脆的召唤声和鹿叫声差不多，驾着鹿沿着松散的队形下山。
小鹿用舌头舔舔顾桃的镜头，舔出一镜水雾……三百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的鄂温克人告别西伯利亚，迁徙到大兴安岭的西北麓，在原始森林中靠狩猎和饲养驯鹿生活。他们信奉萨满，崇拜大自然，敬火如神，严格遵守着大自然休养生息的规律，驯鹿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人称“使鹿民族”。2003年，由于生态迁徙和禁猎，大部分使鹿族人告别了森林和大山，搬进了政府新建的定居点。而部分族人则牵着驯鹿，回到森林，艰难地维系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这一年，导演顾桃第一次走入使鹿族部落，也从这里走上了纪录片之路。在随后的六年中，他几十次出入大兴安岭的原始部落，积累了500多小时的素材，将这个濒临消失的族群记录了下来，剪出了一系列影片。其中，《犴达罕》为他获得了“2013年凤凰纪录片大奖纪录长片奖”。
第一次接触使鹿族人，是在酋长的客厅。当时，他略微局促地坐在一角，被满屋猎民挨个盘问：“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啊？”“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啊？”
他是顾德清的儿子。
父亲顾德清是汉族人，取了满族女子。大学毕业后支援边疆，到鄂伦春旗的文化馆工作，却不甘于平淡。在顾桃的记忆中，父亲总是时不时就“失踪”几个月，再次看到他时，就像是“野人归来”，蓬头垢面，一脑袋伤，眼里却有一闪一闪的光。
最让小顾桃记忆深刻的，是父亲晚上点着灯，用各种液体冲洗黑白胶卷。那些在药水里慢慢显现的，是另一个世界：厚厚的积雪，密密的松树林，背着长杆枪、穿着鹿皮夹克的猎人，雄赳赳的猎狗，长着大角的鹿，还有撮罗子（外围包着桦树皮的圆锥体帐篷）……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在那时，已经开始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鄂温克猎民的生活。
那时鄂伦春人养马，鄂温克人养鹿，一南一北，同在大兴安岭。鄂温克的鹿族，也被称作使鹿部落，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新中国建国以来，鹿族历经了三次被安排的迁徙定居，但由于驯鹿不能适应山下的圈养生活，一批批地死亡，一部分养鹿者总是回到大山，延续古老的生活方式，继续与现代文明博弈。随着人数日益减少，使鹿文化已经濒临绝迹。
对镜头好奇的驯鹿。
但顾桃一开始并没有“子承父业”。1995年从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后，学油画的顾桃一直在外漂泊。同学招呼一声“走，咱们搞装修！”他就跟着搞装修去了。同学又一声“走，咱们得做壁画！”他又做壁画去了。
2002年，离家四年的顾桃回了老家。一进门，发现父母头发白了，腿脚也不利索了，心里特别难受。“以前他们总跟你说，哎，你不用回来了，我们也不想你，你就好好在外面学习，工作。其实都是反话，是怕打扰你往回跑，太远了。”
翻着家里的书柜，他突然发现，小时候每次父亲回家后，他帮着誊写到稿纸上的猎民生活日记，已经由山东画报社出版成书。父亲翻着书里的照片，一边跟他念叨，“这都是我的老朋友啊……”
那时侯老人没有手机，猎民们也不会写信，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顾桃突然心里一动：那我去敖鲁古雅拍点儿照片吧，回来给你看看。
父亲很认真地给他写了介绍信，列了五六个要找的人名，什么马克西姆、果士克，都是俄文名。第二天，顾桃就出发去满归了。
父亲和他自己都不曾料到，这次旅程就像个奇怪的催化剂，让顾桃过去耗的所有时间都有了意义，仿佛是金属钠与水混合，加入空气后燃烧，爆炸。
满归
满归是猎民们的定居点之一。早上七点半的街道空空荡荡，邮局和商店都没开门。路旁排列着许多俄罗斯风情的金字塔状木头房子，叫木刻楞。
满族青年张丹是顾桃在满归碰到的第一个人。他一看那封介绍信就说，这个死啦，早就喝死啦，这个冻死啦，这个淹死啦……这个啊，他儿子还在的，我带你去他家。
他找到的这个叫何协，是鄂温克女酋长玛利亚·索的儿子。“一进门，何协胖乎乎的媳妇坐在炕上，像口大钟。后来才知道，她脑子里有颗子弹没取出来，是何协他们擦枪时走火，穿过一层纤维板给打中的，取出来有危险，就一直留在里面。她胳膊大腿都动不了，就越坐越胖了。”
越来越多猎民出现在何协家，都是拿着茶缸子来喝酒的。他们一个个盘问顾桃：“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啊?”“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啊？”，还让他把身份证拿出来。“完了大家就继续喝酒，聊生态移民的事。有的说，我要自杀，他妈的都不让打猎了，枪都没收了，怎么找驯鹿啊？”
那时，恰逢2003年鄂温克族猎民生态移民。政府投资了1200万元，免费提供根河郊区31栋北欧风格的建筑群给猎民居住，新居中还分布着博物馆、宾馆、鹿茸加工厂和政府大楼。同时，根河市也实行了禁猎政策，猎人们的半自动大枪都交了出去，换成没什么杀伤力的BB枪。
猎民代表谷革军是第一个交枪的，在采访的新闻镜头面前雄赳赳气昂昂。当时，采访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来了一堆，主持人在镜头前说：“鄂温克人欢天喜地乔迁新居。”交完枪的猎人背过身却开始抹眼泪，都明白，“以后不可能摸着我们心爱的猎枪了。父辈传授的手艺，到我们这一代给丢了。”
还有猎人问，以后没有枪，驯鹿碰到熊、狼什么的怎么办？政府的人说，别慌，打110，报警。
驯鹿的反抗则更加悲壮。鹿群原本春天吃树枝、夏天吃蘑菇，冬天雪再厚，也能找到恩考（苔藓）。但是定居点离最近的放牧点足足有80公里，它们只能吃山上运下来的草。许多驯鹿适应不了圈养方式，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亡了。
顾桃当时不明白猎民们的苦恼，只是跟着喝酒，然后拿着相机到处“咔嚓咔嚓”。“当时客厅里有两个大猎狗，正在交配，我就觉得特震撼。你看城市里的客厅，只是人坐沙发上看电视、喝茶，中规中矩的，这是所谓的正常。但我在那个气氛里，觉得最自然的就是人和猎狗的关系，自然和猎狗的天性，那太有意思了！”
第一次从猎民定居点回来后，顾桃隐约有一个感觉，父亲当年使用的文字和照片已经来不及了，要用影像方式来记录鹿族快速的变化。他想，即便保护不了这种原始的文明，能记录下来也是有价值的。
他先在杂志社做了两年摄影记者，攒钱买了设备。2004年夏天，带着摄像机的顾桃再次来到酋长玛利亚·索在定居点的家，想跟着他们走进大山里的部落，记录下他们最原始的生活。那时候，一部分猎民已经带着鹿重新回到了山里，住回了撮罗子或帐篷。
有儿子何协在，玛利亚·索就很安心，退役的猎犬喜力各趴在他们面前。
但是，面对顾桃的请求，年过八旬的老酋长面无表情，每一条皱纹都不为所动。人称“最后的酋长”的玛利亚·索，在森林里已经生活了八十多年，森林和驯鹿是她全部的寄托。她不会说汉语，但早已不是第一次面对镜头。采访的、猎奇的、旅行的……人们来了又走，跟她合过无数的影，却无法改变使鹿族的命运。“她知道她的枪收不回来，她知道生态移民是错误的，但感觉也没有力量去改变。”顾桃忖度。
但他不死心，转而跟在酋长儿子何协后面转悠，酋长家有啥事儿就帮忙。几天以后，顾桃得以跟着装驯鹿的车上了山，深入鹿族最大的猎民点，成了第一个长时间跟踪拍摄他们的纪录片导演。
山中
“夏天山上亮得早，三点太阳就会出来，整个森林就会是一片暖洋洋的绿。”
顾桃在日记集子《忧伤的驯鹿国》里对敖鲁古雅的夏天如此描述。敖鲁古雅是使鹿鄂温克民族的故乡。在山上，顾桃跟所有的猎民一样，每天找鹿、挑水、砍冰、背地衣、做饭、喝酒……上山的前几个月，他基本没拍什么东西，就和所有人一样生活，然后每晚写日记。
因为父亲的“失踪”，顾桃从小就得干农活儿，秋天砍白菜、冬天扒树皮、腌酸菜……这倒给他的山上生活打下了基础。然而，山林并没有镜头中那么童话。尤其是冬夜，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前半夜不断地往火炉里添绊子，能把铁皮炉烧红了，帐篷就像桑拿房一样难捱；而后半夜，感觉皮肤上都是冰霜。
“纪录片最残酷的就是你陪别人生活”，有拍过纪录片的人这么说，但顾桃不同意。他觉得，只有心甘情愿地融入别人的生活里，才可能拍好纪录片。“他们干的活我都能干。你没有那个精力，你没有那个空气，那个呼吸，那种气息，那种土壤，你怎么能够体验到那种生活呢？”
“我要连续在北京待一个月我得疯。”有时，城里的逼仄生活让这个北方汉子受不了时，他就带着机器回大兴安岭，直到把所有电池用完。只要拎着摄像机一走，他就会汗毛竖起，激动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在山上，他可以与猎人们一起静静地看月亮消失在大兴安岭，可以听他们讲故事，聊艺术和政治。他学会了不看表和日历。玛丽亚·索告诉他，日月星辰的变化就是她的节气表。月亮要是带头巾（周围有光晕），就是告诉人们最冷的时候到了，要备柴火。“虽然在山上寂寞了点儿，冷点儿，或者热点儿，但是很自由。”
每一头驯鹿，对柳霞来说都像是亲人。
山上最重要一个活是找鹿。猎民千百年来与鹿相依为命，每只鹿都有自己的名字：“牛仔裤”“武则天”“葡萄糖”“白岩松”……在猎民信奉的萨满教中，驯鹿被视为人和神之间的使者。
驯鹿一直是猎民们的交通工具，如今，鹿茸也是猎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5月下旬至7月末是锯鹿茸的日子，猎民会将锯下的茸煮开、晒干储藏，之后再给茸根撒上消炎粉。
被放出去觅食一段时间后，猎民就要把驯鹿找回来，喂盐和豆饼，让它们知道营地的概念。玛利亚·索在驯鹿脖子上系了名为“巧尔然”的铜铃，便于沿着铃声寻找。只是，每次找鹿的行程都越来越长，收获却越来越少。
一次跟着找鹿时，顾桃撞见一头被油丝绳倒挂在树上的鹿。“脖子歪拧着，眼睛已被乌鸦啄成了洞，苍蝇争抢，臭味熏天”。这是偷猎者陷阱的牺牲品。小孩们必须将鹿的头部和五脏六腑烧掉，以防引来其他野兽。
在顾桃的镜头中，充满着原始而粗糙的画面，却又带着一种迷离的乌托邦气息。金马奖评委沈可尚曾跟《南都周刊》记者说，“我非常喜欢顾桃的片子，但真想帮他把画面好好掌控一下。”
《敖鲁古雅》系列获奖后的一次放映会上，有观众质疑他“碎片式”的纪录手法缺乏技术，故事性不强，顾桃完全赞同，却没有一点儿窘迫感：“这十年我都没技术，真的。我没学过拍摄，是永远用自动光圈，自动对焦。刚开始拍摄的时候，经常是以为开机了但其实是没开机。拍过的又重新拍了一遍。”
他很怕被提问，觉得底下那些观众、学生问得都很专业，比他更懂表达：“经常是：顾导，您这个片子表达了一个什么割裂啊，民族啊什么，讲了一通。”他只好连连点头，对，对！
他觉得，拍纪录片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态度和本能。这从他欣赏的纪录片里也能看出来：徐童的《老唐头》，赵亮的《罪与罚》，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正如纪录片导演魏晓波写的：顾桃的三部纪录片没有猎奇，没有高屋建瓴的观点，也没有看似深刻、一厢情愿的解释，他以异样的视角呈献给我们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碎片。“我喜欢那种特真诚地展现生活原貌的片子。”顾桃觉得，这或许也是自己得奖的原因。
喝酒
颁奖典礼上，《南都周刊》记者曾问顾桃：压力大不？“没有压力，只要酒没醒就没有压力。”喝酒在顾桃的生活里就如空气一般重要，在他的纪录片里，喝酒也是最常出现的镜头。猎民们没事时就喝酒，喝大了轻则耽误找鹿干活，重则互相揍得你死我活，但醒过来之后又继续唱歌生活。纪录片中有几位，如今已经因为喝酒而去世了。
每次上山前，顾桃都会带上不少酒，跟爱喝酒的维佳、柳霞和他们的母亲老芭姨同睡一个撮罗子，一起喝。在片子里，老芭姨总埋怨他，“你就带，看把他们喝的！”可又一边嫌弃，“哎呀，怎么不带点啤的呢？”带了啤酒又说：“哎呀这啤的也不够劲儿，怎么没带点白的？”
“藏酒”是他们的一种特殊活动，因为大家都爱喝，有时酒没喝完，就得找地方藏起来，免得被别人喝掉。酒瘾来了没酒喝时，大家就找，树后或草丛是经常能寻到宝的。有一次，一个来采风的大学生想了个绝招，把酒挂在高高的树顶上。后来他发现，树没了，原来柳霞为了喝那瓶酒，直接把树放倒了。
频频带酒的情节引来了不少质疑，有人觉得顾桃是有意靠酒来方便拍摄的。但导演本人满不在乎：“少数民族的性情里，这就是自然的。两拨喝酒的人凑在一块儿，你说是谁鼓励谁喝酒？”
有时候，猎民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醉态被拍进去，觉得伤自尊。老芭姨在网上看了顾桃的片子，不高兴，“你看你拍的，多难看啊。”但维佳醉醺醺地看一眼，觉得“他拍得挺真实，挺真实的”。
顾桃理解他们。酗酒当然是个人行为，应该自己承担责任，但是，“当这些猎民看着自己的世界一点点被毁灭，却无能为力时，酒精就成了最有力量的东西。”有些专家认为，顾桃的电影没有展现出“新生活带来的希望”，他却认为，这就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他们等着自生自灭”。
逆光下的皮子给营地增添了一份古老的气息。
其实，猎民们也曾试图寻找新生活。维佳是族里的艺术家，也是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的外孙。他曾在北京民院学画，会写诗，清醒时常聊德国表现主义、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席慕蓉作为蒙古人去拜访狩猎民族时，见过维佳的画，给他留下了字条：艺术的生命需要自己小心保护和维持。珍惜上天赋予你的才情，坚持下去，好吗？
但是，维佳嗜酒如命。老芭姨在网上为他登了征婚广告。结果，海南的夏老师看到了以后，跟老芭姨聊了两个月电话，上山来了。维佳从北纬52度的原始森林，一下子到了热带海岛。
在三亚生活时，维佳曾在两个月内画了五幅油画、一张素描和一幅烫画。里面有高耸入云的松林，有撮罗子，前面是棕白的驯鹿，鹿角托起，就像在北极村庄。跟顾桃聊起以前的打猎生活，他神采飞扬、手舞足蹈，仿佛那头被他一枪打中动脉的熊就在眼前。
但是，维佳仍惦记着喝酒。在纪录片中，他经常为了喝一瓶啤酒而跟夏老师讨价还价，软缠硬磨。“那我回山上了啊”，维佳讨酒失败后这样威胁，语气温柔。有时他偷偷弄了白酒，喝得一塌糊涂后，夏老师气得直接以耳光伺候。沮丧时，维佳说：“我真他妈不想呆了，没XX意思了，回猎民点！”半晌又说了一句，“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她。”
后来，夏老师把维佳送到戒酒中心，他开始喝中药戒酒。
从三亚回去的车上，顾桃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森林里最后一头犴困惑在热带雨林，无力咆哮，只有哀嚎……我看到维加穿着印有椰子树的海岛服，在沙滩上嗮太阳，总感觉这不属于他，但我无权干扰他的幸福或不幸，只有等待他自己选择未来的生活。
最后，维佳戒酒无望，最终一个人回了森林。挑着树干在溪边走的他，脚步轻快，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
“我感觉维佳的身上就具有犴达罕（驼鹿，大兴安岭森林中身形最大的动物）的气质，孤独、敏感、无处安身。”顾桃曾这么写。其实，有朋友觉得，顾桃也和维佳一样，是城市里另一头犴达罕，尽管现代文明不时地召唤他们，却只能在原始森林中得以畅快地呼吸。
文明
在顾桃看来，一种文化总有消失的时候，有时，这甚至是这个族群自己的选择。“要让咱们回去打猎，100个里面有99个愿意，唯一不愿意的会是一个小娃。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这也是他们所害怕的，”猎民古革军承认。
在使鹿族的孩子看来，山下的KTV和电脑游戏显然比山上生活更有吸引力，也能让他们更快融入现代社会。他们想学习鄂温克语，却没有一个好的途径，会讲传统语言的老人越来越少了。
玛利亚·索的女儿德克莎也很矛盾，她在与白岩松的采访中曾说：山下，是有医疗体系保障的丈夫，需要上学的孩子。山上，是需要照顾的老人。而自己的孩子，只会在放假时会到山上象征性地待两天。
顾桃有时幻想，政府应该“让愿意待在森林里待的人重新过上猎人的生活，让他们作为护林员，再发上工资。因为他们对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非常熟悉。山川河流都是他们命名的，这是最理想的了。”
在山上待的几年中，老酋长玛利亚·索始终拒绝面对顾桃的镜头，也不讲汉语。这位使鹿族的核心人物，对森林、对世界有着坚定的看法。出现在镜头里的经常是她的侧脸，金黄的夕阳光斜斜射进帐篷，洒在她花白的头发和安静的脸庞上，老人吹着口琴，曲调悠长、迷离，颤动着林中的乡愁。
第六年的一个阴冷天，老人终于对摄像机开口了，用鄂温克语缓慢地讲：
“我们就这样狩猎，放驯鹿，过了一年又一年。过去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到处都有鹿、灰鼠子。现在不同了，到处都是人，偷猎的人。到底是谁把林子里的树都放倒了，砍光了？是谁跑了火，把林子一烧就是十天、二十天？是谁用毒药毒死野鹿还有犴？是谁用套子把林子都圈起来？一点点地把野兽弄死？我们连自己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放驯鹿的地方也没有了。现在还把我们的枪收了，就像把我们的饭碗打碎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空气像凝固着，唯有摄影机器的电流声，和顾桃不忍看她的眼神。
也许，在强势文化面前，弱势文化只有两种命运，一种是被同化，另一种是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