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雁过拔毛等都是基层微腐败的典型问题,“低保领域的问题也是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怪。在扶贫政策和资金的层层落实中,村干部权力集中、基层监督不健全以及权力运行不透明,导致违纪违法行为易发高发”。
关于查处此类腐败问题的难点,庄德水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管理低保工作的基层人员是否属于检查对象存在争议,“现在我们将这些人作为其他类人员、第六类人员纳入监察,将与低保等工作相关的人员都纳入监察对象”；二是发现机制比较难落实；三是任务比较繁琐,涉及诸多相关联的案件,覆盖面比较广,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部署开展专项治理
发挥低保兜底作用
低保金是民生款,更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农村低保应实行“按标补差”,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在实施低保制度的同时,逐步建立各类专项救助,共同形成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兜底保障工作做出系列决策部署。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要求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发挥低保兜底作用。
受访专家指出,作为我国反贫困治理的两项基本制度安排,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推进两项制度有效衔接、互相补充,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凝聚脱贫攻坚的合力,是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国家有关部门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2016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
2017年7月18日,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联合召开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座谈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抓紧建立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的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动态监测管理、工作机制有效衔接。
在分析政府部门如此关注农村低保的原因时,庄德水认为,低保是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专项治理活动是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的,“从基层查处的案件以及群众反映的不正之风的问题来看,低保中腐败和作风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扶贫政策能否落实到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2020年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有很多措施,低保是其中之一。此外,党的十九大后明确提出向基层延伸,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用惩治等措施查处基层腐败、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案件数量比过去查办得要多了。另外,积极创新,用科技的办法治理,如‘互联网+’和大数据公开。农村是熟人社会,信息公开有利于大家监督,想要‘捂盖子’、搞暗箱操作就不太可能。还可以起到警示作用,有预防效果。”任建明分析说,从全国来看,与过去相比,低保中腐败和作风问题有明显改善,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差距,一些新措施通过制度改革创新,运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不同地方有所不同,发达地区总体要好一些,内陆地区、西部地区稍差一些。
强化监管压实责任
不断净化低保环境
2018年4月25日,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刘勇在民政部二季度发布会上介绍,将用3年时间集中治理“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坚决查处农村低保经办服务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提升经办服务水平,切实发挥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如今,3年时间已过半。刘喜堂表示,总的来看,“关系保”“人情保”“错保”“脱保”“漏保”问题明显减少,农村低保环境得以净化。
据刘喜堂介绍,今年6月至9月,全国清退不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92.8万户、185万人,新纳入低保对象96.5万户、185.4万人；排查重点对象463.3万户、914.4万人。其中,新纳入低保对象64.7万户、120万人,新纳入特困人员7.9万人,实施临时救助76.9万人次。全国地方各级民政纪检监察机构共发现或收到移交问题线索389条,其中立案160件,问责干部182人。民政部党组、驻部纪检监察组联合通报2批11起典型案件。
此前,刘勇在介绍农村低保治理的重点及措施时表示,民政部将通过制定推行低保规范行政文书、指导各地全面运用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推广运用“互联网+监督”等措施,指导各地建立健全低保专项治理工作长效机制。
“‘互联网+’是科技手段,通过脱贫公开,克服监督信息不对称,也使监督的有效性得到较大的改善。据我了解,浙江宁海等地区进行了小微权力监督创新,据说改善了监督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多数地方对基层如何去有效监督还需要探索。”任建明说。
庄德水也认为,应该重复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找出线索、提高监督效率,“互联网+”以及大数据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突破原先制度监督的难点、扩大监督的范围、提高监督的效率,“从而把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关到笼子里,广泛收集和利用监督资源和信息,更加系统全面地实现监督的全覆盖”。
不过,任建明也特别提到,仅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因为农村点多面广,“有时政策可能是好的,到地方就出现了问题,县、乡政府要落实各自的责任,守土有责”。
在任建明看来,关键是县、乡等基层的监督部门,纪委、监委应该将责任压实,“因为他们敢监督才能给群众撑腰,如果不作为,不行使监督权,老百姓就会担心自己举报后被打击报复。因此,专职监督机关应该落实好基层工作,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赋予他们更多权限,更应该确保监督权的落实,敢于监督、及时监督、有效监督”。（记者 赵丽 实习生 赵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