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新春佳节之季，不免要说到“传统文化”。这就又联系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日韩，“传统文化”保留得如何，云云。前阵子一位赴韩女偶像因未向粉丝“跪谢”，引发了对韩国“跪拜”文化的讨论。论者中，引为“传统文化”的有之，斥为“传统糟粕”的亦有之。
那么，可能大家自然会联想，日本如何呢？笔者印象中，年轻时也曾读得若干篇文章，认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鞠躬”与“跪拜”是“（儒家）传统文化传承”的表现。笔者在此先直接表达观点：不是，但又不完全不是。
说来有趣，一方面，日本现代生活中跪拜的应用场景并不多；但另一方面，“跪拜”却又和外界对日本的刻板印象紧密联系。提到跪拜，估计中国读者最容易想到的是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下跪谢罪”，所谓的“土下座”。比如此前在日本大火、也在国内网络颇为热门的连续剧《半泽直树》。足智多谋、勤勤恳恳的正义主角被专横暴烈的野心家上司压迫羞辱，被迫下跪谢罪。
另一个场景则多出现在旅游宣传片里，樱花飞舞的京都，日式酒肆拉门一开，一个浓妆艳抹的艺妓拜伏于地，一口京都软语演绎一番“暖风熏得游人醉”。尽管据说现在京都艺妓里大多数并不是京都人了……
日本电影中的艺妓
所以你看，日本日常生活中“跪拜”的运用场景——除了固定的宗教礼仪之外——实际是非常有限的，但它们却一个代表了外国人对日本男性职场压力的认识，另一个代表了大家对日本女性“温柔顺从”性格的向往。这可谓是外国人对日本的两大刻板印象，当然这也是日本自己对外宣传的结果。于是，“跪拜”也成为了“日本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
但细究起来，日本这个跪拜礼仪的“传统”，其实又相当的“年轻”。论“传统”，日本受佛教与儒家文化浸淫多年，跪拜也长期是朝野通用的重要礼仪。大臣拜天皇，大名拜将军，武士家臣拜大名，农人庶民拜武士，妻子拜丈夫，晚辈拜长辈，突出的就是一个区分封建社会上下尊卑的现实需求。
举个例子，江户幕府时期，将军为了羁縻大名，命令他们轮流来江户长住（史称“参觐交代”），既是在眼皮子底下监视，又作为人质，同时强制劳民伤财，可谓一石三鸟。这些大名来往江户，都被要求排成奢侈浩荡的“大名行列”，沿途庶民则要让道并拜伏尘土。虽然现代的日本学者研究认为，在各大名自身的领地之外，庶民们并不是那么遵守这个规则，尽管会让道，但未必拜伏。不过这不影响今天的日本影视剧仍然会浓墨重彩地描绘这个情景，向现代日本民众简单明了地展示什么是“森严的封建等级”。
嘉永年间园部藩参勤交代行列图（资料图）
那么自然，这个彰显封建人身不平等的“糟粕文化”，当然要在彰显现代化的明治维新中被废止。要知道，领导明治维新的“元老”们，都出身于旧封建统治阶级的下层，若不彰显平等意识，新政府维新的合法性何来？而去除封建等级意识，当然要从最表面的，同时又是最容易执行的服饰、姿态、礼仪这些“传统文化”入手。
剃发易服，弃米饭而就牛排，从天皇到新兴资产阶级，生活“西化”者为上品，秉持传统生活者为下流。日本颁布明治宪法大典，满堂尽是普鲁士衣冠。市井乡野当然还有大量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民众，但显然是因为无钱去搞“西化”，而不是要自觉维护传统文化。
在这种“维新”的情况下，跪拜这种行为当然还是会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但是它已经不具备制度性的等级关系，而是反映了跪拜者与被跪拜者的私人关系。例如，某个明治政府高官，见到自己过去的领主，此时不过区区一个平民富家翁，高官或者是想起前尘往事，或者是为了政治作秀，就会对过去的主人行跪拜之礼，这就是他个人的选择而非制度的要求。
又比如说，某甲急迫地有求于某乙，于是向某乙下跪，这体现的是利益关系的评估而非固化的等级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跪拜这个姿势的确是古来有之的传统，但是这个姿势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内核已经逐渐消亡了。
资料图
但是，这些传统的姿势、符号，又会被新的政治与社会需求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复兴。例如在明治政府时期，就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统一的基督教信仰，于是以日本本土“神道教”为模板，建设日本自己的“国家宗教”。日本神道教的确“传统”，也是日本建国神话的源头。但日本封建已久，天皇又无实权，各地文化散装，原始信仰、儒、道、佛以及风俗习惯混杂，实际并不存在统一的“神道教”正统释义与标准礼仪。
于是，从1871年开始，明治政府一边在中央设置“神祇部”“御巫”等专门的宗教机关和职位，一边着手打击地方淫祀、巫女、风俗等，同时建立官方神社。经过上上下下一系列措施，把传统文化的碎片与明治国家的政治社会需要相互缝合，最终构建出一个有教义、有组织、有姿势的成形的国家宗教系统。
这当然不是亘古不变的“传统”，但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传统”也就是这么继承下来的。
古今缝合，用神话中的天皇权威给明治政府的实际统治权背书，当然一度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久而久之就有了矛盾：这个国家到底是天皇的，还是政府的？日本文化方向到底是西化还是复古？
后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日本的“大礼议”，所谓“国体明征”运动。争来争去，崇奉绝对天皇制的军部和右翼政治家占了上风，南进并与英美开战的计划也即将开展。在这个情况下，1941年，日本文部省制定《礼法要项》，由官方来严格规定什么是“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既强化绝对的天皇意识，又显示与英美的对抗立场。
这本国民素质教科书共有二十六章，十七个附录。涵盖日常起居、人际交往、节日祭祀、宗教仪式等等，可谓无所不包。它开门见山地指出，日本传统礼仪源远流长，值得骄傲，但是自从明治维新后，吸收了西洋文明，加上生活方式的剧变，导致了传统礼仪的堕落，有识之士纷纷疾呼传统礼法的复兴。
于是，《礼法要项》的目的是发扬日本的精神，彰显醇美的风俗，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同时保持“大国民”的品味。该书还强调，自身最大的内容特色，是明确侍奉天皇的礼仪，反映日本是“天皇陛下为绝对中心的国家”，为实现全体国民的“总翼赞”体制服务。
显然，《礼法要项》的目的完全不是“传统”的，历史上的日本什么时候有过绝对天皇中心与国民动员“翼赞”体制？而各“要项”的制定，也和国家神道教一样是古今缝补。书中说，日本流传至今的传统礼仪有不同的“流派”，实际的做法都不一样。这次是政府牵头，云集相关部分负责人与各方专家，杂糅了各个流派，最后取“中庸”做法，同时考虑现实生活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
当然，还有一些创作来源书中没有言明，但后世学者还是直接点出了。比如男性的鞠躬致敬姿态，实际来自于旧日本军队，而旧日本军队礼仪做法，又多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而女性的日常礼仪姿势，基础其实是百货商店服务员、高级列车车厢乘务员这一类“西化”服务行业的姿态。
图自《昭和国民礼法要项》
而今天我们常见的日本式日常礼仪，正和这本1941年的《礼法要项》基本无差。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最高等级是对天皇与皇族的所谓“最敬礼”。即使是这一等级也并不绝对要求跪拜，如果是站立，则身体倾斜45度（男性女性放置上肢的方式不同）；而如果是处于正坐姿态，则上体前倾，额头离地面约5厘米，双手放在膝前，手掌着地板，指尖相隔约5厘米，形成跪拜形态。
如果读者有兴趣去看一看民众恭听天皇“玉音放送”时的影像，其中有跪坐拜伏的，也有站立45度鞠躬的。我们今天在日本影视作品里看到上班族下跪谢罪的场景，有些就接近于这个“最敬礼”的形态。
资料图
次一等级是表示尊敬的普通行礼。站立情况下倾斜30度；正坐姿的情况下，额头离地10到15厘米，手掌着地板，指尖距离10到15厘米。男性可以头抬得高一些，指尖距离可以扩大一些。普通行礼中的下跪一般也只发生在本来就正坐姿态的室内，中国游客去日式酒馆等场所，就能感受这样的服务，毕竟顾客是上帝。站着突然下跪的场景也不是没有，但一般是涉及到政治作秀、谢罪、感激等强烈的情感需求场合，并非礼仪通例。
最后就是普通的颔首致意，不管站立还是坐，均倾斜15度。手掌无须着地板，这就算不上是“跪拜”了。
这就是日本“礼仪文化传承”的有趣之处，它是基于现代的客观需求，对古代礼仪片段的想象重构。笔者以为，就美学而言，日本的跪拜礼当然不失其优雅之美。但一定要说这是“社会文化传承”“不变的历史传承”，进而认为这是日本成功的关键秘诀，就似乎不那么妥当了。
须知，在政治家高喊“王政复古”的明治时代，古代礼仪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日本以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之姿欲与英美争雄时，礼仪碎片被复兴了。而在日本居于“西方发达国家阵营”的今天，榻榻米上的跪拜礼，成为了招揽各国消费者的重要商品。这些传统文化的片段，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而生存发展，而真正的“历史传承”，则在实而不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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