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五湖四海”的说法。其中“五湖”一般指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洞庭湖为中国内陆淡水湖翘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板块的形成有攸久的历史，它早于湖南省任何其他地区。从洞庭湖的历史演变过程来考察，其历史人文积淀之深厚，雄踞五湖之首，其他湖泊无有出其右者。考究其原因，既与洞庭湖所处的区位有关，也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湖泊本身的沧桑巨变相关联。研究整理和发掘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当前湖湘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屈原放逐沅湘所形成的流放文化现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泉
湖湘地区因远离中原传统文明核心区，历史时期与西域、东北等区域一直作为中原王朝远谪和流放政治对手的场所，流放不始于屈原，但屈原被放逐，尤其是流放到沅湘地区之后，其一系列的创作成为汉民族文艺的总根源之一。风骚中的“骚”成为中国文化理想浪漫主义的流派始祖。楚顷襄王时，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在楚江南沅湘地区生活了十年之久，有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来总结一生，写下了《九章》系列作品，有了接触下层社会和民众的机会，创作了《九歌》系列作品。鸿篇巨制《天问》也是他在湖区生活思考社会、历史、哲学、自然等许多领域重大问题的疑惑之作。屈原的作品，把关心民瘼、忠君和爱国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屈原的影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首先，它表现在抒发遭谗被逐的怨愤方面。洞庭湖区由于其特别的地理位置，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原王朝贬逐官员士大夫的场所，“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这一类人员，既有与屈原相同的经历，思想情感往往息息相通。他们莫不祖述屈原，历代累积形成迁客骚人文化现象，也有学者称之为流放文学。流寓湖湘的文人士大夫，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流放，因为在政治上遭到打击，放逐到湖湘地区，身份是流徙，如屈原、蔡京等；二类是贬谪，只是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被派遣到偏远的湖南为官，以示惩罚，如贾谊、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辛弃疾等；三类是因生计所迫，过着辗转流浪、寄人篱下的生活，如杜甫、陈与义等；第四类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革，乔迁寓居湖湘，如胡安国、胡宏、张栻等。还有一种是流放贬谪路过湖湘，如李白、韩愈、王阳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处境不一，遭遇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政治上失意，忧谗畏讥，处于人生道路的低谷。他们个人的遭遇大多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大环境息息相关。他们在个人生活上受
到磨难的同时，还承受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的巨大考验。流亡的生活让他们有更多地机会接触民众和社会底层生活，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转变：一是角色改变，原来是高官贵族，文人雅士，现在是流徒贬官、落魄文人；二是生活环境改变，由锦衣玉食变为普通老百姓的平民生活，理想与现实、过去与当下，巨大的反差强烈叩击每一个人的心灵。杜甫在长沙巧遇李龟年，一句“正是江南好光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道尽了无限感叹，李白一句“一为迁客到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蕴藏了对命运的几多无奈。他们都祖述屈原，由文学之士变成思想者。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成为他们面对生活的手段和方式，爱国、忧时、关心民瘼成为他们的理想和日常生活内容。这一批人是湖湘文化的开创者，也成为湖区人文积淀的宝贵财富。流寓对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忠君”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成为湖湘文化的主旋律和优秀传统。屈原怀石投水，这是死谏，以报楚怀王，是忠君。《岳阳楼记》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君已是公开宣誓。二是流寓过程中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形味湖湘文化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三是流寓文化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的品质养成了湖湘士人的奋斗精神。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些人文现象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洞庭湖这一片水土。
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精神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和儒家文化积极用世的核心
如果把屈原当作湖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开篇，那么，北宋时期范仲淹就是湖域流放文化所开创的儒家积极用世正统文化的总结者。从屈原到范仲淹，历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酝酿，而北宋时期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催生了先忧后乐思想的发酵。范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也是改革的失败者。而他的好友滕宗谅作为贬官来到岳阳，同病相怜之人，如何安慰自己的好友，借洞庭湖的浩淼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作者阐述了自己认为的最高人生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他还为物所累。古来之仁人，就要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的条件变化而动摇。
一篇好文章不是随便写就的，好文章是替时代立言，是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全部知识、阅历和修养综合的结晶，是生命状态的写照。中国历史上的名篇并不都出之于文学家之首。不读《出师表》，不知道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诸葛亮、李密都不是纯粹的文人。《兰亭序》是书法的瑰宝，但它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丝毫不亚于其书法。《金谷园序》同样是好文章，但石崇内心人格的委琐，其对生命的理解自然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范仲淹是名宦，虽然也有“羌管悠悠满地霜，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长短句名篇，那是他身为边关统帅处于对夏战争最前线，亲眼目赌宋夏战争给民众乃至每个家庭带来的创伤，内心深处发出的浩叹！他曾在中央枢密工作过，参与庆历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过多少条陈，我们检索《范文正公集》和宋代文献，也没有发现范有名的或者特别优秀的公文作品，与历史上李斯、贾谊、晁错等比肩。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离开京师，沦落和沉浮于宦海，尤其在接到好友滕宗谅的求记书后，犹如人到老年仍在科举考场的士子，这是一篇扎扎实实的考题，需要回答。其时滕在岳阳，范在邓州，都在人生最灰色逼仄处思考求索。
岳阳楼
没有自屈原开始湖湘地区流放文化的背景，不会产生《岳阳楼记》；没有北宋庆历新政前后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不会有《岳阳楼记》；没有岳阳楼上看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壮观景象，也不会有《岳阳楼记》；没有范文正公这样一位被历史称之为“完人”的文章写手也更不会有《岳阳楼记》。我们也认为苏轼《游石钟山记》是一篇好文章，作者写到了长江与鄱阳湖，但它要说明的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 的荒诞。苏轼阐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道理，范仲淹阐述的是儒家关于人生社会的大道理，艺术手法没有高下，但文化和人生的意义则大不相同。滕宗谅在写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提到：“窃以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不可废而名与天壤齐固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庚楼、吴兴之消暑、宣城之叠嶂，此外不过二三所而已。虽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灭于兵火，圮毁于艰屯，必须崇复而不使坠斩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而下，当时名辈，各有纪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他认为，作为雄踞洞庭湖畔的岳阳楼，没有一篇出自大家之手的楼记，“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范仲淹了解滕的良苦用心，但恐亦未曾料到，这篇文章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文献，成为阐释湖区流放的主题，也成为儒家文化积极用世、达观进取的标志性语言。
后世之人褒奖范仲淹，视之为“完人”，听其言观其行，范仲淹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范文中所倡导的“先忧后乐”，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为文人士大夫所发挥。以“忧乐”为题材的诗歌、楹联和散文等蔚为大观。做到先忧也许不难，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忧患意思，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真正要实践后乐却不容易，它需要人性的升华和境界的超越。没有这个基础，至多也就是说说大话、喊喊口号了。范仲淹提出了两个前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屈原是前贤，他做到了后者，以自己的生命作了诠释，但很遗憾他没有做到前者。范仲淹也婉转地规劝自己的朋友滕宗谅要做好这一点，在春和景明的时候可以宠辱皆忘，在霪雨霏霏的日子，万不必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要向古仁人志士学习，超越成败，跨过人生中得失、顺逆、达蹇的门槛。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为首，强调通过人物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的境遇各不相同，顺时不成问题，关键是人处于逆境怎么办。范仲淹用古来圣贤的际遇来说明这个问题，代圣贤立言。而他探求的古仁人之心，恰恰包括了被放逐流寓到湖湘地区的仁人志士，先忧后乐的精神也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
湖区二妃传说等构架了中国神话故事中浪漫主义的经典
我们考察洞庭湖的人文历史，便会惊奇地发现，洞庭湖人文之深厚，历史之悠久，它不但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同时具有丰富多彩的，与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如二妃传说、孟姜女、范蠡和西施、柳毅与小龙女、刘海与狐仙等，或人或神，彰显出湖区民众的喜怒哀乐的外表与内心价值世界。
为屈原反复吟唱和歌咏的湘君、湘夫人，见之于尚书、孟子、山海经等典籍，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两姐妹千里寻夫来到洞庭湖，闻丈夫崩于苍梧，双双投水以殉。湖区留下了许多二妃传说故事。君山又名湘山，得名于二妃。采桑湖得名，源自于二妃，君山上斑竹又名湘妃竹，也出自于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讴歌的是爱情，女子对丈夫忠忠不贰的爱情，在中国男权社会演义几千里，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纪念，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笔下窥视古代湖区先民对二妃的推崇，这段催人泪下的情感剧得以成为目前为止中国最为古老、也最为动人的爱情故事。中国的四大民间故事之一孟姜女也没有缺席湖区的历史舞台。这一出在齐国最初发生的故事大概最迟在前清即被移植到了湖区。清同治版《孟姜山志》将孟姜女认定为澧州人，居住在嘉山、澧水之东的孟姜垸。在古澧州地区包括今天湖北省公安县在内，孟姜女故事传唱不衰，至今在澧县、津市一带还有实物遗存。湖区在南北朝开始即成为北方流民的迁徙目的地，因此，对于反抗暴政和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孟姜故事随之传入并深入人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到唐中叶，因为李朝威 《柳毅传》，诞生了又一段经典爱情故事。描写了一位书生柳毅与洞庭龙王女儿的爱情，柳毅后来被湖区民众尊为洞庭王爷，掌管这一片烟波浩淼的水下世界，祈求他保佑湖区平安。而产生于常德的丝瓜井和道教人物刘海蟾而演义出来的刘海戏金蟾、刘海砍樵，因为刘海和胡秀英的人神相恋，是湖区版的天仙配和白蛇传，湖区民众所创作的作品里，没有天廷，没有法海，通过狐仙对刘海的追求，充分肯定了贫寒子弟孝顺母亲、为人诚恳、勤实劳动的美德，也是洞庭湖区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的流露。二妃是外来女子，小龙女则是洞庭湖水乡的女儿，她们都是洞庭湖所接纳的可爱鲜活的生命，虽然只是神话，却妇孺皆知，知名度超过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神话人物也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她们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其文化基因已传承给湖南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检索洞庭湖区所传唱的爱情故事，忠于丈夫的娥皇女英、反抗暴政的孟姜女、人神相恋的小龙女和狐仙胡秀英，都是鲜活可爱的女性形象，为湖区民众充分肯定、接纳和喜爱，有的还当成偶像膜拜。她们受苦难的遭遇得到同情，她们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权利得到肯定，没有性别歧视，没有人将她们视为妖精或者红颜祸水，对比中原地区或者封建道德意识比较浓厚的地区，可以看到湖区民间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个特点是研究者不得不予以重视的。
洞庭湖航运
从“沧浪之水”到“世外桃源”所反映出湖乡水域的多元文化因素
洞庭湖区的人文积淀之所以丰厚，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因素。如果只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则可被人讥为仅唱高调，它不排斥理想主义的爱情和世俗环境下的喜怒哀乐，也不会排斥道家的亲近自然、返璞归真，《沧浪歌》中的“清兮”“浊兮”也能成为湖区民众生活的一种类型，为陶渊明一类的文人士大夫所追梦。
洞庭湖人文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堡垒，又是其他民间文化和流派的精神乐园。从战国末期屈原放逐到沅湘与当地老者的对话，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价值取向的差异。屈原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在当地人心目中，“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屈原实际上没有能说服老者。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屈原的立足之地，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最后只能“宁赴湘流”，令后世之人感叹惋惜。渔父的世界观就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与世事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他们以保全自然生命为宗旨，爱情生命高于一切。为了保全生命，对于个体行为进行调整，遇事不硬拗，甚至于委曲求全，随波逐流。他们认为保全生命的最佳办法就是顺其自然、热爱自然，把个体投入、融合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这种“不凝滞于物”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观念的对应参照物，启发了一位真正的儒者在遭遇人生逆境时应该有的一种人生态度。
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向中国人描述了一个景色优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压迫、没有战乱、和平安宁、自给自足、与世隔绝、怡然自足。桃花源到底在哪里，自陶记产生后一千六百余年一直争论不休。陶渊明其实在虚构一个他个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绝然相反的乐土，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是不存在的。但陶渊明心目中却有原型，那就是洞庭湖域西北部的常德地区。首先因为陶渊明点明了在武陵，即常德。而全文和诗中描绘的光景和屈原笔下的渔父世界观具有惊人的吻合。陶渊明是不赞同屈原的人生态度，反而赞同渔父的世界观的，与世无争而亲近自然。其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田园本身就是晋代乱世中的渔父形象。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陶渊明在思考和行动上均为隐者，只有归隐心态，才能写出那些好诗，成为田园诗的鼻祖。洞庭湖西部的水乡泽国为他提倡了精神家园。从渔父的沧浪之水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正是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为湖湘文化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比如湖区有关岳飞和杨幺的民间传说，没有因为岳飞是民族英雄而贬低杨幺这位造反的农民领袖，也没有因为杨幺是官逼民反的本地人而否认岳飞，从湖区遍布关于那一段历史的地名，到民间口传的语言故事，形象而逼真，客观而公允。这种民间历史观、这种空间和社会现实的土壤在中原地区正统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和环境下根本无法存在，而湖南地区非正宗色彩的文化因子，造就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土壤。
与其他湖域相比较，洞庭湖人文积淀的差异与原因分析
洞庭湖人文积淀中所包含的一些特质性的东西，如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创新、求变、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个人遭到不幸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构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把它与其他区域或者水域文化相比较，即能凸显出其独特的个性和巨大的差异性。洞庭湖水系汨罗江，为屈原怀石之地，沅湘地区也是屈原第二次被流放辗转徘徊多年的地方，他的作品，关心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命运，成为爱国主义的鼻祖，也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发源地。他在吸收南楚各地民风民俗基础上所创作的《九歌》《九章》等，与《离骚》一起，构成楚辞的艺术特色，这种以南方浪漫理想主义为思想艺术特色的流派被称为“骚”，与北方现实主义流派“风”一起，构成中国本土的艺术特色“风骚”。南北之差异，有一部分来自于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基础。湖区的岳阳楼，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的修造者宋人滕宗谅曾这样表述建筑与人文之关系：“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有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黄鹤楼有崔颢题诗，岳阳楼有杜甫诗与范仲淹记，滕王阁则有王勃序，这四篇作品均是历朝历代选家所推崇的名篇。这些名篇，王序最为华丽，气势磅礴，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千古名句，世人所推崇。但翩翩少年王勃，心中颓废与失意跃然纸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而浩叹。崔颢诗被严沧浪推为唐人七律诗第一，可见其自然宏丽。据说李白本人也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但这首吊古怀乡之佳作，诗末发出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岳阳楼的一诗一记，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诗圣杜甫晚年流落湖湘，“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先写了湖的浩瀚，“吴楚东南圻，乾坤日夜浮”。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国家破碎，家园离散。“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人与当年屈子在汨罗江，身世和遭遇是多么的相同。他想到的是国家的灾难，为民族家国而流泪，最后病逝于湘江的小舟。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安慰被谪的朋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何等的胸境与气概！做到前者易，做到后者难，这正是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的写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上，岳阳楼的一诗一记远高于黄鹤楼的诗、滕王阁的序。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它们或可不相上下，但在中国文化的引申意义上则高下自见。
水墨洞庭湖
总而言之，洞庭湖的人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殊之地位，与其他地域主要是湖泊地区相比较，创作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板块，不可或缺。创作题材以咏史、描景和抒情为主，从屈原开始，经过陶渊明，到李白、杜甫、范仲淹，脉络清晰，一以贯之。根植于湖区的一方水土和人文，随后形成鲜明的主题。屈原的爱国主义、范仲淹的忧患意识，成为洞庭湖人文创作的源泉。检索道光《洞庭湖志》艺文篇，以忧乐为题材的几近三分之一，然后是吊屈、咏湘君又次之，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成为核心，在诗歌中尤显突出。这种趋势还影响到了楹联作品中。洞庭湖诗文繁荣发展形成这样的特色在中国的其他几大湖泊是不见多或者唯一的。太湖富有吴越文化之灵巧，但没有形成类似洞庭湖一样的精神文化内核。比如其陶朱公故事，家喻户晓，并伴有大团圆结局的西施喜剧落幕。这一类文化演义又复制到洞庭湖区，沅江有蠡山、胭脂湖，华容有范蠡墓，等等，但凄美的斑竹却仅是洞庭湖的特产，盛产斑竹的“土壤”最多延伸到湘南的九嶷，还是位于洞庭湖水系湘江的上游。其他如鄱阳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基本上没有类似的历史文化积淀。从这一点来说，洞庭湖是唯一的。比较划时代意义上的诗文名篇，洞庭湖之外无可比拟。屈原的创作，开风气之先，为后来流入湖区的文人士大夫所继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提出古代理想主义社会，至今为南来北往来桃源寻梦的旅游者所向往。杜诗与范记中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忧患意识，则把屈原作品中的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让历代文人士大夫和近世知识分子所折服，在华人文化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也爱黄鹤楼上崔颢题诗，也为滕王阁中王勃华丽的骈文所感动，一样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其地位和作用则大为不同。它们一样具有艺术感染力，但杜诗范记却是正统儒家文人士大夫以及后来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主旋律，这种精神在华人文化圈也一样受到正面评价和肯定。
洞庭湖自古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的交通区位十分特殊，起到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作用。无论古往今来交通状况发生什么变化，南来北往、从东到西的人士几乎都要通过这一区域，而大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尤其是文化人物，几乎都到过洞庭湖，他们或者为官，或者遭贬，或者流寓，都曾流连于这一片区域，“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流寓的文化现象成为洞庭湖人文创作的独特历史机遇，爱国主义成为洞庭湖人文的主旋律和优秀文化传统，流寓过程中面对现实社会问题形成这一地域文化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流寓湖区的文化大师们自强不息的品质又养成了洞庭湖水域文化的奋斗精神。屈原曾通过对话渔父强调自己世人皆醉而本人独醒，举世浑浊而自己独清，绝不随波逐流。杜甫晚年流落湖湘，在贫病交加之际，仍然高唱“戎马关山北，凭栏涕泗流”。范仲淹勉励好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人曾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来形容个人所处环境、心境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悲愤出诗人，贫而后工，正是洞庭湖浩浩汤汤的湖水拍打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心中块垒，激扬他们满腔豪情，为时代讴歌，为国家民族呐喊。
到了清代，巴陵知县陈玉垣对岳阳楼二楼上供奉吕祖像提出批评，“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他认为“岳阳楼当奉屈左徒栗王，以杜工部、孟襄阳、韩文公、范文正公、岳忠武王配食。诸君子忠义文章，宜享名胜，令人瞻仰，有以扶掖名教。若吕洞宾像，城南旧有吕仙亭，移供亭中可耳。”吕仙是历史上与岳阳和洞庭湖结缘的神仙，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元曲中有《吕洞宾三度城南柳》等脍至人口的剧目，岳州城、君山都有仙迹可凭吊和供奉，得到历代民众的膜拜。但这位道家神仙到底与湖湘文化所提倡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与范仲淹所追求的古仁人之心是有距离的。清朝的知县看出了中间的问题，这个意见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修者所采纳，岳阳楼二楼吕洞宾塑像被移于他处供奉。现在岳阳楼的陈列，以清代书法名家张照书写的范文《岳阳楼记》和毛泽东手书杜诗《登岳阳楼》为中心，符合历史，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合拍，这是对洞庭湖人文意义的回归。
洞庭湖居五湖之首，楚人在春秋时期即越江向南方拓展，沿洞庭湖东西两岸入湘，是楚国的江南地区，并成为楚国的粮仓。人文意义上的“江南”也滥觞于斯，后来相继出现人文地理上的“江左”“江右”“江东”“江西”等概念，历史上江南的开发利用都与湖泊湿地相关联。洞庭湖开发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为大江大湖地区社会发展作出了表率，尤其在清中期到民国，建设发展成为天下粮仓，雍乾时期民谚“湖广熟天下足”变成“湖南熟天下足”，而湖南为全国输送的商品粮油和其他水生物资产品，大半出自湖区。洞庭湖是目前调蓄长江的唯一通江湖泊，近两个多世纪以来因为人类活动的因素影响，湖泊水面急剧萎缩，在工程研究领域有人认为洞庭湖已下降为第二大湖，但也有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对湖泊的研究也在深入。五大湖的提法也在显得陈旧，这种说法也只针对中国中东部地区，湖泊最多的省份为西藏内蒙和新疆，最大的湖泊在西部。本文不研究自然实体，只就在历史进程中积淀的文化现象作归类和比较。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作了大量的集体研究，提出了洞庭湖水文化的命题。他们呼吁“关心洞庭湖的人们，尤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发掘湖湘地域文化内涵的意义与重要性予以关注，对那些体现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的山水景物与历史名胜保护予以充分关心。洞庭湖地区堪称历史文物之邦，拥有许多不可多得、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在书中初步梳理了屈原和龙舟竞渡、君山、德山、钦山、桃花源、李杜诗、范文等人文事象。本文就是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并试图与其他湖泊流域地区作比较。在一部《中国五大淡水湖》的专著里，作者用一节来阐释湖区名人传说和民俗文化，但其内容均取自洞庭湖，而也有著作提及吴国的“鱼肠剑”和明清时期“三千里飞马递鲥贡”，但其影响也小，文化涵义也不大。综括起来，不得不说洞庭湖人文积淀的丰厚与博大。
（李跃龙，湖南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副馆长）、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文章摘自《湘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