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爸爸小时候经常背负家庭生活的重担，和爷爷一起把家里的烟叶和烟扛在集市上卖。到全国解放第二年，12岁的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正式进入学堂学习。
父亲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家中干农活，常常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上学时的午饭，只能用自己带的凉红薯充饥，但父亲懂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读书学习非常刻苦，还经常抽空帮生产队的会计记账算账，所以算盘打得很好。我小时候跟他学习打算盘也只学习了一点皮毛。
1956年，父亲高小毕业，虽然以较好的成绩考入了中学，但家中早已囊空如洗，再也无力承担父亲的学费了，再加上爷爷又为父亲去了后母，并生了两个妹妹需要抚养照顾，父亲只能中断学业，回乡务农。因此留下了些许遗憾，亦或影响父亲一生的前程。
1956年农历正月初四，18岁的父亲奉爷爷之命，取回了我的母亲。据说婚礼那天，父亲的生母曾悄悄的在村头观望，但遗憾的是少年的父亲却失之交臂。
父亲回乡务农不久，很快就被大跃进的东风刮进了大炼钢铁的队伍中。1958年初，先被抽调到禹县钢铁厂工作，一两个月以后，有调入许昌县商集机械厂当工人。
父亲的一生注定有一次刀枪之灾。1958年五月的一天，工间休息，父亲像往常一样去一间简陋的茅厕里方便，刚蹲下不久，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击中了父亲的大腿。
和平年代何来的枪弹呢？
原来是一名修理步枪的钳工师傅，不慎走火，不偏不倚的击中了父亲。飞来的横祸，让父亲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虽无大碍，但因当时的医疗技术有限，子弹头留在了父亲的腿里，取不出来。后来，父亲带着这颗子弹头走南闯北，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直到十年以后，1967年的七月，子弹头不知不觉的从大腿肌肉的深处走到了表皮，经常隐隐作痛，才再次引起父亲的关注。父亲步行走到164团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取出了子弹，幸运的是，没有留下任何残疾，只是在伤口处贴了一块胶布，。而且父亲又自己从四五公里的医院走回到家中，没有休息一天就又去上班了，这也算是奇迹了吧？
1957年3月25日，一个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出生了。母亲生我时，爷爷的小儿子，我的小叔叔才出生三个多月，继祖母无力照顾我们，就让我两个姑姑抱了些麦草堆在母亲的床上，然后让母亲躺在上面待产。
这也许就是河南许昌农村的风俗习惯吧。
子夜时分，一声嘹亮的啼哭声穿透黑暗的夜空，似雄鸡报晓。程家的嫡传子孙诞生了。虽然横七竖八的麦草将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小生命扎的体无完肤，预示着他一生的命运多舛，但程家一个长子长孙的降临，毕竟给程家带来了些许希望的曙光。
母亲撑起虚弱的身体，拿起一节事先剥好的高粱篾片，轻轻地割断我的脐带，并在我的肚脐处挽紧脐带。继祖母躺在里屋的床上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郑州方言问：生了个啥？
“是个男孩儿”。母亲略带兴奋地答道，继祖母，按照当地风俗扔过来一条粗布褂子，“先包上吧。”
父亲进来看了我们娘俩一眼，然后就急忙跑向母亲的娘家——格歌老张村报喜去了。第二天，姥姥家来人了，抬了些粮食，鸡蛋还有包我的小被子和衣服等物品。
母亲坐月子时最好的饮食主要是每天几大碗，打了几个鸡蛋花的白面糊糊，母亲吃不饱饭，缺乏营养，因此，就缺少奶水，因此，我被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快两岁了，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