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谍战剧一直很火，尤其是东北地地下工作者和日卫军周旋的题材尤为引人注目。
这篇文章，我们就看一看真正的哈尔滨地下工作者，是如何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吧。张瑞麟
南满游击总队第一大队长张瑞麟，在一次战斗中脸部受重伤，迫不得已离开部队养伤。伤好之后，他先秘密到哈尔滨参加学习，之后回到老家三岔河，发展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36年初，张瑞麟秘密告别了妻子孩子之后，奉命来到了哈尔滨。按照上级要求，张瑞麟住进了纯化街仁义巷的一个小客栈，领导十几名地下党员开始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张瑞麟觉得住在小旅馆很不方便，这里人来人往，晚上还有伪警察查店，容易惹出麻烦。于是，他要想办法找个地方住。也是巧了，5月初的一天，张瑞麟在街上偶然碰到了一个同乡，这人名叫刘永善，是个木匠。张瑞麟提出自己想找个地方住，刘永善就让他搬过来，住在自己的木工作坊里。
刘永善的木工作坊也不大，只有一间小房子，住着师徒三人。张瑞麟去了之后，干脆在地上铺了张床，临时凑合一下。
到了6月，上级介绍一个王先生过来，他是哈尔滨特委书记，任命张瑞麟为特委组织部长兼地下市委书记。张瑞麟后来才知道，这个老王真名叫韩守奎，他很快就会给整个哈尔滨地下组织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两个月之后，张瑞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
老王告诉他，最好自己找一处房子居住，到时候可以作为市委机关所在地。但是，张瑞麟只身一人，很容易成为特务关注的目标，所以，老王让他把老家的妻子孩子都接过来。张瑞麟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的妻子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不太合适。
老王又表示，可以安排一位女同志过来，以夫妻的名义和张瑞麟住在一起。这个提议也被张瑞麟拒绝了，因为在哈尔滨随时可能遇到老乡，如果这种事情传到老家，肯定会有麻烦。最后，张瑞麟把自己姐姐和姐夫接来了哈尔滨，同乡刘永善听说之后，也带着自己的老婆过来，和张瑞麟合租，住在了一处。
同乡刘永善当木匠，姐夫则摆摊卖豆腐浆子，张瑞麟隐藏在这里，也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从此，这个地方成为了哈尔滨地下组织的主要联络点。
从1936年10月开始，因为国际交通线遭到了敌人破坏，哈尔滨特委的经费来源断绝，地下工作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各类秘密活动都需要经费，有一些同志没有固定职业，需要一些生活补贴，现在都没有了。
怎么办？张瑞麟很着急。11月中旬，老王忽然过来，对张瑞麟说：“别着急，借着钱了。你叫刘永善到‘永和长’镜子店去看看，有他的挂号信就取回来交给你，跟他说是朋友邮过来的。”
张瑞麟一听就急了，“永和长”镜子店是哈尔滨地下组织最秘密的联络点，是要严格保密的。现在，老王竟然让人把信寄到了那里，万一寄信人被敌人逮捕，供出了这个地址，哈尔滨地下组织会有大麻烦的。
老王赶紧解释，说寄信人是从苏联回来的傅景勋，现在是哈东方正县宣传部长，不会出问题的。
张瑞麟没想到，这封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日本宪兵正在拷问中国人
刘永善是木匠，做出来的很多东西都供应给“永和长”镜子店，所以非常熟悉。没过两天，他还真从那里拿来了一封挂号信。信的收件人写的是刘永善，老王没有把张瑞麟的名字告诉寄信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后来救了张瑞麟的命。
张瑞麟和老王都不知道，寄信人傅景勋在3个月之后，也就是1937年3月初，投降了日军。之后，傅景勋把自己所知的一切情报，全都告诉了日军。虽然他不知道哈尔滨地下组织的太多情报，但是，仅仅是那个镜子店，就足以让日伪军的特务调查出很多问题了。
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开始秘密行动，调动全市的伪警察，准备在4月15日进行全市大搜捕。
4月上旬的一天，木匠刘永善回来之后，对张瑞麟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永和长”镜子店的老板说，“同发隆”商店的两个人，来打听刘永善住在哪里，说是有一封挂号信要给他。
刘永善当天没有取，回来问问张瑞麟，是不是上次的那个寄信人，又来信了。张瑞麟此时还不知道傅英勋叛变的事情，但无缘无故又寄信过来，肯定有问题。于是，他立刻叮嘱刘永善，千万不要去取信。
结果，4月11日那天，刘永善回来说，“永和长”的老板表示，同发隆的人又来了，说想亲自把信送过来，要走了刘永善家的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就忽然来了两个人敲门，大声问刘永善是不是住在这里。刘永善开门问什么事情，那两人又说认错人，转身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日军派出来的特务，他们通过傅英勋曾经寄的那封信，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地址。张瑞麟意识到问题十分严重，立刻通知老王，同时准备搬家。
4月14日，日军全城大搜捕的前一天，张瑞麟跑了一天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4月15日早晨，天刚亮就传来了敲门声，刘永善开门后，几个人忽然闯进来，直接将他拉出门去，推进一辆小汽车带走了。有几个人还留在院子里，开始翻箱倒柜四处搜查。张瑞麟一个人住在旁边的小屋里，听到外面的动静后，穿好衣服就坐在炕上等着。
很快，几个人就冲进来搜查，然后把张瑞麟带到大屋里，和刘永善的徒弟站在一起，询问基本情况。张瑞麟早就做好了准备，回答说自己也是木工，和刘永善暂时住在一起的。那些人让张瑞麟把简历写下来，他赶紧说自己不认识字，最后还是他姐夫简单写了写，交给了那些人。
这些人很明显是特务，他们查问一番没有发现破绽，也搜不到什么东西，就暂时离开了。张瑞麟知道出了大事，决定立刻离开。临走的时候他告诉姐夫，12点整在道里同发隆门前的小花园见面。
刘永善被捕，是因为那封信，所以很快就会查到张瑞麟的。
被日本宪兵抓捕的抗日志士
张瑞麟知道回不去了，于是先去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的住处，想要暂时躲避一下。没想到，冯策安已经被捕，张瑞麟只能继续找其他地方藏身。他把随身携带的一个留声机留在当铺，拿到了三十元钱。之后买了一双胶底鞋，到理发馆把头发剪短，立刻赶到了同发隆门前的小花园。
在这里，张瑞麟见到了自己的姐夫。姐夫说，张瑞麟一走，就过来了十几个特务，询问张瑞麟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能回来。姐夫一问三不知，趁着特务不注意，偷偷溜出来的。
张瑞麟明白，自己已经成了特务的头号搜捕目标，必须赶紧跑。姐夫跑出来通风报信，也一定会被敌人怀疑，所以不能再回去了。但是，张瑞麟的姐夫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还是回家了。后来，他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精神失常，释放之后不久就死了。
4月15日当天，哈尔滨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天晚上，张瑞麟住进了地下工作者常佐臣的家里。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老王，因为两人之前约定要在17日上午9点见面，如果老王按时去了，一旦被抓住就麻烦了。关键问题是，老王这个人做事粗心大意，常常不遵守约定时间，也常常忽略暗号的变动。
结果，17日中午，老王果然没有注意到暗号变动，一下子闯进了张瑞麟原来的住处，被日本宪兵发现了。老王转身外逃，没想到被铁丝网绊倒，敌人开枪打伤了他的腿，老王就这么被捕了。张瑞麟当时并不知道，老王被捕后供出了大量的情报，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市委、大连市委、奉天市委、国际交通局、吉东省委、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等组织，因此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不过，老王虽然供出了这么多情报，最后还是被敌人处死了。
现在，整个哈尔滨风声鹤唳，到处都在大搜捕。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
张瑞麟脸上有明显的伤痕，特务很容易就能认出来，所以要尽快离开。当天晚上，常佐臣就决定，由自己的母亲常老太太掩护，带着张瑞麟到望奎县农村暂时躲避。
没有办法，只能暂时这样了。18日一大早，张瑞麟就和常老太太一起出发了，途中路过黄家窝棚屯，老太太被一条狗咬伤了腿。简单包扎伤口之后，老太太坚持要继续走，两人于是从松浦站上了车。
在路上，张瑞麟忽然发现，在前面四五排的座位上，有一个带着墨镜的日本人。这个人慢慢走过来看了一眼，又回到了座位上，假装看报纸。张瑞麟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于是准备提前下车。车到四方台站之后，张瑞麟看日本特务还坐在那里，赶紧扶着常老太太下了车。
下车之后，张瑞麟就搀扶着老太太坐上了一辆马车，直奔四方台街。路上，张瑞麟看到那个特务还跟在后面，于是悄悄对老太太说：“那个日本人是特务。”老太太镇定地说：“不要紧，你脸上也没有贴着帖儿，怕什么？”
两人下了车之后，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张瑞麟对老太太说，自己必须立刻离开，不然肯定会被抓走。之后，张瑞麟悄悄走到门口，看到特务果然在不远处等着。这是一条死胡同，跑不出去肯定会被抓。也是巧了，这个特务可能没想到张瑞麟这么快就出来了，正在那托着下巴想事情了。趁着他不注意，张瑞麟借着行人的掩护，快走几步跑远了。
无处可去，又回到了哈尔滨。
张瑞麟 1987年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
张瑞麟一路小跑，天黑时来到了一个小屯子。其实，农村并不比城市安全，因为农村流动人口少，忽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更容易被发现。所以，张瑞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回到哈尔滨。
第二天一早，他就匆匆出发了。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行动，身上只有3元钱，也不敢乱花，所以这一路都是讨饭度日。一连走了5天 ，才终于回到了哈尔滨，再找到常佐臣的时候，看到常老太太也安全回来了，张瑞麟才松了一口气。
哈尔滨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张瑞麟联系不上组织，自己也断了经济来源。没有办法，一开始他只能白天躲藏，晚上出来一个个寻找曾经的同志，研究如何隐蔽、如何生存。几个月之后，敌人的搜捕渐渐放松，张瑞麟才敢寻找一些临时小工，赚些钱勉强生活。那段日子太穷了，全身只有一套衣服，天气热了之后买不起单衣，只能把棉花掏出来改成单裤穿。这一年冬天，张瑞麟始终没有穿上过棉裤，连被子都是借别人的……
就这样，张瑞麟在哈尔滨继续坚持斗争，发展新的组织。一直到1940年6月，得知东北抗联一部在肇东县一带活动，张瑞麟才和常佐臣一起，离开了哈尔滨，去找抗日队伍了。
真实的地下工作者，也许没有电影里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但他们和敌人斗智斗勇，更加艰难。他们，是值得宣传、值得铭记的英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张瑞麟《在漫漫长夜中——记哈尔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周爱民《大连近代史研究：1937年四一五事件的历史原因及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