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困于收费问题时，同年8月8日晚，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落幕，负责演出的策划人黄燎原对媒体宣布：“摇滚乐终于不赔钱了”。
2015太湖迷笛-乐迷泥地冲浪 受访者供图 摄影师：吕冉
黄燎原回忆，当时一名房地产商给音乐节赞助了400万元，就想做个宣传，“想着赔个两三百万元，人别太少就行了，根本没指望赚钱”。但最终票房让双方都大吃一惊：收入680万元，净赚280万元。
当然，票价也是票房的重要贡献——该音乐节单日150元的高票价，证明市场逐渐接受音乐节。
人们开始意识到，音乐节可以成为一门真正的生意。于是，在2007—2014年间，音乐节市场开始了持续井喷。
2009年，迷笛从北京向外拓展至镇江；热波传媒则在成都举办了热波音乐节；时任《音乐时空》杂志社主编的李宏杰在张家口创办了张北草原音乐节......音乐节的声音不断在北京城外出现。
与此同时，另一个影响当下音乐节市场的巨头——摩登天空创办的草莓音乐节诞生了。同样在北京的雕塑公园，首届草莓音乐节邀请了国外独立摇滚乐队Deerhoof，以及国内的声音碎片、宠物同谋、脑浑乐队等，还有张楚、王若琳、曹方、老狼、周云蓬等歌手，阵容空前。
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大陆音乐节从原有的年均20场升至40多场。到了2011年，数字已经变成100多场，其中2009—2010年度增幅高达109％。
工具
“人们都很友善，烟递来递去，递到他这里，他没有抽，又继续递了下去。远远地有人把成箱的啤酒运进来，阵势仿佛在运送洪水时的救灾物资。女孩们都很好看，发着光，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世界真好啊……”这是小说《基本美》中，关于音乐节的一个描述片段。
2010年，钟建斌在广州办了一场音乐节。音乐节虽小，五脏俱全：11支本土乐队主题、多个摊位组成市集，以及现场的热泪盈眶，满足了对于“音乐节”这三个字的基本想象。
“第一届音乐节虽然赔了些钱，但来了1000多个人，也算是初步打开了市场。”钟建斌志得意满，打算继续办下去，做出本土特色的音乐节，却在第二年因理念不合被合作方踢出了主创团队。对方告诉他，“音乐节准备做大，需要流量大咖，不然没法赚钱。”
“短视！现在大部分搞音乐节都是投机者。”回想这一幕，钟建斌开始意识到，音乐节的本质变了：从一种文化符号，沦为引流工具。
2010年后，音乐节开始打上生活方式标签，这给它带来了更安全的商业环境以及更复杂的文化形式。
除了摇滚、民谣、流行等主流音乐节类型之外，二次元、国风、电音等细分领域的音乐节数量不断增加。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关于迷笛音乐节报道中，张帆也提及，“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摇滚演出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一种户外生活。”
偶像团体SNH48献唱草莓音乐节
草坪、阳光、露营地，在拥挤的人群中邂逅白衣飘飘的年轻女孩；在夜幕拉下后，买来各色冷烟花点燃；在酒精的催发下，和陌生人手拉着手跳舞，荷尔蒙达到了最高点......音乐节不再单纯是音乐爱好者的集会，而是变成了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体验这种生活是需要付费的，而且价格正变得越来越贵。
2012年，广州430音乐节，最便宜的票价定到180元。钟建斌在微博斥责了这类现象，“音乐节不该卖得这么贵！”不到一小时，评论区就收到了1000条批评。
有人说这才是“良性的商业循环”，有人则指责他“就是见不得音乐节好”。对此，钟建斌不以为意，“你见过过圣诞节还要掏钱吗？音乐节本身就是一个节日。”
纵观如今的音乐节市场，涨价已是一种行业共识。以草莓音乐节为例，2009年还是80元的票价，到今年五一，最低票价480元，涨了6倍；今年国庆，成都仙人掌音乐节最高票价1388元，而在2018年，它的现场票价格仅为300元。
王烁在2012年当了草莓音乐节的票务代理，见证着它一步步走向商业化。
那年头，草莓音乐节门票一张100元，几乎没有卖光过。王烁还得到处去摆摊、搞宣传，推销着让大学生买。“但现在不一样了，凡是草莓音乐节的门票，基本都会在5分钟内售罄，甚至一些票务分销公司会提前大量预购，捂热了再往外放，抬高价位。”王烁说。
乐队经纪人林天金同样深有感触。在对待音乐节这件事上，他更像钟建斌口中的“生意人”。“就票房表现而言，以前可能一场音乐节售票上万，大家会觉得这场音乐节挺成功的，但换到现在，售票上万只能是投资商参考的‘标配’。如果你认为音乐节是一个文娱产品，那他就是奔着钱去，这是业内大多数人的想法，销量就是关键、销量就是一切。”
无论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0元看3天的音乐节再也没有了。乐迷阿海有些失望，近两年的音乐节正慢慢变得让人消费不起。他算了一笔账，从深圳去广州参加一趟草莓音乐节，一个周末连带住宿、音乐节周边花销，至少需花费1400元以上。
“花上千块去看一场音乐节，值吗？”这是包括阿海在内众多乐迷们的疑问。
流量
不知从何时起，王烁减少了去音乐节的次数，她感觉“音乐节不再那么纯粹了”。
2017、2018年间，《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说唱新世代》等一系列音乐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更多的摇滚乐队、说唱歌手成功出圈，同时也象征着属于音乐节的夏天到来了。
2020年的疫情过后，音乐节市场迎来第二次井喷，人们压抑许久的情绪急需释放，音乐节成了一个“泄口”，草莓、麦田、迷笛这类头部音乐节一票难求。
大批流量涌入，办音乐节成了一件“不只是跟音乐相关”的文化活动。近些年，某景区、某大型游乐园、甚至在一些房地产商开新楼盘时，都会出现音乐节的身影；卫生巾、避孕套等商家的冠名赞助，取代了原本音乐节的啤酒广告，更多资本商人们盯上了这块肥肉。
有知名乐评人这样形容现在的音乐节：“音乐公司透过音乐节来赚钱，举办城市透过音乐节推动城市形象与观光旅游，地产商透过音乐节给未来楼盘挂上文化标签。”
引流是音乐节的天然优势。大量的人聚到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计算音乐节的收入绝对不能只算门票及衍生产品。音乐节对周边产业经济的推进，才是其存在的重要意义。”钟建斌解释，当年广州增城音乐节期间，几大啤酒厂5天就卖出20万瓶啤酒，创下纪录。
地方政府搭台，文化机构唱戏，一般情况下，赞助商或者投资商会设定一个人数kpi，“搞手”们只要保证完成既定目标就行。由于亏的也不是自己钱，请流量明星就成了最省事的做法。
一台音乐节里面有流量明星在，就能快速获得票房和知名度，甚至有音乐节为了保障票房，安排SHE、陈楚生和李宇春这样的歌手和摇滚乐队同台，导致了乐迷间出现分化。
阿海无法理解那些疯狂叫喊偶像名字的粉丝。“有些网红就是来打卡拍照的，可能根本不听音乐，不在意台上演出的人是谁；有些粉丝，在偶像出场时尖叫声盖过音乐，表演结束后就扔掉旗子四处散去，嘴里念叨的只有上过综艺的乐队。”
韩国女团EXID在草莓音乐节上表演
3年前，林天金带着旗下小雨乐队参演某场音乐节，排在后面的是陈粒，咖位更高。在乐队表演的歌曲间隙，粉丝们就已经举着灯牌，把前排给霸占了。
“他们不停高喊偶像的名字了，最后我们的乐队主唱不得不停下来，不断提醒观众，享受音乐。”林天金说，“当时我们就在想，人红真好。但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残酷，你没办法。”
另一方面，一些音乐节约定俗成的惯例：搭肩膀开火车、在人群中跳水、互相（不暴力的）撞人，在偶像粉丝们看来同样很难接受，却不得不被迫参与其中。“也因为这样，音乐节的粉丝被划分出各种阵营，大家尽可能圈地自萌，避免发生语言冲突。”阿海说。
是流量毁了音乐节吗？阿海说不上来，他只是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但现在满大街都是流量明星，主办方们也都在做最大公约数地迎合流量。“只能说一部分人的幸福存在于未来，另一部分则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我属于后者。”
“如果非要怪谁的话，还是只能怪乐迷本身”。在林天金看来，把“流量”请到音乐节，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市场行为。音乐节主办方不请流量明星、网红乐队，找一些丰富多元化的艺人来参演，情怀和理想是到位了，但观众又不来买票，这怎么行呢？
寻找下一个乌托邦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创始人迈克尔·伊维斯说:“人们不过是渴望在这里（音乐节）过上几天返璞归真的生活，顺便听听音乐。”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大家手持啤酒，大家不约而同，大家一起走向音乐。
可当一切都以赚钱、引流为目的时，音乐节市场也逐渐走向了虚假的繁荣。
据《第一财经》报道，2019年，80%的中国音乐节仍然无法盈利。另据音乐财经统计，中国音乐节最活跃的这几年，仅有39.3%的品牌能存活。投入高、运营重、盈利难，正式成为一门生意之后，音乐节像其他所有资本进入的行业一样，马太效应严重，市场向实力雄厚的巨头和大平台倾斜已经不可避免。
张帆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中国一年有100个音乐节都不算多。如今，全国每年开办的音乐节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数据显示，2017—2019年间，国内音乐节总数稳定在250场以上。但这当中，到底有多少真正在办音乐节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音乐节。”钟建斌认为，现在的音乐节在一定程度上是本末倒置：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名为“音乐节”的商品，相同的阵容、没有灵魂和延续，目的只是用这个噱头去赚钱。
人们急于寻找下一个代表“乌托邦”的音乐节，回到90年代所谓中国摇滚最辉煌的时代。
王曼对此不抱有幻想，也不会去强求所谓的“文艺复兴”。在她看来，一个行业的兴衰成败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初心。“不管是扎堆的泡沫也好，还是灭亡后的重生也好，肯定还有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一直在推动这个行业往前走，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伟大复兴。”
钟建斌希望见到音乐节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不是把一株花遍地去插，而是每个地方开的花都不一样。”“有延续、有灵魂，对于大众足够包容”，这曾是他对音乐节美好范本的想象，但在当下商业味渐浓的环境下，却成为了难以再寻的乌托邦。
（王烁、阿海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