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外出的机会，还有化妆的必要吗？
最近，有日本媒体做了一个榜单：疫情时期的商品畅销榜和滞销榜。其中评选出了疫情时期销量最好的“新三种神器”：口罩、手指消毒剂和非接触体温计。
“三种神器”这个说法，我们也不陌生，但其实它最早出自日本的创世神话，原本是天照大神手持的三种物件，后授予代代天皇手中流传，是证明天皇身份的象征。这三种神器，在今天的日本确实存在：八咫镜，供奉于三重县伊势神宫；天丛云剑，供奉于名古屋县热田神宫；八尺琼勾玉，相传为东京的皇居所藏。
日本神话中的“三种神器”（图｜维基百科）
1950年后半，日本人首次将“三种神器”的概念运用在了现代科技领域，称之为当时最流行的三种家电：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到了经济高度成长期的1960年代后半，又快速被“彩色电视、空调和私家汽车”取代。此后，“新三种神器”这一词组经常被电器商拿来作噱头，进入平成年代，先后有“数码照相机、DVD机、液晶电视”的数码家电版和“洗碗机、扫地机器人、滚筒洗衣机”的生活家电版。
“神器”从洗碗机变为口罩，难免令人产生一种倒退的错觉，这是疫情改变生活的一个真实侧面。尽管日本人因为备受花粉症困扰，加之既有的口罩礼仪，在疫情发生前日本已经是“口罩大国”，但根据那个榜单上的数据，这两年几乎倍增：2021年日本口罩的销售数量，相比2019年增加了187.2％，手指消毒剂也增加了125.6%，非接触体温计并非生活消耗品，销售量却足足增加了超过4倍——对于在疫情期间营业的餐厅、酒店和各种商业文化设施来说，它成为一种常备品。
有畅销榜就必然产生滞销榜。过去两年，屡屡在新闻里看见一些愁眉苦脸的行业，除了餐厅、酒店和旅行业者，最多的就是化妆品专柜。日本百货店协会在2021年4月发布了一组销售数据，其中受到重创的化妆品销售额，相比2019年同月减少了42.6%。又有消息说：日本口红的销量相比疫情之前减少了一半以上。
有数据显示：日本口红的销量相比疫情之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图｜维基百科）
各个化妆品品牌也在想着自救，2021年4月，日本嘉娜宝公司曾经推出一款号称是“专门针对佩戴口罩不脱妆”的口红，短短半年卖出了120万支，专柜一度贴着“暂时缺货”的告示，就连品牌方也有些意外，说“比想象之中卖得更好”。造成销量奇迹的原因，却未必在于人们的需求量有多大，而是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日本，它抓住了悄然火爆起来的TikTok，找到了一堆网红带货，在20岁的年轻人之间受到了追捧。
口红在疫情时期遇到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会脱妆，而是人们开始产生疑问：没有外出的机会，还有化妆的必要吗？即便外出，因为总戴着口罩，口红是必要的吗？我身边几位相识的女性便是这样的例子，她们在通勤时采取时下流行的“口罩化妆法”，多数时候画个眼妆就足够了。在她们之外，以口罩生活和居家办公为契机，开始放弃化妆的日本女性也不在少数。
戴着口罩，还有化妆的必要吗？
没有外出的机会，还有化妆的必要吗？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本在疫情之前，日本社会关于女性化妆的讨论就经久不息，最大的议题是“女性在职场是否一定要化妆？”日语里有个词叫“化妆礼仪”，传统的企业文化观念认为，女性在公共场合化妆，是一种礼貌。这当然不会被任何公司写进规章制度里，却长久地作为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而存在，它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曾经看到一位女性作者在文章描述了自身经历：大学时代在居酒屋打工，因为没有化妆，于是被禁止出现在客人面前，只能在厨房洗碗；又或者是不化妆去大学里上课，就会被男性学长用看似无意的态度点评：“是睡过头了吗？”；大学专门为就业举办的讲座中，一定有一场是关于“应该如何化妆”的主题；顺利找到工作，在入社仪式上，也有的公司会进行化妆礼仪的培训……一系列的操作，就会在女性心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在公共场合一定要化妆”的观念。疫情之前，我经常在深夜的便利店看到戴着口罩的女孩，日子久了才恍然大悟：多半是没有化妆。她们已经被教育出这样的观念：素颜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很失礼的行为。
“化妆是个人自由”，很难听到日本女孩会这么说。倒是有时在新闻网站上，会看到例如“为什么欧美的女性很多不化妆？”“为什么中国的女性觉得化妆没必要？（一个最新的论点是因为她们有美颜软件）”之类的标题，这显然十分日本特色，只有日本人，才会对化妆或是不化妆，有那么多纠结。直到疫情时期，我才听到这样的声音大了起来：为什么女性以素颜出现在工作场合，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为什么男性不化妆却是完全OK的呢？和男性一样，只是洗头洗脸，修理整齐眉毛，保持十分的清洁感，这样的女性为什么在职场上不被允许呢？
疫情生活，改变了日本女性对美容的价值观
还有一个围绕化妆与礼仪的问题，也很有趣。语境从职场变成了电车上。人们隔三岔五总是要讨论一下：在电车上化妆是被允许的吗？确实，在大阪或者东京的通勤电车上，很多人见过年轻女性拿着小镜子匆忙化妆的样子，一些男性对此提出抗议：香味强烈的化妆品，是一种气味骚扰。或是发出些莫名其妙的“会不会被眉笔刺伤”“白衬衫上沾染上化妆品怎么办”之类的担忧。甚至有媒体跑去咨询了律师，表示“尽管法律上没有电车上禁止化妆的规定，但如果不小心使人受伤，例如脸上留下3厘米以上的伤口，将要赔偿高达290万日元的赔偿”，等等。“遵守礼仪，不要在电车内化妆”，那个媒体如此呼吁。偶尔也有女性反击道：“大叔的体臭和化妆品的香料，到底谁才是电车内的罪魁祸首？”这太像是一场无聊的争吵了，很少有人去倾听在电车上化妆的女性们的心声：被要求化妆才能出现在职场上的她们，早上出门需要花费比男性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繁忙和高压的生活中，很多人是因为没有时间的余裕，才不得已争分夺秒在电车上化妆的。
东京的通勤电车
两年前的日本，曾经发生过KuToo运动，这是一场女性反对职场上强制穿着高跟鞋的运动，它效仿了MeToo这个词，“Ku”指的是日语里“鞋（kutsu）”这个词的首字母，和“Too”连在一起，变成了“苦痛”的谐音——这是女性们穿久了高跟鞋不堪重负的心情。在职场和公共场合穿着高跟鞋，也被认为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但渐渐有人意识到：“这样的礼貌很奇怪！”出生于1987年的女性艺人石川优实最早在推特上发起了这个活动，很快引起了很多女性的共鸣和转发，她们在话题标签下公开了很多刺目的图片，因为长期受到高跟鞋压迫导致的足部变形、肉刺和拇趾外翻，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行走困难现象等等。石川从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上的风险这两个角度出发，发起了一场署名活动，2019年6月3日，她将签署了18856人名字的抗议书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后来，石川被BBC评为了当年的“100位女性”之一，以KuToo运动为契机，日本的全日空和日本航空等航空公司，更改了穿着规定，接受了空中乘务人员穿着平底鞋的要求。
KuToo运动的两年后，以礼仪之名对女性的压抑，又以疫情为契机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不少女性开始意识到：“困难的是，如果不服从这样的‘礼仪’，也许就是吃亏，而如果服从这样的‘礼仪’，又将变成它的帮凶。因此我们需要大声地说出对它的合理性的质疑，才能改变这样的社会。”
从微小的质疑声开始，日本人对美容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一家药妆公司去年对500多位女性做了一次调查，主题是：与疫情前相比，现在的生活、化妆和护肤意识如何？它从数据中得出了现代女性的几个新意识：不努力，不勉强，自然体。也有一些生活趋势研究者称，这是疫情导致的消费变化，不化妆并不意味着自我管理的松懈，在化妆品消费量减少的同时，护肤品市场的销售额却在上升，女性对待美容的心态逐渐从“为了他人审美的化妆”转变为“出于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疫情之前，马路上妆容精致的老太太
在日本书店里，美容化妆类的书籍总是占据着很大的专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容”始终作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而存在。疫情时代，还需要化妆吗？美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某位很有名气的美容畅销书作家，在最近一个采访里说得很有道理，她说：“‘因为不和人见面所以没有化妆的意义’‘因为很麻烦所以很讨厌化妆’，如果是这样想的人，原本就是不化妆也可以的。同时，因为不化妆，自己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化妆能够让自己心情变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应该真实地面对自己的身体中自然涌现的感情，不为了取悦他人，也不必因为没有化妆而感到劣等感，希望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开始，轻松愉快地面对它，这样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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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库索（旅日作者，啃日剧日影为生，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日本通经授权发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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