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中芳
人们常说沿海男，18: 1，但男女之间的关系仍然正常、慎重，没有混乱的现象。
延安党政军民学机构都不大，经常组织工作团到外地调查，一个组六七个人，有男有女，行军途中，有时睡在一个炕上，很少发生什么问题。大家在繁忙工作中，几乎忘记了彼此的性别，过着一种革命的、纯洁的甚至是神圣的生活。1939年以前，延安恋爱者有之，结婚的人不多。这个时期，抗战风云汹涌奔腾，人们怀着一种速战的愿望，不论在前线、在后方，都想着打败日本之后如何重返故乡，建立自己期望的生活。但是随着武汉撤退，大片国土沦陷，速胜之望已经破灭，留在延安的必须做长期打算，毛泽东也号召留在延安的干部要有决心，死了埋在清凉山。这时延安的年轻男女，开始考虑自己的长期打算，恋爱结婚也时兴起来。
延安没有婚姻法，男女结婚只要向所属组织写报告申请，经过考查具备结婚条件就予批准，批准书等于结婚证，就可以结婚了。延安当时因住房紧张，没有可能给结婚夫妇一间新房，所以实行礼六制度，夫妻平时在一个单位也好，不同单位也好，只有礼拜六才能团聚过婚姻生活。一到礼拜六，同房间的同志临时搬走，腾出地方让夫妇同住，星期天各自回去。
延安有一批红军老干部，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30多岁，还未结婚，他们积极寻找对象。延安有少数工农女干部，他们和她们讲恋爱直截了当，彼此觉得可以，就打报告结婚。延安有一批大后方来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她们怀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和志气来到延安，本意不是来找对象结婚的，其中有些本来是一对恋人，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结婚，到了延安就水到渠成，得其所哉。其中多数还在待婚状态，成了延安男同志追求的对象。
1938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一共6个人，部长凯丰在重庆办《群众》杂志，秘书杨松，教育科长吴亮平，宣传科长陈昌浩。除我们3个年轻人，他们都是30岁左右年纪，是党内高级干部。杨松曾长期在东北做党的工作，留苏多年。吴亮平曾是苏区中央宣传部部长，陈昌浩是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3个人中，陈昌浩已结婚，夫人是著名妇女干部张琴秋，是延安女子大学领导干部，张琴秋每周来与陈昌浩团聚。夫妻恩爱之情，激起了另两位单身人的求偶之心。杨松和吴亮平都有心找对象，两人找对象的方式却不同。
吴亮平管教育，经常到各学校讲课，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从听课的学生中选择对象，终于在陕北公学看上了一位大后方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但不知她的姓名，更不知道她的履历。于是在一次讲课的时候，指着她说，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提一个讲课中的问题，让她回答。知道了她姓杜，他就去找她所属的班主任了解她的情况，知道了她是一个好学生。第二次上课，又让她回答问题，如是者好几次。他认定了这位对象。下课后，让班主任把她请来个别谈话，谈谈学习，为什么来延安，志愿是什么，称赞她学习好，同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很快，在一次谈话中单刀直入提出要同她结婚，小杜感到突然，提出没有经过恋爱就结婚，要考虑考虑。吴亮平向她说明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能像平常时期那样考虑问题，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了。小杜通过听课，知道吴亮平不仅是老干部，而且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著作、有才华，颇为佩服和敬仰，看到他是真诚的，就同意结婚了。
而杨松则比较含蓄，他年纪稍为大一些，长期在苏联，回国后很想找个合适的对象，一下子找不到，心里想着嘴里老是反复哼着歌曲“23/12/562/55/62/162”（此为用数字简谱哼唱出的歌曲旋律）。我都听得很熟了，知道他的心思却帮不上忙。1937年年底，安徽汪雨相老人带领全家大小，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一起到了延安。老人分配在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长，年轻人都分在延安各单位。老人有一位媳妇，到延安后与丈夫离婚了，在马列学院学习，以后分配到延安文化俱乐部工作，可能杨松在马列学院讲课时见过她，认为她老练成熟，就经常跑文化俱乐部来找她，经过几次交谈，终于结成了夫妇。
讲起文化俱乐部，还有另一位女干部，是安徽女一中高才生，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到了延安，可能是从女子大学调来的。她个子高高的，亭亭玉立，很是清秀，把文化俱乐部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在文化活动中，被刘白羽看中。我与文化俱乐部是邻居，看见刘白羽越来越勤地来追求她，老天不负有情人，他们志趣相投，彼此相爱结成夫妇。
红军工农干部与女知识分子生活经历情趣有差距，当时延安有一些笑话。说一位红军高级干部与一位女知识青年结了婚，感情很好，一日在延河边月下散步，正赶上十五月圆，延河月下，女的感到无穷情趣，高兴地说这月亮多美啊！她丈夫不能理解，觉得月亮就是月亮，像一块大烧饼挂在天上，有什么美不美，使女的有些失望。
又传说一位女知识分子，结婚后给她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说“送给你一个吻”，丈夫收到信问警卫员，她给我送的东西在哪里？警卫员说没有看到她送什么东西。丈夫说她信中写的送给我一件东西怎么没有，一再追问，警卫员没有办法，找到懂文化的干部一看，不禁大笑，丈夫也觉得不好意思。尽管工农干部与女知识青年在文化上情趣上有差距，但工农干部政治水平高，经历丰富，感情真挚，婚后增进了了解和感情，夫妻生活很融洽。
在延安恋爱结婚中也有不尽如人意、引为遗憾的事。从大后方投奔延安的一对情人，约好到延安结婚。结果走岔了，女的先到了延安，在学习中受男性的热烈追求。她在不知道她情人的下落情况下与人结婚了，等到她的情人找到她，已经晚了。男女双方都感到很遗憾。
还有更不幸的是，我的年轻朋友刘天海，青岛人，是一位英俊少年，受到女青年的爱慕，他也爱上一位山东姑娘小徐，两人情投意合，打报告要求结婚，但是他在履历表上填的是在家乡已婚，组织上不批准。他再三说明，也不行。忧郁成疾，在一场伤寒病中死去。我去看他，在他遗体旁伫立很久，发现他临死时，眼角留有未干的眼泪，于是写了一首诗：
天海，年轻的友人啊，
我要用激动的声音，
唱出你心中的悲歌！
我有一次偶尔遇见天海的情人小徐。只见她容颜憔悴，几乎认不出了。可见她在感情上也受到很大刺激。
还有情人情深意笃，期待百年好合的，不料突然得到通知，说一方政治上有问题必须立即离开延安，从此天涯分隔，连音讯也不能保持，直到胜利见了面，彼此已经有很大变化，徒增无穷的遗憾。
在延安结婚的男女青年，少小离家，对男女结合的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发生过一些影响健康的问题。这些事，女方如果在家里，会有母亲告知，到了延安，谁来告诉呢？1939年秋季，有一次我看到窑洞里外挤满了年轻男女，非常用心地听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讲话，不时传出笑声。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邓大姐（邓颖超）在谈话，告诉年轻夫妇如何注意婚姻卫生，只听见她批评一些年轻夫妇，例假时不谨慎，结果得了病。她大声地说这是危险的、不卫生的，当丈夫的一定要体恤自己的妻子，一个月有4个礼拜六，忍耐一次有什么不可？她说，这些话你们在家时妈妈会告诉的。如今你们离开家到延安，我是你们的大姐，不能不管。延安，就是这样通情达理，无微不至。
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深受延安青年的敬仰，把他们奉为婚姻的偶像。他们从天津南开中学同学时相恋，历经无数风险和劫难，始终保持着深厚的爱情。邓颖超人称邓大姐，是一个热心肠心直口快的人。记得1941年她陪伴周恩来到苏联治疗骨伤，返回延安时，召开大会欢迎，请她也讲几句话，她推辞不了，只好上台向大家说，我这次是陪丈夫到苏联治病的，没有什么话好说，谢谢大家！就这几句话，博得群众的热烈掌声。当时，我是群众之一，手掌都鼓红了。
延安青年崇拜的婚姻偶像，还有朱德和康克清，不过朱德长期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人们见得较少。人们印象好的，还有张闻天和刘英夫妇，李富春和蔡畅夫妇，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曾山和邓六金夫妇。印象欠佳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林彪和叶群夫妇。特别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当时延安和其他根据地都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江青政治上不够格，大家有些不放心。叶群是南京来的比较年长的大学生，有社会经验，在别人热衷找对象时，她沉得住气，人们称之为马其诺防线（二次大战中法国号称最坚固的防线）。听说她把中央领导人都排了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哪个结婚了，哪个还未婚，或者虽结婚但老婆留在苏联回不来。林彪符合这个条件，她便主动进攻与林彪结婚。
延安男多女少，可都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不管她看起来多么不漂亮，不管他年纪大有战伤断了胳膊缺了腿，最终都能满意结合。当时，我一位朋友的姐姐是舞蹈演员，长得很漂亮，她的丈夫是红军一位断了一条腿的将军，两人却很相爱。
在延安还有几位外国朋友，如马海德大夫，找到鲁艺的美人苏菲，结婚生孩子直到白头。李德在遵义会议被撤下军队领导职务后，留在延安闲住，无事打打网球，他也找到一位对象结婚，当他被共产国际调走时，他的妻子留下来，成了一名戏剧演员。
萧三是著名诗人，长期留在苏联，结婚生子，带到延安。我们住得很近，常见到萧三妻子。他们的儿子五六岁，名叫里昂，我们都喜欢他，逗他玩。他一不高兴就说“沙巴克”，懂俄文的人说“沙巴克”是狗，他在骂我们呢。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孩子，孩子给延安生活带来新的感受，我们的革命是长期的，后继有人。
但是延安结了婚的女同志一般不愿生孩子，行军打仗是个累赘，所以人工流产的比较多。只要经过领导的同意，就可以进医院做手术。延安不鼓励生孩子，但对生孩子是负责的。每人粮食有定量，孩子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定量，还另发布为孩子做衣服。孩子从生下来就按规定供给。婴孩一般是吃母乳，母乳不足，就用大灶小米粥面上的米油加糖喂，居然也能喂成又红又胖的娃娃。遇到行军，带孩子的女干部一般都配一匹马，有一位公务员照顾。也有把孩子托给老百姓代养的。
我的儿子1943年出生后，一直随着我们到处行军，虽然受了不少跋涉之苦，但是长大了却很自豪，总是谈自己是从小八路长大的，见过打仗，还见过日本俘虏，是个老八路了。这批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良好的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干部子弟群，他们之中有些人成了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骨干。
本文原载《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
最新收录于“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之《窑洞轶事》，2014年版
《窑洞轶事》回归延安时期的“人”本身，关注对象包括革命领袖、保小学生，外来知识分子、本土劳动英雄，外籍革命者、日本战俘，等等。通过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将鲜见于公众视野的延安故事整理汇集，从“轶事”的独特角度对当时延安各阶层与各界人士的工作、情感和生活立体呈现，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一个个生灵活现的“延安人”。
王仲方，1921年生，安徽六安人。曾就读于浙江大学，1937年12月到延安。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泽东青干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华北局社会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部长政治秘书。后任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中国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会长。当选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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