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车轮不断前进，全国解放已有30多年了。聚集的时间并不短，但在那漫长艰苦的岁月里，人们怎么会忘记革命英雄们的战斗情景。
我的爱人秦鸿钧同志牺牲至今也已三十多年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下午，我在敌人的监牢里亲眼看到他被敌人带出去将要杀害时的情况，还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我和他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比较短暂的，但这段历程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多么值得怀念。解放前，是鸿钧同志帮助了我，使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成为一个革命战士，解放后，在鸿钧同志的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使我在社会主义革命大道上努力前进。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祖籍是山东日照县，父亲秦培源从小跟随祖父母逃荒要饭落到了沂南县，住在世和庄东头的一座破庙里，靠看管寺堂，租种寺院的田地过活。一九一一年，秦鸿钧就出生在这样贫苦的家庭里。
秦鸿钧家境贫困，无钱读书，十岁那年，由他伯父资助，才上了几年私塾。以后，他便一边帮助家里劳动，一边给地主打个短工，以便挣几个钱糊口，同时在劳动之余抓紧自学。由于他切身的遭遇，深感社会上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根本活不下去，有些人却可以随便欺压、任意地摆布农民。开始，他不懂得穷人为什么会受苦的道理，后来，在党的启发教育下逐渐明白了穷贫富是剥削制度所造成的。
当时，有不少受苦受难的农民相信天命，穷人所以穷，是因为上世没有给“老天爷”烧好香，为了免得“下世”受难，“这世”就要敬好老天爷。
秦鸿钧认为：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首先要破除农村的封建迷信。于是，便和村里的几位青年商量要敲掉本村庙里的菩萨。风声传出去了，一些好心的朋友都来劝说：“相猷，你可不能这样做啊!你妈就你这么一条根，敲了菩萨要天打雷轰的呀!”秦鸿钧决心以行动来证实敲了泥塑木雕的菩萨不会遭天打雷轰这个事实。一天，他约和几个青年人进了堂会，然后又把菩萨敲得粉碎。几天过去，这些青年没有’被雷轰。从此，农村中敬神烧香的人渐渐少了。
鸿钧性情刚毅且具有充分信心，对敌人更是疾恶如仇。他早在革命时期，就在家乡与地下党领导人徐相南和本村的贺百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经邵德孚同志介绍入党。大革命失败之后，秦鸿钧坚持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参与沂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后来，家里变卖了全部田产，又向亲友借了三百块大洋，才将他赎出。然而，他的父亲秦培源却因连吓带气，得了重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三O年病故，去世时年仅四十四岁。鸿钧出狱后，创伤未愈，又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与派水南乡区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并成为南乡区党的领导人之一。
在区委和他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苏村、司马店子、司马、下孟寺、李家庄、肖家官庄、房家沟、石灰窑，以及河阳、汤头、姚家店子、张庄、马家庄、竹篮等村镇都建立了组织。
为了掌握武装，鸿钧同志还参加了民间“大刀会”的一个支派一一红旗会的活动，并同邵德孚同志一起受区委的委托，利用大刀会的力量，发展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春，由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县委委员王光华到南乡区组织武装，并准备起义，鸿钧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隐蔽在家里。后来，王光华通过鸿钧与沂水北部党组织负责人陈善取得联系，确定了走武装暴动的道路，同时，确定了南北两区武装汇合的地点等。
一九三三年七月，南乡区武装三十余人，在王光华、秦鸿钧的领导下，从姚店子镇出发，向沂蒙山区进发，经过一夜行军，到达了诸葛以西，与陈善领导的武装会师．共同登上了著名的枫山。枫山风景优美，悬崖陡壁，非常险要，而且队伍宿营地的房屋整齐，确实是个好地方，可惜由于水源不足，又加之计划不周，营地被地主武装发现，前来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南北两地的武装化整为零。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鸿钧先到青岛，而后，又途经大连，来到哈尔滨，通过幼年时的同学、任地下交通员的贺百珍，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六年，鸿钧受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无比高兴。怎样走呢？组织上给他的既不是火车票，也不是船票，而只是一张地图，要他根据地图指示的路线，想方设法越过国境线。这时东北已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国境线上更是戒备森严，地图不能随身带，只能依靠记忆将地图指示记在脑中。
鸿钧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准备了干粮，携带了极为简单的行装，离开哈尔滨，通过小路，向着国境线出发。为了避免和敌人遭遇，他常常是白天隐蔽，晚上行走，途中有一段需从阴森可怕的丛林通过。因此，他不仅要准备应付敌人，而且还要注意提防野兽的袭击。
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行走，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苏联境内，并
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开始学习通讯电台的技术。学习无线电技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可是，鸿钧只上过小学，连代数也没有学过，更不懂外文，可以想象有多么大的困难。可是，鸿钧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每天起早睡晚，遇到不懂的问题，便追根求源，弄个明白。就这样，他终于在限定的半年时间里，学会了一整套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于一九三七年结业回国。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秦鸿钧回国后，党根据城市工作斗争的需要，派他到上海建立一座秘密电台，担任报务员。但是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架起我党的地下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接上电讯联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上级周密地考虑了秦鸿钧的处境，为使电台安全，决定让他先在上海建立起一个小家庭。于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我们结了婚。
接着，抗战全面爆发，鸿钧按照党的指示，以糖果店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敌人心脏里搞地下电台工作。我们住在一幢洋房的三层楼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要我把收藏的发报机拿出来，他很快架好了天地线，带上耳机就在我们的住房里开始工作。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我们时刻提高警惕，他收发报时，由我在窗口听外面的动静。那时敌人警车的尖叫（声整夜地响着，我的心弦一直是绷着的。直到天快亮了，任务完成了，我们把机器收藏好以后，他才微笑着轻松地吸了一口气，我愉快地默念着：昨晚的工作挺顺利，未发生问题。
当时鸿钧虽然只有二十六岁，可是在他的面前，我真想一个幼稚的孩子。
艰苦的斗争，已把他磨炼成了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而我只不过是在革命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还没有入党，和他相比，怎么不会有很大的差距呢？当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的？电台是和哪里联系的？收发的内容是什么等等，他总是笑着回答：“你没有知道的必要，不再问这些了。”他晚上工作，白天装成老板的样子到店里去看看。他要、我呆在家里，不要出去工作，还告诉我一定要搞好邻居关系。我原是一个小学教师，现在要我们在一个小天地里和这些太太小姐们打交道，多么别扭。当鸿钧发觉我有不耐烦的情绪时，就耐心地教育我：“你看，我这个穷人家出身的人，现在突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习惯吗？为了革命的需要，一定要这样做，否则就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啊!”他的这番话启发了我，使我终于懂得了当好老板家属，搞好邻居关系的重要性。
紧张战斗的两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告诉我，领导要我们到哈尔滨去接受新的任务，并要立刻作动身的准备。到伪“满州国”去，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才能搞到“入国证明”，为了防止引起敌人的怀疑，他决定化装成失业人员前一往找工作的样子。简单的行装整理好了，就要启程，我把心爱的紫竹箫插到行李卷上，准备带走，他立刻抽了下来，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们这个身份，带着这玩意儿合适吗？为革命生命都可以牺牲，这东西还舍不得丢下吗？”
这时，我的脸立刻红了起来，我想，他工作上必需的一本外文书，还要我买些绣花线伪装起来，另外，还特意刻了“秦韩氏”三个字的图章作为我的名字，这些都是为了掩护他失业的身份，我还想带上自己的箫，的确是和我们的身份不相称的，这不是有意自找麻烦吗？
八月天气，从青岛开往大连的日本船底舱里，旅客装得满满的，我们也挤在中间。船在海里颠簸得很厉害，加上闷热的天气，我一点东西也咽不下，可偏偏又晕船，直想呕。当船上的工作人员听到我想吐的声音时，立刻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这时，鸿钧推了我一下，我领会他的意思，硬忍住没再敢出声。果然不出所料，这人走来问：“刚才我听到这里有人想吐，跟我到卫生间去检查检查。”我心里明白，只要一检查就会说我生了传染病，首先隔离起来，船到码头时，就不许我上岸，又要把我带回青岛，这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我硬憋住气，再也不敢吭声了。
船不断前进，我胃里的酸水苦水不断地往嘴里涌，鸿钧看着我难过，将仁丹等药品递给我，我虽然吃了，但仍不管用。在船上的一分一秒钟，对我来说是多么难熬。由于自己切身的遭遇，促使我想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行走这样不自由？为什么我们乘船不得自由，连晕船也不得自由？为什么……一系列的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更增加了我的革命决心。
船快到大连了，我想总算熬到了，可是，上船时被敌人收去的“入国证”没有发还我们。鸿钧轻轻地对我说：“看样子我们可能要发生问题，你快点想想咱们动身时我告诉你的一些话。”他这一提使我紧张起来了。
船靠了岸果然出了问题，拿到证明的旅客都上了岸，我们呢？被敌人押上岸，接着鸿钧就被敌人带走了。天渐渐黑了下来，他被敌人带来，又连我一起，被带到伪水上衙门，日本鬼子亲自审我：“你从哪里来的，到这里来什么？”我按着准备的话回答：我丈夫在青岛没工作了，跟着他到这里来找事的。敌人转向鸿钧，大声吼叫着：“你到这里来找工作，怎么工作还没找到先把家属带来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鸿钧立刻回答说：“我们穷人走到哪里也是一样的苦，苦也情愿一家人苦在一起。”鸿钧的话还没说完，敌人就举起手啪啪打了他几个耳光，立时口角流出了鲜血，敌人又嚎叫着“搜查!搜查!”敌人对我们仔细地搜查、盘问，虽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仍把我们关进监牢。鸿钩知道敌人的意图，要求先放他一个出去，想法弄
钱找保。
后来，他找到一个在日本纱厂里工作的堂侄子，才把我们抱了出来。这时我暗暗佩服鸿钧的机警灵活，使我们闯过了这一关。
离开监牢之后，鸿钧告诉我，为了防止敌人盯梢，我们需要在大连住一段时间，看看敌人的动静，再作下一步打算。侄子家里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就向赶马车的邻居租了一间马棚暂时住下。已经多少天来没睡过一晚好觉了，现在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地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可是，刚睡下，孩子连哭加叫，我点着灯一照，墙上爬满了马虱子和蚊子。“这么多的虫子，怎么能住得下去呢！”我一边想着，就抱着孩子坐在席上，心里很不愉快。鸿钧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坐在旁边笑嘻嘻地说：“现在我问你个问题，你对革命有决心吗？”在这样情况下，他不但不安抚我，反而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心里很生气，就赌气似地回答：“我怎么没有决心呢，要没决心就不会跟着你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他又继续问我：“既然有决心，那就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革命，对吗?”我说：“那当然了，你看，我在敌人面前也没有投降呀!”他又笑着说：“可是，今天还没有需要你把生命献给革命，只是住了马棚，怎么就愁眉苦脸了呀!”
听了这话，我猛地醒悟了过来，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处在困难阶段，只要我们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的。我们消灭敌人需要武器，今晚我们就把这些虫子作为敌人”，说着，他拿起一只鞋子：“这就是武器!”听到这里，我笑了。我俩一边谈笑一边用鞋底拍虫子。他就是这样带着乐观的心情，怀着必胜的信念，对待面临的一切困难的。
在大连住了二十多天，未发现有敌人跟踪，我们一家便在十月间前往哈尔滨。不久，鸿钧在哈尔滨城外顾乡屯，在一
个杂粮店里，当了学徒。他身穿一套短棉衣裤，裤管用布条紧扎着，腰间结着一条带子，拉拖车、轧面条、劈柴烧饭，从早到晚，干得很起劲，邻居对这店里的老板贺百珍说：“你店里用的这个学徒倒挺老实的。”贺百珍同志应声回答：“是啊!”这个学徒不是别人，就是上海糖果店老板秦鸿钧。
这所粮店，是为了掩护地下电台而开设的，自从鸿钧当了学徒后，我就成为学徒的家属，在村里租了一间草房住下。他告诉我，生活上要根据他学徒的身份安排，劳动妇女的身份要装得象，邻居关系要搞好。我知道这是为了掩护他的工作，尽量做得好些，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需要他及时提醒。有一次，他买了一个旧方桌和两只旧凳子回来，我看到后就埋怨他说：“你这人真不会买东西，方桌旁边放这两只凳子多难看，为什么不稍微多花点钱买两把椅子。”他说：“你还想把屋里摆得像模像样吗？那就错了，你看，我们周围邻居，哪家屋里有椅子呀！”
当我做好杂面饼子给孩子吃时，孩子不肯吃，我实在心痛，就向鸿钧提议，先买点糖果给孩子吃，等以后慢慢地再让他吃杂面。他摇了摇头：“慧如，你别忘了现在不是老板的孩子，而是学徒的孩子，如果给孩子买糖果吃，就会从这上面引起别人的怀疑而发生问题，你不能只心痛孩子，要下决心做到事事从大局利益出发，他一顿二顿不吃不要紧，等肚子饿急了自然就会吃了。”
当鸿钧发觉我上公共厕所用草纸时，就提醒我：“如果敌人发觉粪坑里有草纸，就可从这上面推测这个大院里有非劳动人民住着，也就可能顺着这个线索追查到我们身上，尤其是对我们新来的住户特别注意。
这三件事，一席话，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他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得到彻底翻身，过上和平幸福生活，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孩子暂时吃一点苦，更是微不足道的。的确，在敌伪控制严密的“伪满”地区，地下工作人员的生活细节也要和大局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丝毫大意不得。
当学徒工，每天要拖着车子、背着麻袋给人家送粮，回家要帮“老板”劈柴烧饭，晚上，还要和贺百珍共同搞电台工作，人的确很劳累，比起在上海做糖果公司老板时要辛苦得多，但鸿钧对此毫不介意，他经常乐哈哈地说： “革命需要我干什么，我就愉快地干什么。”
战争的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不仅将老百姓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以及地上种植的作物抢劫一空，而且放火烧山，施放毒药。还实行利用伪警察，保甲自卫团，通过搞“爱护村”、民众保甲连坐法等手段，迫害我地下工作者和各界爱国者。有一天，特务来到我家，对我进行了详细盘问：“你是哪里人呀? ”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话很快地回答敌人：“我是山东沂水世和庄人。”其实我是河北人，我说的是鸿钧的家乡。敌人又接着问：“世和庄在沂水城哪边? ”鸿钧没有和我讲过世和庄在沂水哪个方面，我也没到过世和庄，但我想起鸿钧对我的教育，在敌人面前要机警灵活，就毫不犹豫地随便回答了方向。事后，我知道是回答错了，可是在紧急情况下，还是应付过去了，因为敌人主要是观察我回答问题的表情，他也不知道世和庄究竟在什么地方。
一九四O年二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为了纪念我们在哈尔滨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故取名“滨生”。五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们离开了哈尔滨，准备取道天津、青岛，再坐船回上海。从哈尔滨到青岛这一段路还比较顺利，可是正当我们准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忽然接到了贺百珍家属的一封信，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我原来给你们小孩起的名子不吉利，你们把他的名字改了吧。”这几句话是鸿钧离开哈尔滨时约定的暗号，由此说明贺百珍已被捕，为了防止意外的事情发生，我们决定将孩子的名字“滨生”改为“小小”。同时决定改变回上海的路线，由原来从青岛出发乘船回上海，改为乘火车经济南回上海。
一九四O年初夏，我们全家安全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的三一五号一幢旧式楼房的二层楼住了下来，任务是和第三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架设的电台与对方未能接通。后来，碰到了在苏北解放区工作的纪刚同志，鸿钧就将这些问题告诉了他。纪刚又转告了当时苏北新四军负责人之一杨帆。杨帆得知这情况后，决定要鸿钧去苏北工作。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鸿钧就离开上海奔赴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临行时，他告诉我一个月即可返沪。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还是来回上海。这时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是工作忙回不来，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呢？正在我焦燥不安的时候，鸿钧突然回来了，他身上只剩下一身旧夹衣，赤脚穿一双破鞋，那付狼狈的样子，使我非常吃惊，就抓住他的胳膊急促地问道：“这是怎么啦？”他虽然已经很疲劳了，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一面换衣服，一面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鸿钧从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后，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未遇到什么困难，就到达了解放区。在解放区，他不仅见到了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还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军民团结战斗的情况，很受启发和鼓舞。他在这里工作了不到两个月，正好遇上了从苏联返回苏北解放区的刘长胜。当刘长胜得知鸿钧在上海曾搞过电台工作的情况后，就决定让他返回上海，负责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在他离开苏北回上海时，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鸿钧同志，请转告上海的同志，感谢他们对解放区的支持。这里有一份极重要的文件，请你务必带回上海，交给地下党的领导。”鸿钧就带了这份文件，连同他藏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的金戒子，搭上了一条贩猪的货船，踏上了返沪的征途。
一天黄昏，船正在行驶，忽然有手电光直接射到船上来，接着，就响起了“砰!”的枪声，货船上人们听到枪声就乱了，东藏西躲。正在这时，一只机帆船驶近运猪的货船，大家这才知道是遇见了海盗。
这群海盗先把货船上的猪都赶上机帆船，接着就对船上的人逐个搜查。为了保住文件，鸿钧决定先发制人，当海盗搜到他前面时，他便马上主动上前打招呼：“朋友，大家出门还不是为了挣口饭吃，猪，算你的了！”说着，又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和棉裤，递到他们面前，说：“我看你们身上穿得很单薄，我身上就这些衣服，你们要就拿去吧!还是让我们走吧!谁家没有妻儿老小的!”海盗一看是件毛衣，一把抢过，随便把他推到一边。就这样，虽然身上的毛衣和棉裤没有了，可是党的文件却安然无恙，被带回了上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却依靠美帝支持，发动了内战。因此鸿钧和他的地下电台又投入了新的战斗。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三一五号阁楼就是鸿钧新的战斗场所。当
时，党的领导人刘长胜、张承宗都很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开始让他以自由职业的身份出现，搞了一些南货，从家里搬出搬进，借以应付恶劣的环境。他在晚上
工作时，为了防止电灯的亮光透出去，也为了防止电键的声音被别人听到，他用双层窗帘遮住紧闭的天窗，一层层厚纸糊住木墙缝。炎热的夏天，每当他紧张地工作结束时，工作桌上和坐的凳子上，都是汗湿的痕迹。严寒的腊月，北风吹透了瓦缝，冻得手指头伸不直，两腿站不起。就这样一月月、一年年，渡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他的舌头因工作紧张不能喝一口水而溃烂，两腿因为受了风寒，得了关节炎。我心痛地对他说：“你还不趁早去请医生看看！”他笑嘻嘻地说：“这点病有什么关系，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铁打的汉子，只要不妨碍他的工作，疾病在身上却从不在意。
他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是放哨，每当我听到阁楼的地板上有轻微的脚步声，就知道这是机器发生了故障，在他来说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经常对我说：“我虽然能胜任这项工作，每当我遇到电报中断，不能立刻找出原因，心里就象火燎刀割，因为这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那时，我还担任小学教师，两个孩子和家务都担在他一个人身上。就这样忙，他还挤时间学习，做饭或炒菜时，他总是一只手拿出书本钻研技术，孩子睡午觉时，他就练习收发电报的速度。
在党的领导和鸿钧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组织上要我担任“地下交通”，接送鸿钧收发的电报文件。我深知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与考验。从此，
我就白天教书，晚上出去执行任务，当邻居问我晚上出去做什么，我就说晚上去做家庭教师。鸿钧不能继续做南货生意，就作为失业者的身份在家。可是，引起了邻居的议论：“秦先生人真好，只是一个男子汉有些女人腔，一天到晚蹲在家里，也找不到事做，靠女人养活。”这些议论是在鸿钧意料之中的，为了革命需要，他毫不在意。
有一天晚上，我刚完成任务回来坐下吃饭，正在我家玩的邻居大嫂开了口：“秦先生，我看你们夫妇俩可是倒过来了。”
鸿钧只是笑笑没有作声。客人去了，我说：“你看，人家在笑你了。”他立刻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哪！人家越讥笑我越好啊！”这句话使我一时不能理解，他看到我在发怔，又接着说：“人家讥我笨，就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女人养活，这样，就不会怀疑我这失业的身份了，对革命工作更安全更有利。”直到这时，我才懂得，他所以能把人家的讥笑当成莫大的安慰，主要是从大局利益出发，因而不计较个人得失。
鸿钧不仅自己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我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次，我出去执行任务，回来时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鸿钧怕我在外面发生问题，使党的工作受损失，当我急着推门进屋时，他正拉门往外走，手里提着装全部机器的箱子准备离开家躲避。我们两人正好在门口撞了个满怀。等回到屋里，他严肃地责问我：“你今天怎么回来晚了？”我带着委屈的情绪回答说：“因为和联络员约下次碰头的地点，发生了困难，耽误了时间。”他继续以严厉的语气说：“慧如，像我们这样工作，遵守纪律是最重要的。你迟到了，我会认为你在路上出了岔子，工作就得马上停止，立即转移，否则就会给电台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以后你应该遵守纪律、时间，不能随便在外耽搁。”
上海市的地下党组织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关心，刘长胜同志经常表扬他工作做得出色，张承宗同志亲自给他送来御寒衣服，特别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夭折时，张困斋同志带来领导和同志们深切地慰问，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党的温暖，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记得有一次孩子问他爸爸：“人家都有奶奶，我们有奶奶吗？”他高兴地对孩子说：“有！你们的奶奶在山东老家，不久的将来，全国解放了，我可以带你们到老家里去看奶奶，那里有山有水，风景可好呢。你们还可以看看山东戏。”说着，他把一块毛巾往头上一包，就唱起山东调来，引得孩子都笑了。他这不是骗孩子，也不是幻想，革命战争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北平解放，使他看到了全国胜利的曙光。晚上，他在搁楼上，利用机器，接通了北平广播。
电波传来了胜利的喜讯，当我们听到“同志们”这亲切动人的声音时，我们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他的警惕性更高了，如果发现邻居门口有陌生人进出，他总想法去了解清楚，防止敌人破坏。每当我去执行任务时，他总是提醒我：“敌人临失败时，要作垂死挣扎，环境更恶劣了，你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使
党的事业受到损失。”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绝境。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他们大肆逮捕地下工作者，秘密枪杀进步人士，还不断从空间、地面对我地下电台进行电讯侦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李白同志的电台被敌人破坏，李白同志也被捕。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长胜同志立即将此情况告诉鸿钧，并指示他要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防止电台再受损失。当时，鸿钧负责的电台，既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又要配合“百万雄师渡大江”的战斗。
此刻，他完全忘记了劳累，抛开安危，一心扑在工作上，对于可能发生的一切，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曾止一次地对我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你记住，我们随时有被捕，随时有脑袋落地的可能。”鸿钧就是这样大无畏的精神，在敌人警笛尖叫、军警不断搜捕的情况以下，聚精会神地按着电键，使红色电波在白区上空传播。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深夜鸿钧正在搁楼上紧张地工作，我在二楼为他放哨，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赶忙按照约好的暗号，敲他阁楼的地板，他立刻向对方电台发出信号，并随手拆掉机器，毁掉文
件。不一会，几十个特务破门而入，鸿钧对拿枪的敌人毫不畏惧，我们一起被捕了，被推上装满警察的卡车。汽车的尖叫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飞快地向前奔跑。一路上，我想着上车时鸿钧投递给我的眼色，他暗示我要坚强，我想到平对鸿钧对我的教育，我想着，想着……汽车突然停了下来，我被带到警备司令部一个房间里，敌人蒙上了我的眼睛，把我绑在老虎凳上，他们一面施刑，一面劝说，想从我身上得到需要的东西。我至死不讲，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蒙着我眼睛的布解开，把我带到鸿钧被审讯的地方。这时，我看到鸿钧被绑在老虎凳上，身上只剩下一套单衬衣裤，眼被蒙着，水和血、衣服和肉粘在一起。天呀！一刹间，我的亲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哪里是鸿钧呀！刹时，更残忍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面前，铜壶里的辣椒水，不断地往他鼻子里灌着，一块块砖头加在他的脚下面，上老虎凳，木棒、皮带抽打在他的身上腿上，他咬紧牙关，头上冒出了一滴滴汗珠，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这时敌人奸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就是铁打的，我们也要他变个样，你还不帮帮他的忙？”我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打得这样死去活来，心里怎么不难过呢。我知道尽管他肉体上受了这样大的痛苦，但绝对不允许我为了减轻他的痛苦给事业带来损失，我坚定地回答说：“他做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帮他的忙呢!”一瓢冷水浇在他的头上，他渐渐地醒过来。就这样，五个多钟头过去了，鸿钧一次次被打得昏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过来，敌人所有的花招也使完了，也精疲力尽了，最后，只好把鸿钧被打昏了的一身体，铐在一只桌子脚上。
几天后，我俩由特务监视着，关在一间房子里。我看到他的双腿断了，肺部已被辣椒水灌伤了，吐出一口口带血的痰。我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他瞪眼睛看我，暗示我要坚强起来。这时，我有多少心里话想向他讲啊，可是敌人戒备戒严，虽近在咫尺，却象远在天涯一样，不能随便交谈。夜深了，当看守我们的敌人在一旁打盹时，他强忍着肉体上的疼痛，勉强移到我的身边，轻轻地对我说：“敌人是不会放我的，如果我牺牲了，你能活着时，要坚决继承我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最后进出了一句话：“你放心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话！”
我默念着：鸿钧，你真是我的好丈夫，好战友，党的好儿子，在这关键时刻，你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而是党的事业。几天以后，他又对我说：“如果你能够活着回去时，在二楼的木墙缝里，藏着一张机器上用的线路图，你把它拿出来交给组织，向党表示我为革命牺牲的决心。”这两次接触竞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他的话也成为最后的遗言。
五月七日，是我难忘的一天。这天下午，牢房外的广场上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了，同平时的情况对照起来显得特别寂静。从这反常现象，我估计要发生问题了。就在这时，从大门口开进来一队带黄袖章的敌军，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大门口一直排到牢门口。开铁门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鸿钧和其他两位同志从两排刺刀中被押着上了汽车，汽车载着三位英雄开走了。夜幕慢慢地降临，监牢的难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望着他们的背影。
这天深夜，浦东戚家庙旁，响起了国际歌声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这宏亮的声音，响彻了寂静的长空，传遍了祖国的原野。烈士们为人民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后来，我从十二位烈士的遗体中，认出了亲爱的鸿钧的遗体。他们与世长辞了，但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他们伟大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接过他们手里的红旗，踏着他们的血迹胜利前进，他的精神将随着人民的事业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