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的学问是夏氏史学渊源所在。经史的酒是夏氏史学的占卜术。经史的术别立史学是夏老师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最大贡献。 1922年4月2 1日、22日何承烨日记。图片由作者提供西北张裕霞老师的一生事迹,在浙江省大部分,特别是他长期执教的杭州和家乡温州。抗战期间,志强大学迁址上海,何老师也跟着教了三年多。晚年生活了10年的硬化,因为这段时间避免了地震
往洛阳、西安,又往长沙、桂林,又避暑承德,都是短暂小居。夏先生行迹最远、行程最长、行期最阔的两次客旅,当数他20多岁时的“二度入秦”。1921年七月(按:夏承焘日记自1922年9月1日起用公历,此前皆用农历,本文提及的日期也按此处理),夏先生赴北京任《民意报》副刊编辑,在京才4月便决意到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去教书,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入秦。十一月初十,夏先生乘京汉铁路的夜车,过卢沟桥、保定,进入河南。过彰德,抵郑州夜宿。次日上午,坐陇海车,过巩县,抵观音堂住宿。此后坐骡车,逶迤颠簸,过硖石(即杜甫笔下的石壕村),抵陕州,经曲沃,过函谷,过渑池……三四日后到西安。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其厚重的历史,掩映在层层风沙之中。喜欢探究历史的夏先生,不能不被这样的厚重所吸引。
在西安的三四年间,他得以实地考察古代诗人的行踪,亲手绘制了《唐代诗人长安事迹图》。这幅图,后来附录在1979年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里。这幅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一位苏联汉学家青眼看中,说可以把它翻译成俄文。这幅图,在21世纪的当下,其价值应该能被重新发现,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学术地图”“诗人行迹图”已成为显学,回过头去看夏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做了的事,不能不由衷感佩。
对古代历史缺乏镜头感的朋友,或许看过《白鹿原》的电影或电视剧。白鹿原在哪里?当夏先生过临潼,过灞桥时,他已然踏上了《白鹿原》故事发生的那片土地。《白鹿原》中军阀“刘瞎子”的原型刘镇华,曾执掌陕政多年,夏先生在西安那几年,他正在省长任上,这个名字也因此屡屡出现在夏先生日记中。如:
闻冯督军今日已出关,省长刘镇华代理。路遇十一师兵搬运军械者甚伙。午后得十二日《申报》,尚未及奉直开战事。又闻渭北已有土匪抵武功,二十师兵败,距省城二百里。(1922年三月二十三日)
这则日记,揭开的是军阀混战史的一端。此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开战前夕,其时盘踞在陕西的除了刘镇华,还有吴新田、党玉昆、麻振武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怎一个“乱”字了得。
夏先生日记里还记录了刘氏兼任督军那天的情形:
阅本地报,大总统已下令,免张作霖、赵倜职,以吴俊升、冯德麟署奉、黑二省督军,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陕西省长刘镇华兼督军……刘省长今日接督任,省城遍悬国旗庆贺。(1922年四月二十一日)
刘镇华以陕西督军兼省长的身份,独揽军政大权。当时关中广种鸦片,刘氏广征烟税,大发横财,终于招致弹劾。夏先生日记写道:
近日省陕会因增加杂税案,弹劾省长督军刘镇华十三款。第一款为逼民种烟。陕省每年烟税在一千万元以上,只武功一县,每年即有一百六十万元。田粮已征至十六年,杂税如畜税、血税等不可胜数,街上卖鸡蛋小菜者无不有税,兵士更公然当面盗劫。人民担负军费,武功一县每日须一千元。去年因纳烟税,被迫投井自经死者共七十余人……每至收税时,吏役催迫,惨不忍闻。陕民自民国五六年以后无一日聊生。(1924年6月22日)
常年混战,民不聊生。关中大地的历史给予夏先生厚重的沉醉,现实民瘼又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这使得夏先生的诗笔少了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多了一些现实的冷峻。如《补作西行杂诗》:“乱鸦忽逐斜阳散,马首孤城万角哀。”《西安寒食》:“千家野哭沿哀祭,百战严城尚禁烟。”《春感》:“废池乔木更无存,战地春来足断魂。”《客思》:“撄人忧患矜啼笑,阅世风霜逼老成。天壤此身犹远客,江湖多难未休兵。”在《岁暮杂感和李仲骞》三首之二里,夏先生表达了他的杜陵之忧:
阴风飘白日,光景如皓月。
朔方苦早寒,今冬更翳郁。
野老信灾异,已忧一冬旱。
冬旱即伤麦,未若欃枪现。
关中十年来,大小数十战。
物力既两疲,饥馑况屡见。
…………
近闻豫西贼,又窜山阳道。
老弱罢转徙,室庐荡如扫。
窟穴雾露间,朝命夕不保。
豺虎方当涂,谁怜及无告。
徒闻下巫咸,九阍闭苍昊。
咏怀古迹,是秦中不可或缺的题材。夏先生游城西三桥镇灰堆铺(今作灰堆坡),写了一首七言古风《灰堆铺·秦始皇焚书处》。从眼前的一抷黑土而起遥想:“汗简无青土灰黑,蠧鱼应愁祖龙出。”写到秦始皇焚书:“秦关二炬相继红,阿房以前无此烈。”更写到史上焚书坑儒对文化史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羲农坟典久茫然,百家散荡冷荒烟……乃知此举坑尽千载儒,秦祸莫烈于焚书。”
夏先生还寻找了汉儒董仲舒的墓:
……赴南城根寻董仲舒墓……祠宇已荒废,门首立巨碑,题“汉大儒江都相董子墓”,乾隆间毕沅立。自祠偏门进,古人碑碣甚众,有康熙时《重修祠记》,李二曲撰,文长不及遍阅。墓在胭脂坡下,相传汉武幸芙蓉苑,过此下马,文武侍从莫不下马,故称“下马陵”。守祠者授钥,启祠后门,见坏土累然,短碣题“汉董仲舒先生墓”,墓周围三四十步,高可丈所,荆苇遍地。登墓小憩,见碣后题“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语,宋儒以此为学宗。
夏先生1923年所见的董氏墓,如今不知是怎样一番光景。夏先生还为董墓写了一篇颂文,对董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夏先生1924年冬回温州成婚,归途费时一月,已极艰阻。哪想到1925年春二度入秦,再次饱尝乱世中的行路之难。彼时战局更乱,兵火更甚,铁路时常罢工,交通管制朝令夕改,通阻无定。2月22日温州出发,4月16日西安抵达,数千里行程,走了近两月方到。
有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坎坷旅难,也催生了许多的诗材。即以第二次入秦途次而言,夏先生就写下了《徐州》《开封龙亭》《郑州客次》《过郑州古东里子产祠》《山西道中》《蒲州车中》《曲沃》《娘子关》《风陵渡》等诸多诗篇。
旅陕期间,夏先生写诗逾80首,其中入《天风阁诗集》的只有9首;词的数量要少得多,不到10首,《天风阁词集》选载4首。也就是说,夏先生早期的诗词作品,绝大多数都未曾向世人披露,而这些作品,是了解夏先生心路历程、研究其创作思想的重要材料,更是探究其诗学发生初起阶段的丰富凭证。
总之,以二度入秦为代表的夏先生早年日记,是认识夏承焘“宝藏人生”的一大关键。这个开篇带有西北壮丽的色彩,又有着词学拢不住的殷实和超乎年龄的厚重,读懂它,方能走进夏先生的缤纷世界。
星光璀璨
1975年7月底,夏先生在继室吴无闻的安排下到北京看病就医,从此在京华度过了余生的最后十年。
早年间,夏先生或许有憾于未能入大学深造,所以特别热衷于寻师访友,20世纪30年代成名后,结交更广。晚岁声名隆盛,他居住的朝阳楼更是星光璀璨,逼人眼目。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日记,能汇聚如此众多的20世纪文化名人——鲁迅、马一浮、熊十力、竺可桢、胡适、陈寅恪、俞平伯、郑振铎、钱钟书、赵朴初、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朱彊村、吴梅、任二北……晚岁寓京后相往来的,还有顾颉刚、叶圣陶、茅以升、刘海粟、张伯驹、黄君坦、钟敬文、臧克家、李健吾、叶浅予、邓广铭、吴世昌、徐邦达、何其芳、启功、吴则虞、周汝昌、尹瘦石、史树青、陈贻焮等,数不胜数。
夏先生50年代初的日记,只需不那么刻意地截一日,便能教人感叹“谈笑有鸿儒”的日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光景了:
晴。元夕。午前乘车至苏隄,诣马湛翁,呈近词一首。翁谓“坐替雷峰”句不敢当。出示近诗近词各一册,谓古典文学将从此绝耶?翁自爱《满江红》一首,即拂笺为予书一通惠赠……又谓蒋苏庵生活甚窘,近往上海矣……午后过孟海,知已定文物保管会事。过宾虹翁,看王孟端(芾)飞白画竹。宾老谓旧印《画古微》,被书坊删节甚多,近拟再撰《画微》。予怂恿其早日动笔,卑之毋高论,可广谕初学。翁开箧出旧稿多稿见示,零缣断简,杂乱无次,他人断不能整理者。翁谓尚有四五箱,恐无精力理董矣。(1952年2月10日)
老先生的日记里称呼人名多用字、号,现在的人看着难免有些隔膜。马湛翁即马一浮。蒋苏庵是马一浮弟子,也是杭州人都知道的蒋庄的主人。孟海即沙孟海,宾虹当然就是黄宾虹。
如此这般闪亮的日子在他晚年的日记里更可以随意截取。夏先生1975年7月底到京,就从这一年里选一两日的看看好了:
午后与闻访周汝昌于红星胡同十四号。十余年不见,今年五十余,耳聋目茫茫,已入老境。谈《红楼梦》,谓外间传予在杭得《红楼梦》佚稿。访顾颉刚于干面胡同六十一号,今年已八十二岁,耳目尚清明。出太平天国时人苏州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嘱题词。谓其书记苏州事,有市廛、工作二项,为其他所罕见。颉刚早年得其论画诗一卷,并装为一册,诗多佳作……汝昌嘱无闻勿删予诗词,应留全稿。予谓古人只李杜诗是全稿者……途遇李健吾,谓文研所之刊物《文学评论》《世界文学》皆筹备复刊,彼近写文研究巴尔柴克。(1975年8月5日)
周汝昌、顾颉刚、李健吾,皆大名鼎鼎。《桐桥倚棹录》是苏州虎丘山塘一带的风土志,共十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成后,原刻毁于战乱,极少流传。顾颉刚得此,如获至宝,曾请俞平伯、谢国桢、吴世昌诸名家题跋,并屡屡出示同好。夏先生日记之富于文献价值,此条可为一证。
“汝昌嘱无闻勿删予诗词”,按夏先生诗词全集,必有倍于已出的《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勿删”的嘱咐,种种原因,吴无闻先生当年未能应从,容待晚生勉力遵命。
上午铁弦偕曹曲公携瘦石所画予小象见过,示画册,属予夫妇写字。谈画苑故事甚动听……
生日近梅边,吟心在雁先。选词三两首,嚼饭一年年。(题七十五岁画像)(近录诗词曰《嚼饭集》)
下午徐邦达来访,海宁人,故宫书画鉴别家。谓宋高宗字在当代影响不小,《兰亭序》二“揽”字亦犹“正”字作“政”,是避王览之讳。听谈书画掌故如数家珍。谓一九五〇年以郑振铎之介自沪来京。夕史树青来,托其携还郑文焯词五册与乐君。承抄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列予著词书共九种,承抄目见赠。谓叶遐庵《全清词钞》已在海外印行,家数多而选词不多。史君当已阅过。(1975年12月28日)
张铁弦,翻译家、图书馆学家。曹曲公即曹辛之,出版家,擅书籍装帧。史树青,史学家、文物鉴定家。
夏先生常年习字之余,也偶涉丹青,有画作流传坊间。他一生结交的名人中,有不少是书画家,此则中的瘦石便是。夏先生日记多书画掌故,如徐邦达所言。尹瘦石为夏先生画像(他曾为毛泽东画像),夏先生自题诗一首,这首诗也不见于已出诗集。《嚼饭集》今未得见。
夏先生赴京之时,“文革”声气未息,对他的平反更是为时尚远。在杭时门前冷落,甫到京问候不绝。京城文化圈对夏先生的接纳和礼遇,大出他意外,两月后,他便填了一首《临江仙》答谢诸友:
七十六年弹指,三千里外吟身。高秋携杖叩京门。山河朝绚日,灯火夜连云。到处天风海雨,相逢鹤侣鸥群。药烟能说意殷勤。五车身后事,百辈眼前恩。
此词后来收入《天风阁词集》时文字有改动。虽然写作时“病后行步无力”,但词风依旧高爽俊拔,不失当年风采。
京城文化圈对夏先生的欢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除了叶圣陶这样的老朋友之外,最先与他通声气的是擅长写旧体诗词的朋友,以张伯驹、黄君坦为代表。这个圈子一开始由周笃文先生介绍,双方一拍即合,后数年与他过从最密。屡次唱和活动,总能得到圈中人积极呼应。以夏先生古典诗词研究家与创作家的身份而言,得此一众同好,也在情理之中。
难得的是,新诗人也对夏先生投以注目礼。1976年1月16日日记:“夕钱世明……又谓新从臧克家、何其芳、□□□诸君处闻予消息。”
何其芳是夏先生的老相识,两人第一次见面早在1959年4月9日,时夏先生到北京参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日记也记载了两人最后一面是在1977年3月20日:“午何其芳、牟决鸣(文联、民间文学)夫妇来谈毛主席‘激扬文字’当如何解……(此为其芳与我最后一面)”
臧克家则是居京后认识的新朋友。早在1964年12月19日,夏先生日记就提到:
(张)白山谓李季、臧克家诸新诗人称予作《李清照词艺术特色》一文,使其了解古典诗歌学习方法。
1978年日记又多次记载:
臧克家寄赠诗集《忆向阳》一册。(8月25日)
复臧克家信,谢赠诗集。(8月26日)
臧克家来,谓旧诗用典太多,拟撰短文论之。(12月13日)
新旧两个诗人群体对夏先生的接纳,在我看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植根于古典诗词的永久生命力,缘于夏先生自身的魅力,也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化对“夏先生”的接受力。这是飞鸟投林、水归大海般的酣畅淋漓。这种自由,是对一生坚守问学之道的夏承焘们的最好回报。
与《光明日报》的笔墨缘
夏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勤于发表。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尤其多。
1955年,夏先生的词学代表作《唐宋词人年谱》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次年,《光明日报》刊载了对此书的评论文章,当年5月23日夏先生日记:
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〇五期顾学颉《唐宋词人年谱评介》,举四优点:一、材料丰富;二、辨正作家史实(如冯正中);三、考定作家年代;四、考定作品本事。多逾量赞扬语。
1957年10月8日日记:
六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载清水茂评介予著《词人年谱》。
夏先生另两种代表作《姜白石编年笺校》《瞿髯论词绝句》出版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也都刊载过书评。
据日记记载,1958年至“文革”开始前,夏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楚辞与宋词》《辛稼轩的农村词》《评李清照的“词论”》《如何评价〈宋诗选注〉》《陶潜与孙恩》《东风世界话梅花》《大地东风曲》等文章,以及一些词作、楹联。
1961年是日记中出现“光明日报”四字最高频的一年。除了约稿、寄稿、刊稿外,这一年还记载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开专栏:
得《光明日报》斯捷函,谓欲于《东风》副刊中为予专辟一栏谈诗词。(3月18日)
第二件是记者采访,请夏先生谈治学经验:
上午《光明日报》张□□同志来,嘱予述数十年治学经过,因思写一小文曰《能舍》。(8月25日)
夕《光明日报》张同志来,问治学经过,属一文见示。(8月29日)
《光明日报》送来采访记,为增改一段。(9月3日)
谈治学的稿,似乎未在《光明日报》刊出,但开启了夏先生对治学之路的回顾和总结。日记显示,夏先生随后在杭州大学礼堂做治学经验报告,听众四五百人,有从校外慕名而来者,反响热烈。这篇讲稿经修改后,出现在《浙江日报》上,题为《我的治学经验》。
二十年后,《文史知识》《人民日报》分别刊载夏先生的《我的学词经历》《我怎样自学诗词》。
1973年7月2日,夏先生记道:
下午系开会,有《光明日报》学术部二记者谈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并向杭大中文系组稿事。记者诧予身体颇健,叮嘱多多保重。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时而停刊,时而恢复,都与其时政治风向有关。记者为什么“诧予身体颇健”?此时已到“文革”中后期,夏先生已经历过抄家、下牛棚、拉回老家批斗、街头示众等种种折磨。一介老翁,年逾古稀,经此霜剑,居然还能“身体颇健”,怎能不令旁人惊诧莫名!这位记者,想必是此前跟夏先生约过稿的熟人,夏先生没有写他的名字,应该是出于一种保护心理。一句“叮嘱多多保重”,耐人咀嚼,催人泪下!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2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