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收到一封来自济南前线的电报。
一向对华东野战军十分满意的毛泽东，这次罕见地不高兴了。
原因是前线将帅之间，因为进攻济南的兵力安排发生了分歧，“官司”打到毛泽东这里来了。
毛泽东之前和粟裕商定，打济南只用14万人，而用18万阻击国民党军的援兵。这封电报却认为，用于攻城14万人太少，必须集中用兵。
大战在即，总思路要调整，影响非同小可！毛泽东不高兴就在于此。不是都定了吗，怎么又要改？
这封电报是谁发出的？最后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支持谁？我们一一从头道来。
一、许世友越级发报
分歧发生在粟裕和许世友之间。
解放济南，粟裕定下的策略是攻济打援，也就是说攻城与打援并重，尤其是打援任务更重要，因此决定，把华野当时能集中起来的32万大军一分为二，攻城14万，打援18万。
许世友认为这样分兵不妥，应把多数兵力集中起来，这样打济南才有把握。
按说这样的分歧不该发生。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许世友只是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粟裕是最终拍板的，许世友应该也必须遵从华野司令部的命令。
再者说，兵团司令越过华野司令部，直接给中央发报，属于越级行事，似乎不是很妥当。
许世友是情商智商双一流的高人，为何要这么做呢？
其中有一定缘故。
许世友对攻打济南早有准备。
在两个月前，中央透露过要打济南的意思，并且有意让许世友、谭震林率领的华野山东兵团担任主攻任务。
许世友当时刚刚打完兖州、济宁，连战连胜，很有信心，准备接着就去打济南。但粟裕考虑到济南比较难打，山东兵团伤亡较大，华野其他部队也刚刚经历了豫东战役，伤亡也不小，必须进行休整。
中央同意了，许世友兵团也只好暂时休息下来。
但许世友心里放不下这桩事，早晚打济南的任务还是他的，许世友暗地里做了准备，把济南的兵力、攻防形势都研究得透透的。许世友甚至还想办法抓了一个从济南来的“舌头”。
此人是个旅级军官，之前被王耀武调到潍坊参加守城，城破后被俘。
许世友听说他对济南城防情况很熟悉，便立即给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打电话，叫他让那个俘虏把济南情况写下来，再让他画一张草图。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聂凤智和许世友想到一块去了，许世友想到的，聂凤智早几天前就想到了，马上安排优越的生活条件，让那名俘虏写。
过了几天，许世友还没拿到情况，坐不住了，给聂凤智打电话要他亲自去看。一看，那个俘虏没写一个字。
聂凤智气得火往上撞，问他什么情况，他傲慢地说：“我愿意写，可是，一者天天玉米饼、窝窝头，实难下咽，拿白面馍馍来还好说；二者铅笔用不惯，换毛笔、砚台来就写。”
聂凤智在电话中汇报到这里，许世友焦急地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就满足他，赶快叫他写就是了。”
聂风智立即照办了。这名俘虏的军事素养很扎实，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几天下来，写成厚厚一大叠，详详细细地把济南城防形势图、兵力分配、明堡暗堡等交代的明明白白。
作战参谋们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标到军用地图上，呈给许世友。
许世友文化水平不高，不太会看地图用地力，就硬生生把济南部署团记在脑子里。
那段时间，他天天晚上挑灯夜战，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竟然真把偌大一张部署图背了下来。他和粟裕来往打电话，提到济南城防部署，从不用对着地图讲，而是张口就来，令人啧啧称奇。
许世友对济南城防兵力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对攻城兵力非常看重，得知粟裕只用44%的兵力攻城，而以56%的兵力打援，感到十分不解。
毕竟集中用兵是华野十分成熟的用兵经验，无论莱芜战役还是孟良崮战役，打强大集中之敌也好，打较弱涣散之敌也好，都要集中至少三倍以上兵力才能开打。
王耀武城中守敌多达11万，又从徐州加强了一部分兵力，估计已经到了12万。我攻城兵力只有14万，虽说也能打，但明明可以用更多的兵来打，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呢。
带着这些疑问，许世友这才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声明要增加攻城兵力。
这是许世友和粟裕发生分歧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问题怎么解释呢，许世友为什么不顾忌讳地越级给中央直接发报呢？
二、陈毅离开华野的影响
越级发报，倒不是因为许世友不尊重粟裕。
粟裕的指挥才能，早已在莱芜、孟良崮、豫东等大战中得到充分证明，华野上下无人不钦服粟裕之奇姿杰出、神鬼莫测。
越级发报另有其因。
原来许世友在进攻兖州腿伤复发，行动不便，毛泽东下令暂停进攻济南时，许世友回到胶东老解放区蓬莱县治病养伤。
粟裕在华野主持研究进攻济南时，反复召开了多次会议，与毛泽东多次交得了意见。
最终定下攻济打援的战略安排时，粟裕与谭震林（华野副政委）、陈士榘（华野参谋长）、唐亮（华野政治部主任）、张震（华野副参谋长）联合署名向中央上报了最终作战方案。
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注意到没有许世友的署名，他并不知道许世友回蓬莱县养伤，于是去电报询问，许世友为什么没有署名？他去哪里了？
粟裕接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了许世友的去向，毛泽东亲自明确，哪怕许世友有伤，也要他克服一下，请他回来负责指挥攻城之战。
许世友一看电报乐得差点蹦起来，主席亲自点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立即从蓬莱赶赴济南前线。
为了回应毛主席的关切，许世友便直接向主席发了一封电报，报告自己已经回到前线担负指挥。这乃是一问一回的人之常情，虽有越级之嫌，越也可以理解。
但是许世友感到当下的兵力安排不太合理，于是在电报中另外吐槽了一下分兵的安排。
许世友在电报中如此说：
“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军的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只能这样部署了，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这些话表面上看起来还比较平顺，实际上涉及到根本方向问题。
第一，反对分兵。这大概是从1947年华野“七月分兵”导致一连串失利的经验中，得来的认识。这一认识倒也没错。
第二，改变粟裕攻济打援的部署，把主力集中到济南城下。
毛泽东从中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察觉了华野潜在的问题：权威缺失！
权威缺失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陈毅调任。当时陈毅调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虽然仍保留着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但实际上不再参与华野的具体工作，转由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负责。陈毅坐镇华野时看似不负责作战指挥，好像一个整天哈哈笑的老好人，但他一走，重要性立时体现出来。粟裕的能力与资历不是很匹配，能力进步飞快，早已超越平辈绝大多数战将，而资历却不够深厚，不要说无法与陈毅相提并论，哪怕是谭震林、张云逸等华野副职领导比，都稍显年轻。
古往今来，无论中外，为帅为将者，资历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资历足够深厚，会自然而然消解许多矛盾，自然而然生出许多威信。
粟裕太年轻了！
第二，长期分兵。自七月分兵以来，华野实际上形成了三个中心，转战河南的陈士榘唐亮兵团，转战鲁南鲁西南的叶飞王必成陶勇兵团，留在胶东的山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陈唐兵团一度接受中原野战军刘邓指挥。
尤其是山东兵团，从1947年9月胶东保卫战开始，许世友一直独立行动，自成一体，未与华野指挥部同步行动。
分兵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影响用兵方略的统一性，以及方面军指挥员的大局观。
就以山东兵团来说，七月分兵后的思路是：保卫胶东，恢复昌潍，截断胶济，进兵津浦。
许世友的战略任务始终是局部的、支线的、辅助的，当然他打得十分出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偏师之力打得国民党军狼狈大败全无招架之功，这是许大将军的威猛所在。
但偏帅究竟只是偏师，许世友不需要考虑华野三大集团的分合问题，也不用考虑三大兵团何时需要复合，更不用考虑全山东如何解放的问题。
1948年4月华野之所以在濮阳召开整顿会议，其中一项内容是防范分兵后出现离义主义，就是考虑到长期分兵可能带来的问题。
权威不足，无尽指挥。这不光是维护粟裕个人权威，更是保证华野指挥统一、号令一致、方向一致的大问题。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果断亲自起草电报，给许世友做工作。
电报大意是，攻济打援战役，攻克济南是主要目的，一切战役安排都应服从于这个目的。
但，是不是所有兵力都要集中到济南？或者说，大部分兵力都要集中到济南才行呢？
敌人也有援兵，万一敌人援兵大队开过来，我们还没有打下济南，那么岂不是打成僵局？甚至有可能攻城失败呢？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济打援并重，甚至打援兵力多于攻城兵力，是应对当下形势的唯一正确的思路。
而且，把许世友率领的山东兵团14万人放在济南城下，与敌人11万人作战，是对山东兵团、对许世友的高度信任。
又是劝说，又是鼓励，又是威令。许世友自然是心悦诚服。
绝口不再提增兵攻城之事。
这就是老一辈军事家们的觉悟。
有意见，有分歧，这都正常。打仗嘛，敌人在变、形势在变、我军在变，不变的只有形势永远在变化这个特点。说起来非常拗口，但当事者、统军大将都很清楚，有时只是暂时执迷于当下局势，只需要灵犀一指那么一点，就豁然开悟了。
三、粟裕太难了
话又说回来，毛泽东是不是在拉偏架，为了照顾粟裕、为了维护华野统一指挥，而不顾客观事实地劝、压许世友呢？
毕竟，14万人打11万人坚守的大城市，我军历史上无此先例啊！把握不大。
我们回过头看看粟裕作出攻济打援决策的背景。
粟裕对于打济南是非常谨慎的。
豫东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粟裕胃口并没有一下子涨到直接打济南。
毛泽东问粟裕，华野合兵之后——毛泽东意识到华野长期分兵不利，故同意华野今后将三大兵团合为一处，下一步的作战方向是什么。
若是易位而处，让国军将领回答这样的问题，势必口出狂言，就像内战之初那样信誓旦旦地讲六个月解决中共问题。
粟裕得胜而不骄，认认真真埋头研究了半个月——等于晾了中央半个月，在明知中央已经有打济南的倾向之下，小心谨慎地提出三个目标：
第一，集中力量打邱清泉第五军。这是困扰华野、中野好几年的劲敌，以前无力吞之，现在好容易华野集中起来了，可先消灭他。
第二，（若中央嫌第一目标不够狠，这话是笔者给粟裕补的内心旁白），则可打济南，打济南必须两面分兵，一部攻城一部打援，但打济南有可能打成僵局。
第三，如果怕打成僵局，则以多数兵力打援，以少数兵力攻城。
善战者不能一味浪战，量力而为才是真善战。
毛泽东起初不太满意，反复与粟裕商量，到底该怎么用兵。
毛泽东虽然没有一味强逼粟裕马上进攻济南，但倾向十分明显，打下济南则整个山东形势根本性变化。
粟裕一直不松口，反复说明，打济南必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一步一步，像讨价还价一样与毛泽东商量。
粟裕如此谨慎，并不是性格中的善而软的特点带到作战筹划中，而是国军形势在迅速变化。
在毛泽东与粟裕商量打济南的同时，蒋介石与王耀武也在商量巩固山东、保卫济南的事。
蒋介石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上大骂手下无能，1948年开年以来7个月损失70多万人，丧失了洛阳、开封、四平、潍县、究州、临汾等一批中等城市，代价极为惨痛。
老头子性格一向如此，出了事总要找一个背锅的，拉出来各种吊打，却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
这次会议骂完后，蒋介石宣布要改战法。他认为屡战屡败的原因是城城皆防，背的包袱太重，无法集中兵力与共军作战。在进行战役时，一个军或一个师的机动兵力经常被共军几个纵队包围，救援不及而导致被歼。这样一个接一个败仗，国民党军不仅始终处于被动，有生力量也被共军一口一口吃掉了。
蒋介石决定修改防御战略，裁并“绥靖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少则五六个旅，多则十几个旅，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使共军“吃不掉，啃不烂”。
尤其是针对陈毅“匪部”（国民党方面对解放军的情报极为稀松，一直认为华野是陈毅指挥作战，故而各种战报中一直称华野为陈毅部），蒋介石以刘峙的徐州“剿总”为核心，组建了四个机动兵团：
邱清泉的第2兵团，驻商丘；
黄百韬的第7兵团，驻新安镇；
李弥的第13兵团，驻蚌埠；
孙元良的第16兵团，驻郑州。
对四个兵团进行重点整补，完备兵员建制，调拨新武器装备，加强机动作战能力。在济南、青岛、台儿庄、海州、开封等地设绥靖区，最大的是济南第二绥靖区，由王耀武指挥11万国民党军驻守。
这是一个新变化。
如果华野把主要兵力放在济南周围，只以少量兵力阻援，那么很有可能会引发国军新编的几个兵团围而攻之。
这种庞大兵团的战斗力，远比之前五大主力强的多，必须谨慎对待。
这是粟裕将更多兵力用于打援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自然也能明白这一道理，所以才坚决支持粟裕将多数兵力用于阻援。
四、粟裕晚年的感慨
许世友率山东兵团攻打济南的东野，粟裕亲自指挥华野主力18万人打援。
粟裕指挥大军在兖州、邹县地区严阵以待，准备集中兵力歼灭由津浦路北上之敌。
杜聿明负责指挥徐州国军北上救援济南，因为之前在济南与王耀武吵了一架，北援不甚积极。
为何也王耀武吵？杜聿明认为，决战在城外而不在城内，必须把重点放在援军上，城内只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只要国军在城外击溃共军的阻援部队，济南城之围不攻而自解。
敌方高级将领都将重点放在阻援上，再次证明了粟裕的正确。
王耀武则认为必须尽可能多地把兵力放到城中，要求空军不惜一切代价往济南运兵。杜聿明拒绝。
济南战役开打，杜聿明、邱清泉等得知华野主力集结的消息，深知北上凶多吉少，有意拖延，济南战役结束时，邱清泉兵团才到达成武、曹县一带，未与华野接触。
战后，有人认为粟裕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预定的阻援计划实际上没有实施，济南就解放了。
一些争议一直持续了很久。粟裕性格和善，也不以为忤。从未当面争论过。
直到80年代，已是风烛残年的粟裕，回忆当年战争，才公开说：
“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已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致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