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上常见“默默奉献”，听多了也不以为然。现在听着士兵这话，咋想？
那次在高原我还听到一个沉默了多年的故事，青藏兵站部汽车76团有个叫胡现国的汽车兵，在修车中千斤顶失灵，汽车突然压下来，把他的下身完全压瘫痪了。格尔木一位名叫彦丽的18岁姑娘在医院照顾过他，不知不觉爱上了他，两年后同他结婚了。这件事按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军嫂的故事，应该大力褒扬。但在高原军中，有一种对女子异乎寻常的关怀心肠，他们担心某种“宣传”会成为金色的链子，或成为一个光荣之茧，把如此美好的彦丽拴住，困住。即使彦丽有一天离婚，也没有人会说她不好，仍然会有许多兵在心里爱她。这是高原兵在风雪风暴中摔打培育出的风度。但是，我访问他们夫妻时，他们已经结婚十年。当我听到彦丽宁静地说，“他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他”，我的泪水忽然就滴在他们请我喝的高原酒中。我相信我在这里理解到了，什么叫恩爱。回来后我写了个中篇报告文学，题目就叫《姑娘与兵》。
当然不只这一个故事，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鸣响着那片土地的声音。
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
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
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语。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作者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国庆照
□徐则臣
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劳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
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野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
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
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爱臭美的姑娘小伙子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戴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与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地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
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
“国庆节啊。”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
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拍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
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贴紧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嘛。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
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作者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童年那双手
□朱辉
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
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
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
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
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
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汽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但肯定有县剧团演的“样板戏”，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了。
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
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
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憧憧，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底一脚地往前跑。
路灯昏黄，姑妈家的闼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
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
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
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
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
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二十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作者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一件白衬衫
□李佩甫
大约五十二年前，或许更早一些？
那时候，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这里有满城的荷花，有一板一板走的木桥，有明代的“文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叫“古槐街小学”。
时光荏苒，许多事情记不得了。可那年秋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踽踽独行，走在夕阳里的情景，却一直烙在我心底里。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父亲的四十二块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不时要接济乡下的姥姥、姑姑等亲戚们，委实就十分吃力了。
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轧鞋垫，轧一双鞋垫一分钱，母亲整夜要轧上一百双鞋垫，才能挣上一块钱。那时，夜半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畔响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印在墙上，灰嗒嗒的，就像是一头老牛。
当时的一块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十分当紧的。经过了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织草苫子，织一个一米五长、七十厘米宽的草苫子，可挣五分钱。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七角五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当手来用，四下里扒叉，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
在这样一个秋天，我家乡的城市要在十月一日举办一个国庆庆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十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白衬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
我们都觉得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学校在临近国庆一月前，就开始训练了，队列走不好要刷下来的，个头太低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时，我已连过两关了，步伐走得很标准，昂昂的，个头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正装”。
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
整整一个月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上哪弄这么一件白衬衣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蓝裤子，做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的。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
现在想来，那时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嘴”，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多么……于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拗地要求她给我买一件白衬衣。我记得，那时候，买一件标准的、商店里卖的白衬衣，需要六、七元钱和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
家里实在拿不出这六元钱，也找不来布票……这件白衬衣是她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商店里卖的那种，袖子没有缩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敞当”。
我哭了……
五十二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
现在的少年，决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有一屋子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衣。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孟浪，直至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作者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