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听过《安妮日记》这本书。
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书上，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可怜的犹太女孩的故事。
（安妮·弗兰克）
为了躲避纳粹的捉捕，安妮·弗兰克和家人躲在父亲公司大楼的一个密室里。
她在狭小压抑的空间呆了两年，写下一篇篇日记，用稚嫩又诚实的孩子视角记录下整件事。
1944年8月4日，因为有人告密，德国党卫队搜查了大楼，找到藏在密室里的弗兰克一家和另外两个犹太家庭，将他们送往纳粹集中营。
很快，安妮的母亲饿死，安妮和姐姐染上斑疹伤寒，在1945年2月去世。
最后，密室中生活的8人，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
因为奥托的努力，《安妮日记》成为全球热门读物，几乎所有孩子都在小学看过这本书。
在了解法西斯的残酷时，无数读者也想知道一个答案：
到底是谁背叛了弗兰克一家？
从《安妮日记》首次出版起，就有很多人询问幕后黑手是谁。
荷兰政府在1947年和1963年，两次调查出卖密室居民的人，但没有找出结果。
在民间，传记作者、新闻记者和侦探想出一个又一个可能，也总能找到漏洞。
到现在，这已经是一起77年的悬案，似乎不可能找到告密者。
但今天，一支国际冷案调查小组宣布，他们找到了答案。
这支队伍由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文斯·潘科克领导，成员包括犯罪心理学家、法医专家、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战争罪调查员等近30名荷兰专家，外加数十名志愿者。
这支“FBI梦之队”在过去5年，全力调查这起告密案，他们在8个国家查找了数十万份档案文件，与70多个相关人员交谈，甚至找演员重现当时的场景。
他们还和荷兰大数据公司Xomnia合作，开发出专门调查此案的人工智能数据库，输入所有信息，包括地图、信件、照片、文件，和整本《安妮日记》，绘制出1944年密室周围的纳粹和线人分布图，以及所有人的关系图。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字，一个埋藏在故纸堆里、毫不起眼的名字。
流行的告密者理论里，没人提到过他。
但令人惊异的是，调查组发现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早已知道告密者的身份，甚至在为他保密……
（奥托·弗兰克）
这起调查的牵头人，是荷兰电影制片人泰斯·巴叶斯。
多年来，他想拍一部关于安妮·弗兰克的告密者的纪录片，认为这部片子能触及人性本质，让荷兰重温严肃的历史。
2016年，经人推荐，他找到了退休两年的美国前特工文斯·潘科克，让他寻找当年出卖弗兰克一家的人是谁。
（文斯·潘科克）
潘科克之前经手的案子都是追查哥伦比亚毒枭，哪怕调查冷案也不会超过5年历史，
但因为中学读过《安妮日记》这本书，他接手了这个77年的冷案。
想要调查陈年旧案，还原历史很重要。
他飞往阿姆斯特丹，来到王子运河街263号，这里是安妮·弗兰克故居，也是事发现场。
弗兰克一家原本不是荷兰人，而是德国公民，住在法拉克福多恩布施区。
最初，他们的生活过得挺优裕。
安妮的父亲奥托在一战时是德国政府官员，获得过勋章，他们在多恩布施区租了两层楼住，家里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
1933年，希特勒带领的纳粹党赢得国会选举后，德国的反犹主义兴起，奥托觉得情势不妙，搬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开公司，妻子和两个女儿在第二年与他团聚。
（大女儿玛戈）
奥托很有经商头脑，他很快拥有两家公司，一家叫Opekta，售卖提炼自水果的果胶，另一家叫Pectacon，卖腌制香肠的香料。
奥托的女儿安妮和玛戈在学校里也表现优异，她们基本是在荷兰长大的。
但好景不长，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新成立的荷兰政府开始执行反犹法律。
为了防止两家公司作为犹太企业被政府没收，奥托转卖所有股份，辞去董事职务，把资产转给信得过的朋友。
（奥托·弗兰克）
他们想到美国，但是签证被拒，两年后，因为大女儿玛戈收到前往劳动营的命令，他们一家人躲到Opekta公司的密室里。
当年装修办公室时，为了以防万一，奥托在走廊的书架背后修了一个秘密空间，
如果不触碰书架，很难被发现。
（遮掩密室的书架）
（还原后的密室）
曾经的秘书梅普·吉斯和公司新老板约翰·内斯克莱曼等6人，都为他们提供帮助，定期给他们送食物和水。
但公司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比如仓库经理威廉·范·马伦。
几十年来，马伦是头号“背叛者”嫌疑人，战后，父亲奥托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他狡猾、多疑，刚上班后就手脚不干净，在仓库里偷东西。安妮在日记里也写过讨厌他（但两人没见过）。
（威廉·范·马伦）
最糟糕的是马伦察觉出隔壁偷偷住了人，他感觉夜晚大楼里有人走动，于是在桌角上放了纸，如果有人走过会把纸片扫落，证实他的猜测。
在1944年，马伦告诉另一名同事，他知道有犹太人躲在大楼里。他还特意问别人，以前的老板奥托住哪里。
荷兰政府调查了他两次，但两次都没有找出关键证据，还被批评过度关注一名嫌疑人。
潘科克调查后，也把马伦划掉了，虽然他性格不讨喜，但马伦并不是反犹主义者，
在安妮等人被逮捕后，马伦还帮着秘书抢救了她的日记。
他也丝毫没有作案动机，因为大楼窝藏犹太人，老板约翰·内斯克莱也会被捕，他不可能让自己冒风险失去工作。
接着，潘科克调查了奥托的前员工贝普·福斯克伊尔的妹妹。
贝普是帮助弗兰克一家的人，但她的妹妹内丽是个反犹主义者，2015年贝普的儿子写了一本传记，书中指控内丽是出卖弗兰克一家的人。
书中说，贝普的姐姐和未婚夫记得，内丽在1944年8月4日早上，给党卫队打电话，批评贝普和约翰·内斯克莱曼窝藏犹太人。
（内丽·福斯克伊尔）
民间一直有传言，当初接到举报电话的朱利叶斯·德特曼，听到的是“年轻女人的声音”。
这和内丽对上了。
但是潘科克认为不可能，一方面，执行逮捕任务的卡尔·西尔伯鲍尔在审判中说，上司德特曼只告诉他地址，没说打电话的人是谁。
战后德特曼在狱中自杀，也没透露任何信息。
（执行逮捕行动的卡尔·西尔伯鲍尔）
另一方面，内丽只是个普通民众，分析当时的文件可以知道，1944年夏天的私人通话因为大规模断线而停用，老百姓打不了电话。
同时，朱利叶斯·德特曼的级别颇高，普通人没有权限直接打给他。
这个理由，也把混混托尼·阿勒斯排除了，他曾经听到奥托批评德国，借机敲诈了他一笔钱。
因为这个原因，他被不少人当作告密者。但他没有权利打电话，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奥托一家住哪里。
（托尼·阿勒斯）
1944年4月，想要成功告密，必须得有动机、有信息、有通话权力，三者缺一不可。
通过一张纸条，潘科克团队找到了。
这个人名叫阿诺德·范·登伯格，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犹太公证人，曾经因为给一系列艺术品做公证，结识了纳粹高层。
他在犹太社区地位很高，德国入侵后，任命他当荷兰犹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犹太委员会替他们执行纳粹政策，以此保证自己不会被送进集中营。
（阿诺德·范·登伯格）
1943年9月，荷兰犹太委员会解散，纳粹把里面所有人送入集中营。
按理，登伯格肯定也在里面，但潘科克团队查遍了集中营的记录，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不光他不在集中营，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也不在里面。
登伯格的一个外孙女还活着，调查团队找到了她，她说家里人都没进过集中营。
接着，调查团队找到委员会解散后，登伯格一家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的证据，他们甚至不用像普通犹太人那样藏起来。
（犹太委员会的照片，左起第五个是登伯格）
这可真是奇怪……
更奇怪的是，在用智能数据库扫描过往资料后，调查团队找到奥托在1963年的一小段采访，里面提到有人在战后给他寄匿名信，信中说登伯格就是出卖他们的人！
这是个重要信息，但匿名信在哪里呢？
潘科克查遍各国的档案馆，都没有找到这封信，他问了安妮·弗兰克博物馆，对方也说不知道。
最后，他找之前调查此案的荷兰检察官，终于在1963年负责调查的阿伦德·范·赫尔登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这封信。
这是一封沉睡了58年的信，不过不是原件，而是奥托打印出来的。
匿名信很短，但内容具体，说了登伯格当时的住址，具体的举报流程是什么。
信还提到登伯格是一次性把犹太人的藏身名单交了上去，受害者不止弗兰克等8人。
因为登伯格在社区的威望，加上他在犹太委员会的权力，想要得到犹太人藏身名单不会很难。
加上他能接触纳粹高层，直接打电话举报给朱利叶斯·德特曼也是可行的。
信息，通话权力，他都有，那么动机呢？
动机当然是自保，为了保住自己，也为了保住家人。
作为犹太委员会的成员，还有纳粹的私交，登伯格以这些为保护伞让自己和家人免于受难。
一段时间，他把自己的身份都改为非犹太人，过着普通荷兰人的生活。
但是1944年，这种保护消失了，
有个与他结仇的公证人开始在纳粹高层面前抹黑他，把他重新变回了犹太人。
登伯格很害怕，为了让自己有利用价值，便把同胞的藏身地点交了上去。
潘科克查到，纳粹特别喜欢有关藏身的情报，举报者能收到很多好处。
同时，他们查到一份证词，有证人说犹太委员会有数百个犹太藏身地址名单，这也能对上。
查到这里，制片人泰斯·巴叶斯的心情很沮丧，
他没想到，会是犹太人出卖了犹太人。
不过，他在纪录片里强调，那是非常时期，因为生命岌岌可危，为了自救选择这么做，不可取，但可以理解。
（泰斯·巴叶斯）
同时，调查团队也注意到奥托对登伯格的态度。
因为奥托对匿名信的描述轻描淡写，当年调查此案的赫尔登没注意到它。
但古怪的是，如果说奥托并不相信信的内容，为什么收到信后会立刻打印做备份呢？
他的行为也前后矛盾，原本奥托是最关心告密者是谁的人，但在《安妮日记》出版几年后，他似乎不再关心了。
（奥托·弗兰克）
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私下里，他开始调查登伯格。调查团队发现，战后几年他在秘密研究登伯格，甚至进入监狱，询问一名纳粹有关登伯格的事。
在和记者弗里索·恩德特的交流记录里，他也提到过，自己一家是被犹太社区的某人背叛了。
奥托的秘书梅普似乎也知道内情，因为1994年她去美国做演讲时，不小心说出告发密室的人已经死了。
记录显示，登伯格在1950年逝世。
（梅普·吉斯）
为什么奥托和梅普要为登伯格打掩护？
潘科克说：“因为他知道阿诺德·范·登伯格是犹太人，战后这段时间，反犹主义依然盛行。也许他觉得，如果再提起这件事，会火上浇油。”
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说，他们对调查团队的工作印象深刻。他们没说是否赞同，但认为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也提出了一个“迷人的假设”。
全程跟拍的制片人泰斯·巴叶斯是彻底信服了，但他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后，会被现在的反犹分子利用。
对这一点，犹太教的牧师梅纳赫姆·卡塔内格说，坚持真相就好。
（梅纳赫姆·卡塔内格）
“纳粹在大屠杀期间做的一件事，就是使犹太人失去人性。回到历史，寻找真理，获得真理，实际上就是让犹太人回归自己的人性。即使这意味着有时犹太人也会在道德上做不正确的事。”
一起77年的冷案，就此迎来了答案。
不过，潘科克的答案只是万千答案中的一种，未来，也许有人会提出更好、证据更充足的解答。
也或许，有人在他的理论上添砖加瓦，成为被所有人采纳的答案。
无论告密者是谁，这种种探寻，最重要的是直面历史，直面曾经有人犯下的暴行。
只有时刻重温历史，才不会让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