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多方消息，被文博界尊称为“谢老”的谢辰生老先生于5月2日逝世，享年100岁。
谢辰生是国内文物保护首屈一指的文物学家，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他曾担任郑振铎的秘书，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等。1961年，他主持起草《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他还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并倡导创办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
谢辰生，1922年7月-2022年5月2日。
对大多数人来说，谢辰生这个名字，就像树荫下潺潺的溪流，安静而缓缓地流动着，流向夕阳余晖洒满金色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事迹。毕竟，对今天脚步匆匆奔向未来的新一代人来说，他却转过头去，面向过去，面向那些正在衰朽、消逝的事物——那些古老的文物，锈色斑驳的鼎彝、胎薄轻脆的瓷器、暗尘古色的书画、字画漫漶的碑铭、屹立千载的石窟、梁栋承尘的古建……在岁月的剥蚀中，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湮灭的命运，就像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的生命，也会最终迈向死亡一样。而他毕生的事业，正是尽其所能阻止这种湮灭的进程。这让他有些像时代洪流中的磐石，张开双臂去护住那些被无情岁月冲刷而下的古老文明的遗迹：
“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这便是他给自己一生的概括，或许也再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概括了。
本文内容为记者李夏恩撰写的纪念文章。
印象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访他，是在2017年。在见面前，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多多少。他的生平履历自然可以在网上轻而易举地检索到：他是郑振铎的秘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主持起草者，如今常用的“文物”一词的定义，便是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的前言中撰述的。他是国家文物局的元老耆宿，是文物领域绝对的权威。
从24岁协助郑振铎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开始，到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经九十五岁。七十一年的光阴，全部倾尽在文物事业之中，而且，毫无疑问，只要自己的生命继续延续，他的文物事业也会行之不辍——随着那些与他并肩工作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渐次凋零，我清晰地知道，即将要去拜访的，是中国文物界仅存的百年硕果。
谢辰生参与编纂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图为中西书局2012年重新出版的一部分。
这多少让我有些忐忑不安。但不是因为他的名望与地位，而是出于三个现在回忆起来很自私但在当时却觉得很现实的原因。
首先，他已经年过九旬，我担心他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能否正常的沟通交流和回答问题。其次，此前，不止一位文博圈子里的朋友提醒我说，谢老爷子是文物保护的“死硬分子”，是“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古董”，这让我不由得担心他会一板一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宣讲规章政策中的官样辞令——那样，我还不如直接去抄红头文件。最后，也是我个人最担心的一点，像他这样年岁和级别的高级退休干部，自然是住有楼，行有车，身边还有秘书和保健人员随侍在侧，想到自己通过一整套繁文缛节去拜见的，是一位被积年荣誉光环团团包裹的文物界吉祥物，我就感到头皮发麻——我会因为一个人的年岁和与之相配的德行发自真心地恭敬致礼，但实在难以假装对地位和荣耀的组合貌恭心服。
前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致谢辰生信，称赞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年逾耄耋，犹奋力抢救，吾愿忝列其后，以尽公民之责”。
我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着出了地铁，按照地址来到了他居住的安贞里居民小区。那是一月的暮冬时节，万物萧索，我环顾着苍白天空下灰色鸽子棚一样的老旧楼群，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自己本就有路盲的前科，所以特意又在周围转了转，最后确定，就是眼前的这幢灰沉沉的老楼，于是迈进了像没牙鳄鱼一样的黑魆魆的楼道里。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小时候住的那幢筒子楼，灰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灰色的铁栏杆，透过楼梯间窗户的阳光也被这团团的灰色黯淡了几个色调：“他真的会住在这种地方吗？”我心底嘀咕着，敲了敲门。
开门的正是他本人。见到他的第一面瞬间撞碎了我先前所有的担心和想象。我的眼前是个面色黄白的枯瘦老头，白色的头发像枯瘠龟裂的土地上胡乱滋生的枯草，沟壑纵横的脸像晒干的老萝卜。他伛偻着身子，穿着一身老北京人称之为“耗子皮”颜色的旧西装，是工地上中年打工人常穿的那种款式，里面套着一件土黄色的毛线坎肩，扣子却都没有系好。膝盖似乎犯了关节炎，总是弯着的，趿拉着拖鞋，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这不像一个年轻记者拜访文物界年高德劭的权威泰斗，倒像是社区志愿者给生活拮据的老人送温暖。我所有准备好的问候和寒暄，连同脸上摆好的尴尬微笑，都瞬间咽了回去。倒是他笑着，伸出枯瘦的手拉住我的胳膊：“外面冷，快进来。”
2000年，谢辰生在云南丽江考察攀登玉龙雪山，这一年谢辰生78岁。
“比起那些安坐在充斥着琳琅满目古物奇珍阔绰豪宅里的收藏家们，这位曾主持起草1982年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文物界元老，有的只是一间逼仄的小屋子。任何一位来访者都会对他屋子里的书留下深刻的印象：门口灰暗狭窄的过道被摞得高高低低的各类专著占领了一半，在他唯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书就像藤蔓一样从地板上生长到写字台上，再蔓延到整个墙壁上。一张写字台就是他的书房，一张床就是他的起居室，一张沙发就是他的客厅，这三件家具就这样漂浮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之中，每一位来访者不得不从齐膝的书海中跋涉而过，才能找到一个坐着的地方。”
这是我之后在采访中对他居住环境的描述，直到今天，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但我没有写到的是，那时是下午两点半，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但迎门的那条过道却黑魆魆的，倚墙高高摞起的那些书只是被光微微勾勒出几线轮廓，就像是灰黑色的页岩垒砌的悬崖一样；我也没有写到自己从那儿穿过去时竟有一种闪避峡谷落石的滑稽的冒险感；我更没有写到的是，当我看清其中几部书的书封和裸脊上的书名时，以我粗浅的藏书常识就可以推断出来，只消这座书崖消失哪怕不到三分之一，他就足以住上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享有的敞亮公寓。但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这些书的唯一价值，就是被翻看、查阅、占据着这里本就不宽余的空间。
我被引到他的书房里。这间书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几无插脚之地的书外，就是那个书柜。土黄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公室里的那种文件柜的样式。但没有柜门，只拉了一块布用来遮挡尘土。
“你年轻，可以坐床上，不拘束。”
我听话坐下。在这间被书海填满的窄小房间里，一老一少像两块礁石一样相对而坐，我身下木板拼合的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故事
有的故事适合从头讲起，有的故事适合从中间开始讲起，而有的故事，则从任何地方讲起都趣味横生。谢辰生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随时拈出一段滔滔讲起的故事，每一个都起承转合、有来道去。
《谢辰生口述》，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
谢辰生为《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题写七律。
如果从头讲起，他的出身武进谢氏家族乃是江南名门望族，父祖一辈，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近代席风卷云的人物都相识熟稔，他的父亲谢宗陶，则是徐世昌总统府中的秘书，后在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视为有能力统一全国的儒将军阀吴佩孚麾下担任参议，后又在天津先后做河北省两任主席于学忠和商震的秘书。如果细细勾连，这大可以串联起一部私人视角的近代史。他的长兄，历史学家谢国桢，至今仍是明清史学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来往的都是像唐兰、容庚这样的名流，还有像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等人”。如果将谢家当年往来的人物与他们的交谈对话记录下来，难保不是一部厚重的近世学案。
生长于这般家世，濡染于这般环境，那么身上带有世家子弟的清贵气与名流学人的清雅气，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谢辰生身上，却全然看不出这两种气息一丝一毫的痕迹。多年后，当他的年纪随着时序迈入新的世纪，我见到他时，留在他身上惟一旧日世家的痕迹，似乎就只有他在北京住过的那个四合院，直到暮年，他还清晰地记得地址“白塔寺锦什邡街小水车胡同1号”：
“小水车胡同的房子是样式雷家的，特别好，可惜后来都拆光了，地方用来盖金融大楼了。一进门是一个院子，绕过去又是一个院子，然后是垂花门，又有一个院子。前后三进，东西两个跨院，有厨房，厕所，总共三十几间房。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
谢家兄弟姐妹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谢国祥（十弟）、谢辰生（八弟）、谢絮清（四姐）、谢国振（七哥）、谢国捷（六哥）。
“我要是留恋旧社会，可有的留恋的，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当暮年的谢辰生谈起旧日庭院时，与其说是追怀韶年清光，倒毋宁说是对今日文物古建保护工作的慨叹。他提起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那是赵紫宸、赵萝蕤两位学者的旧宅，罕见的象眼砖雕犹能看出明代的风致。“我去现场看了，院子漂亮极了，我是坚决反对拆！”但经历了两年的拉锯战，这座年岁比当年谢家旧宅还要久长的古老四合院，还是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化作钢筋水泥大厦下的劫灰。
儒雅、谦和这些形容旧日文士的辞藻用在谢辰生的身上是完全不相宜的，反倒是热情、率直，这些形容退休工人的词语用在他身上却再恰当不过。如果不是他自己吐露，你是想象不到他年轻时也是写过“红叶红叶，寄来纸儿上贴，遥忆旧院清秋，千里飘零客愁。愁客愁客，两地相思系着”这样清酸婉约的小令的。
1942年冬，谢辰生在西安所作《调笑令》即文中所录“红叶红叶”。
这首小令，写于他羁旅西安的少年时代。他20岁那一年，身处沦没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心心念念着当时年轻人私下流传的“革命圣地”延安。少年谢辰生投奔延安的故事，如果让另一个更善于修辞鼓噪的人讲述，一定会是一部辗转于家国战火之间的冒险传奇。然而谢辰生讲述的故事却坦诚得令人忍俊不禁——他与弟弟谢国权和大哥谢国桢的女儿谢莹，把学费凑起来，又卖了自己的自行车，凑上了去延安的路费。他并未避讳这趟少年朝圣之旅的起点乃是年轻人的一场热情的冲动：“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并没有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国共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想，先到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那时候我们中学还都没毕业，脑子想得简单。”在先送走了谢国权和谢莹后，家里的反应是“闹翻天了”：“这什么意思？他们去哪儿了？你们成天在一块儿，你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没法子，只好说实话了，说我们打算去延安，他们先走，我后走。结果怎么着？我家里说：‘你走吧，走吧！得了，我们给你钱，你走吧！’”
这样一场本应是秘密前往延安的朝圣冒险之旅，在谢辰生的口述回忆中，就以这样一种直白谐趣的方式铺开了。
而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直到抗战胜利，谢辰生也没有去成延安：“在西安，我不认识地下党，光有对延安的向往也没有办法，只好想到回去。但是不敢回北平，你跑了日本人知道啊！”之后，他与两位同行者去了安阳，想从安阳翻阅太行山前往延安。但兵荒马乱，同行者被拉回北平，前路受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先在安阳当地一家平价商店做小伙计，再到安阳县立一小当小学老师。胜利光复后，他的大哥谢国桢路过安阳，把他接到上海，为中共领导的北方大学购买图书——这才算是他第一次与心系所念的延安产生了隔空的联系。
1948年12月，郑振铎在上海书房中。
这已经是1946年春夏之交，而他也是在这时见到了郑振铎，成为他的助手，帮助他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谢辰生文物事业的起点，也由此开始。而这个起点，在他的口述中，同样是坦率的三言两语。那是他随长兄谢国桢到上海的第三天，金石学家徐森玉请谢国桢和他吃饭，郑振铎作陪。在席间，郑振铎提及自己忙于接收敌伪文物的工作，又在创办《民主》杂志，亟需人来帮忙，于是徐森玉顺着他的话题推荐了谢辰生：
“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个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谢国桢的字）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
谢辰生的终身大事就在这三句对话中敲定下来了。而他在1949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同样也是与郑振铎的几句对话中最终替他做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准备去哪儿干。他说：‘我把你带过来，是准备让你到文物局去的，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搞什么？’因为我家里头都是搞学问的人，我也觉得应该搞学问，做研究。所以他把我调到文物局之前，我就讲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您是大学者，我也想当个学者，也想搞点学问，跟您学习。您不是搞学问嘛，是不是我可以到研究所去？文学研究所我也可以去，考古研究所也可以，都可以啊。’他说：‘你哪儿都别去，你就在文物局。’我问：‘怎么啦？’他说：‘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行的人还不多，你就在这儿搞。’”
1952年冬，文物局人员在团城承光殿前合影，最后一排右九为谢辰生。
“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干着吧，现在也缺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郑振铎的这句话，对谢辰生来说，成了他笃定终生的至理名言，也可以说成为了他毕生的执着。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也只有像他这样坦率、耿直及至暮年都热情不减的人，才能将这句话当成不渝的信条坚守下去。当我告诉他，那年冬天山西介休源神庙门口的琉璃壁心居然被人整块盗走的消息时，他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愤怒地用手拍着桌子：“我就知道会这样，一直都这样。”
介休警方追回被盗明代文物介休源神庙“二龙戏珠琉璃壁心” 。（图自介休市公安局）
他的手如此枯瘦，但拍击桌子时，暗蓝色的血管隔着粗糙的皮肤显露出来，仍然让人感到一种钻心的刺痛。
主张
坦率有时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时常也会使人感到刺痛。那些对谢辰生固执、保守、“死硬分子”的讥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坦直，总是将自己所想毫无掩饰地倾吐而出，并不在意他人的辞色好恶。他有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不乏激愤之辞，但却并非故作高论，而是发自肺腑。
如果从一位文物保护者最炽热的真诚之心去理解的话，就会理解他的苦心。他有一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暴论”，即“文革”后文物被破坏和流失的情况比“破四旧”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事实上，这只是断章取义的摘引，谢辰生真正表达的含义，反而被这些零碎割取的情绪化“暴论”所掩盖了。在那次拜访时，我特意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很多场合提出一个说法，近20多年来文物破坏的程度不亚于‘文革’时期。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后期，除‘文革’初一段时间外，所有颁布的这些保护文物的办法条例都是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文物局的权力非常大，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文物工作，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可以直接给周总理打报告，很多文物保护的方案政策都是国务院特批的。‘文革’初期“破四旧”浪潮中，很多文物遭到破坏。1967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全国各地保护文物（按，这一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颁布于1967年5月14日），很快疯狂破坏文物的行为就受到遏制，一些重要的文物部门甚至派部队去驻守。这以后对文物保护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令行禁止。
但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一方面对金钱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打着‘死人该替活人做贡献’、‘要想富、先盗墓，一夜变成万元户’这些旗号进行文物犯罪。另一方面就是法虽然立起来了，但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却成了难题。很多白纸黑字的保护法律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机关不去执行，又该怎么办呢？在以前，国家文物局是直属国务院的，而现在，成为了部委下属的一个机构，权力也缩小了。当地方上文物被破坏时，文物部门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往往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地方政府。法律很严格，但执行不下去，拨款不到位，保护不得力。仅仅靠严打时抓几个犯罪分子，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如果不将他当初的说话语境与前后全文摘引出来，恐怕许多人仍然会被那几句零割碎取的只言片语蒙在鼓里。他在讲述过去的人和事的时候，也同样以一种坦率无余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见闻与好恶。他并不会因讲述的对象地位尊显或声望卓著，就对其讳饰隐恶，假以辞色。在他的口述回忆中，他曾细述1956年北京朝阳门拆除过程。在谈及拆除缘起时，他说道：
“1956年，北京市决定拆朝阳门。吴晗是主张拆的，还有北京市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城墙的拆除有一个过程，最先拆的是城门楼子，然后才是城墙。当时社会各界对拆城墙有很多争论，许多专家坚决反对拆，文物局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群众，都是要求保护城墙的。像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文物局也不同意这么干，郑振铎坚决反对拆。”
“我跟今天什么人写信都一样，这一点我坦荡得很，我对事不对人，这人好不好是你的评价，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实，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我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是谢辰生敢于直言无隐的原因，他洞观自己的内心，深信自己的坦率与真诚。然而，对于他自己在文物保护上的功绩，他却总是轻易带过，除非这些事迹能够与他毕生笃定的信条“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相联系，他才愿意加以陈说，但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痛切的忧虑，也只有在这时，他看起来才像是一位传统时代的士大夫，执笏立于阶陛之下，随时准备以“以首碎柱”的气势上书切谏。
书画鉴定组成员合影，自左至右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和傅熹年。
在口述回忆中，他鲜少提及自己是1983年成立的全国书画鉴定组的七名成员之一，与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刘九庵举世闻名的书画收藏大家比肩而立。他在谈及这件绝对颇具荣耀的事情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文物局派来负责协调工作的，几乎只字不提自己在书画鉴定方面的造诣。反而总是一再重复自己当初只拿了高中文凭，而且“中学还没有毕业”。但关于他的真正学养水平，老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举世闻名的收藏大家和金石学家马衡先生有一个简短却剀切的评论，写在1950年2月1日的日记中：
“谢辰生来谈，彼为刚主之从弟，对旧学颇有根底。嘱开示甲骨、金文书目。”
这一年，谢辰生只有28岁。
谢辰生与收藏大家之间交谊匪浅，早在1946年，他作为郑振铎的助手，就协助编辑出版了收藏大家张珩蒐集汇编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1983年与他一起走遍全国踏访书画的书画鉴定组成员，也都早已是他的至交。然而，当我探访他简陋的家中时，环顾四周，除了有关文物、历史和考古的书籍之外，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件文物：“这是文物局从一开始成立时就定下的规矩，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
这一条，后来被他亲自写进了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中：“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当他和我念叨这些事时，或许没有注意到我竭力克制的一丝苦笑，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几幢宽敞豁亮的房间，玻璃柜、多宝阁上摆放着各个朝代的器皿瓶罐，以它们主人在专业领域的造诣，我毫不怀疑这些藏品绝对是货真价实。
谢辰生也有自己的藏品，除了那些当年廉价购置、如今已经价格不菲的文物考古资料和图录之外，那些旧年至交们的珍贵记忆，也是他的宝藏。1983年8月，全国书画鉴定组鉴定工作第一天会议，在东交民巷15号国宾馆举行。众人汇聚一堂，谢辰生作为文物局顾问首先发言。在众人的目光中，他郑重地取出一听香烟：
“这是二十多年前，张珩去世前送给我的，他去世后，我一直封闭着不抽，后来又经历了那十年浩劫，好容易保存到今天，就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他打开那听香烟，一根根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余下的话
往事如烟。这个譬喻或许太过陈俗，以至于在许多人眼中，它已经成了一句俗语故而失去了内中所蕴含的意象。但在得知他去世的中午，看着照在书桌上的那束阳光中悬起的尘埃，时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时而飞出光的所在，倏然隐遁在幽暗中，纵然伸手，也无法接住其中的一颗。我只能看着它们在我的眼前浮现，又消逝。
我想起，在那次拜访之后，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跟他聊起当时民间古建保护的一些困境和自己与朋友们的无能为力。他说：
“小李呀，你不要怕他们，你们做的是好事，对的事，应该让他们怕你们才对呀！”
可是……我知道百岁高龄，寿终正寝，理应不必那么难过。或许，还应该安慰，他以如此高寿谢世，多少证明这世上善行会有善报，他竭尽一生为那些文物古迹延续生命，上天也回报他以绵鸿遐龄。
刘拓与王天祥在福建考察民居古建，他们在2018年共同参与保护了福州连江古城，如今那里已经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然而，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还是忍不住泪下，哽咽得几度握不住笔。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先后失去了两位年轻的朋友，刘拓和王天祥，他们同样执着、笃定，以自己的诚挚和热情去保护、记录那些终将消逝、甚至即将消失的古建。有的，譬如福州连江，他们成功地保护住了，而有的，譬如江西九江的明清老宅，譬如辽阳古寺的壁画，却只能看着它们在时空中永不复焉。终于，他们也离开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世界，他们会在那里相聚，那些被侵蚀、被衰朽、被消失的文物古迹，也会在那里完好无损地屹立着。我只知道，那些真诚、那些执着、那些笃定、那些曾经炽烈的热情，那些尚未完成的理想，如今都不在了。
我想起那天临走前，给谢辰生拍照时的情景。他特意把毛线坎肩系好了扣子，又抚了抚西装上的褶皱，他的白发本来是乱蓬蓬的，也用手理了理。坐端正了，对我说：
“拍笑着些，让那些人看到，谢辰生还活着，活得好着呢！”
谢辰生和他的书房。（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作者 | 李夏恩
编辑 | 挪冬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