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往生，赵行，遇到一个女孩子，一个人跑很辛苦。趁急走，马上转手。
心相爱乐，问：“何夙夜踽踽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王生见女郎先就产生了好奇之心，发现其为“二八姝丽”，便“心相爱乐”。当美女黯然曰：“父母贪财，把我卖到大户人家当小妾，无奈正妻不容，朝骂晚打，不堪忍受，想要远远地逃离这个家。”王生就劝她到自己家去住。“女喜，从之”。王生便接过女子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同归书斋。女曰：“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乃与其寝合，并藏匿于密室之内，过数日而无人知晓。本来遇到别人有难处去帮助和安慰是美德善行，但王生显然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爱人之色而渔之”，可见其鄙薄无行。其妻陈氏，怀疑这个美女是大户人家的侍妾或婢女，怕丈夫因此而惹祸，劝遣之，生不听。显示了王生贪恋美色、不顾后果的性格特征。一日，王生到街市去，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何言无？”王生又极力辩白，道士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面对道士的警告，王生若有所悟，但他贪恋美色，所以，虽“以其言异，颇疑女”，但终究“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不愿轻信道士的话，认为道士是“借魇禳以猎食者”。道士的善意提醒在借魇禳以猎食者普遍存在的社会中，自然会疑其为妄语，所以，对于王生来说，“明明妖也，而以为美。明明忠也，而以为妄”，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女的可爱、可怜，即使智者也难以识别其真假、抵挡其魅力，更何况常人。可见王生并不“愚”，而是“贪”，他贪恋美色。但道士对他的提醒并非没有一点效果：
至斋门，门从里边闩着，不得入；心下疑惑，翻过破院墙，见屋门也严严地关着，蹑手蹑脚地从窗户外往里看，只见一狞鬼，面碧绿色，长牙如锯齿，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画完之后，扔下画笔，举起人皮，像抖衣服一样抖了抖，随即披在身上，就化身为一个美女。原来这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狞鬼！它原来的可怜相乃是诱人上当而巧设的圈套，可见道士所言不虚。
王生“大惧，兽伏而出”。为了不被鬼发现，他赶紧伏在地上，屏住呼吸。既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又不能起身快跑，那会被鬼抓着的。所以，他只能在极度恐惧中蹑手蹑脚地、像猫狗一样悄悄地爬出来。其狼狈不堪、魂飞魄散的样子是对他轻薄行为的绝妙讽刺。
王生急追道士，长跪乞救。但终于，狞鬼“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这一连串动作把狞鬼的凶狠、残暴写得栩栩如生。如果说此前王生只是看到它丑陋可怕的外形，阴险狡诈的性格，至此却现出了它凶残的吃人本质。狞鬼画皮，假装美女，概括了鬼类的阴险本质，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伎俩。这个形象表明，恶人并不是一眼就可以发现的，因为这些人常常披着真善美的外衣哄骗人们上当受骗。
而王生是一个贪图美色、被假象迷惑而自招灾祸的典型。妻子劝他把女子放走，他置若罔闻；道士问他“何所遇”，他骗道士，答以“无之”，显然怕别人知道后使女子走脱；即便道士告诉他死期将近，他仍不觉悟。因为其心术不正贪恋美色，所以狞鬼才化作美女投其所好。他被狞鬼“裂腹掬心”可谓自招其祸，罪有应得，正如作者所感叹的：“天道好还。”王生的形象启示人们，光明磊落的人才不致招来外鬼，而贪慕财色者，最容易上当受骗，落入别人的陷阱。
王生心存邪念，因而人妖莫辨，美丑颠倒，“明明妖也，而以为美”；王生心存贪念，因而对于别人的劝诫和警告充耳不闻，并怀疑其良苦用心，“明明忠也，而以为妄”， 一意孤行，终致杀身之祸。这一人物表达了作者对贤愚不辨、善恶不分之徒的辛辣讽刺。
中国传统宗教的因果观认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深谙佛法及其民间传统宗教观念的蒲松龄，为达到止恶劝善的目的，在创作中有意并娴熟地运用了因果报应这把利器，使作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增强了作品的劝善教化功能和警示震慑作用。
王生的形象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一是要人们分清妖与美，区别忠与妄，警惕那些披着人皮的狞鬼一样的两面派的甜言蜜语，谄媚逢迎，以免上当受骗。其次就是教育人们不应有非分的贪欲。在现实生活中被两面派的假象所蒙蔽而上当受骗者不计其数，即使有些智者也未必能免，往往是由于他们怀抱着一颗非分的贪欲之心。王生一见二八姝丽，便心相爱乐，萌发邪念，欲占为已有。于是，便不察其言之真假，不疑其人的身世，不考虑后果，是贪念使他丧失了道德观念和理智。妻子劝遣之，他不听；道士警告之，他以为妄。如果没有贪心，即使遇上这个善画人皮的狞鬼，他就不会主动勾搭；纵然被女鬼的假象所蒙蔽而引之入室，意在急人之难而非渔人之色，自己与妻子寝于内室，亦可远祸而不至被邪气萦绕。可见王生招祸的根源就在于自己非分的贪欲。
蒲松龄的《画皮》与古代诸如此类的“画皮”故事有诸多相通、相似之处。它们一般有着共同的模式：一个绝色美女，原来是妖魔鬼怪假扮而成，与男主人公发生情感纠葛，最终或害死男主人或被制服。且此类故事的主旨大致相同：所谓的绝色美女，其实是披着美丽外衣的索命鬼。男性若沉迷于美色，将陷自身于危险之中。其中包含有明显的禁欲思想，类似吕洞宾《警世》诗中所说：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画皮》从正反两方面警告世人应该明辩美丑与忠奸。正面看，陈氏和道士都劝阻、告诫王生不要被女鬼所迷惑，王不听，最后惨遭杀害，这是王生不辩忠与奸的结果。从反面看，女鬼本来面目狰狞恐怖，却披上人皮，幻化成可爱的美女。王生贪恋美色，被女鬼的假象所蒙蔽，最终被裂腹掬心，这是他不辩美与丑的后果。借这样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说明了为人需要明辨美丑与忠奸的道理。
王生之妻陈氏性格温顺，对丈夫感情真挚。与女鬼的奸诈不同，她是“忠“的代表。她对来历不明的二八姝丽，疑其为大家媵妾，怕丈夫因私藏而遭祸，劝遣之，王生不听，她也不再反对。王生被裂腹掬心后，她先是由“号”而“骇涕不敢声”，赶忙“使弟二郎奔告道士”；当道士收鬼后，“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伏地不起”；哀求疯癫乞人救丈夫，忍受其无礼的调戏和杖击，并强啖痰唾，惭恨而归。 “抱尸收肠，且理且哭”，呕出所啖痰唾变化而成的人心入王生腹腔，“突突犹跃，热气腾蒸如烟然”，于是“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少懈，则气氤氲自缝中出。乃裂缯帛急束之。”这一系列动作表达了她救夫心情之急切和爱夫感情之真挚。所以，虽然故事情节如此离奇，超出常人的见闻，读来却毫无违情悖理之感。
疯癫乞人“时卧粪土中”，外貌甚丑，“鼻涕三尺，秽不可近”，对“膝行而前”的陈氏的恳求好似毫无同情之心，笑曰：“佳人爱我乎？”对于陈氏救丈夫的请求，他又笑曰：“人尽夫也，活之何为？”又突然“怒以杖击陈”，怪诞地强使陈氏食其痰唾，并大笑曰：“佳人爱我哉！”然后不顾而去，不知所往。他似乎是专为狂辱陈氏而存在的，让人不胜厌恶。但他的胡言乱语中，包藏着警世的弦外之音。这是作者借乞人之口所发表的符合当时情景和人物身份的议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均是主题思想的流露。疯癫乞人不仅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更是一个含蕴丰富的人物。
他强使陈氏食其痰唾，目的是授予其救活王生的人心，至此才显出其济世救人的仙人的本领和本质。无可否认，《画皮》中陈氏忍受疯癫乞人的狂辱并食其痰唾的情节描写，体现了作者的因果报应观念，这在末尾的异史氏曰 “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寤耳”这句话中可得到印证。妻子食唾可说是王生轻薄的报应，但也借此表达出陈氏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红涨于面，有难色；既思道士之嘱，遂强啖焉。”“惭恨而归…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愿即死”，其波澜起伏，精细合理，有力地表现出陈氏的忠贞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性格特征。
《画皮》作为《聊斋志异》中的世情小说，其创作宗旨在于劝世。它描绘存在于普通百姓中的世态人情，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来加以评判，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劝善止恶，以使世道人心归于纯正有序。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辅佐儒家思想的宣传，因而在《画皮》中不免充斥着“因果报应“之类的陈腐思想，但又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中赞扬了美的人性，批判了恶的人性。
佛家学说是蒲松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他是怀着一颗救世婆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善恶价值判断的，因而作品中的因果报应的情节结局，常常转化为表现人民群众愿望的浪漫主义手法，读起来不仅不觉得荒唐，迂腐、反而让人觉得饶有兴味。另外，故事中借助冥冥中的神佛力量实现情节的突转，如《画皮》中疯癫乞人施心救活王生，情节之奇特、想象之大胆让人击节叹赏，因为这些情节的突转契合着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期待。
文末的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寤耳。可哀也夫！”这是借王生之事而发的警世之言。它表明了作者的立言本旨，是对作品中人物的言行心理、所写社会现象的洞幽烛微的抉发和恰切深刻的引申。从文中可以看出，“愚”并不是王生的主要性格特点，王生也不是作者借以表现自己思想的符号式的人物。《画皮》以荒诞的故事传达出丰富的生活哲理，其森森鬼气令人毛骨悚然，但骇然之余，也使人受到多方面的启示，这是《画皮》虽荒诞不经而读来却觉近情入理的一个原因。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谓：“《聊斋》一书，善读之令人胆壮，不善读之令人入魔。予谓泥其事则魔，领其气则壮，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此变化气质、淘成心术之第一书也。”这段议论，指出了读书不应沉溺于其所写之事，而应领会事中之旨，事中之情，并从中受到启发与感染。它肯定了《聊斋志异》深微的用意，纯正的性情，公允的议论，高超的艺术，赞扬了它对潜移默化读者气质、陶冶升华读者情操的巨大作用。用它所指导的阅读《聊斋志异》的方法来阅读《画皮》，用它所评价《聊斋志异》的话来评价《画皮》，都是十分合适而贴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