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召开的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疏通正规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联系，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的名义发出布告，号召穷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新老军阀，打倒地主豪绅。汝城会议结束时，朱德还送给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战马一匹、望远镜一副，送给代表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出席汝城会议的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驳壳枪两支，鼓励他们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工农武装斗争。
在汝城期间，朱德、陈毅率部深入农村，开展打土豪和练兵扩军运动，教群众学唱《打倒列强》、《无产阶级得解放》等歌曲。朱德说：德国有个马克思，晓得团结是力量；全国工农大联合，无产阶级得解放。经过宣传发动，数百青年纷纷报名参军，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革命队伍。
12月10日，起义军由汝城到达广东仁化董塘时，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朱德发表讲话，鼓励群众起来革命。当晚，朱德连续秘密召开第五区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骨干会议，决定发动董塘暴动，严惩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在农军的配合下，起义军连夜出击，一举逮捕了土豪劣绅33人。次日，召开数千人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了谭学云等24名罪大恶极者。这次暴动，点燃了粤北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8年1月4日，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回师董塘，发动农民武装一举攻占了仁化县城，帮助筹集经费2000多元和一批枪弹，整编了仁化农军。这样“仁化成了北江暴动的中心，与南雄、始兴、曲江、乐昌的一部形成割据的局面，被称为第二个海陆丰”。
1928年1月12日，湘南起义在宜章一打响，不到一个月工夫，就有十多个县响应起义，100多万农村人口行动起来了。1月31日，在广东乐昌坪石，起义军和宜章农军联合迎战国民党许克祥部，取得坪石大捷。
这些，都是朱德汲取南昌起义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军队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辉煌战果。
在湘南起义中，朱德非常重视组织和武装工农。他帮助宜章、郴县、耒阳分别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成立了永兴赤色警卫团、汝桂边区游击大队、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等，工农武装人数达3.4万余人。这样，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制。同时，为其解决武器装备、加强领导和训练，使其在配合军队作战、开展土地革命、保卫胜利果实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党对军队的领导由高层延伸到基层——南昌起义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军队的新时期，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肩负起来。然而，南昌起义时，部队党的工作未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党的组织不健全，只有师以上设党代表，如李硕勋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徐特立为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一般没有党、团员。
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不知道如何改造军队。譬如蔡廷锴的第十师，是在革命势力影响下拉过来的，因为没有对其改造，结果关键时刻整师反水了。朱德率部队从三河坝撤退时，有一个连的队伍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有的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危险。朱德认真反思其原因，认为这支部队虽经北伐战争锻炼，参加南昌起义后组织上被我党掌握，但思想政治工作还很薄弱，仍保留着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尤其是南下受挫后，悲观情绪严重。对于这支2500人的队伍，它的命运前途，作为新九军军长的朱德，忧心忡忡、责任如山。在这危急关头，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担当起领导这支队伍的重任。
朱德沉着镇定地开展了天心圩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士气和坚定信心。朱德在会上深情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 ‘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的这番讲话，讲了两条政治纲领，即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广大官兵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认清了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其实，天心圩整顿就是党的领导深入到基层和士兵的开始。在当时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后，同时又不断发展新党员，以此来巩固稳定队伍。1927年10月底，部队在大庾进行整编，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整顿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接近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那时候虽然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对部队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朱德在率部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合作期间，仍然很好地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了统一领导在范石生部的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一四一团（张子清任团长）和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这三支革命武装，朱德等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还建立了政治部、党支部，在连队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并在十六军其他机构安排共产党员作为联络员。同时，在与范石生部的关系上，朱德坚持了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三条原则，坚持“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由此可见，朱德通过把党对军队的领导从高层延伸到基层和士兵，加强了军队基层的党组织建设和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宗旨。
四、作战方法由正规战到游击战
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还得到发展。朱德清醒地看到，广州起义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南昌起义军这种战略思想的转变，是迫于当时总体上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的。
首先，通过日常的思想工作逐渐向官兵灌输游击战争的思想。每到一处立足点，朱德都要同官兵们讲打游击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使大多数指战员在思想上懂得只有上山才有出路，只有打游击才能救自己。起义军在转战粤北赣南途中，尤其在上堡整训、犁铺头正规训练中，进一步明确了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军事战略。
第二，重点加强游击战术的训练。起义军在江西上堡整训时，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在广东犁铺头开展长时间正规化大规模练兵时，朱德对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说，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大家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在训练时，朱德自己讲课，将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德国、俄国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多年的实战经验，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情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由于讲得形象生动，深入浅出，指战员们很快就能接受，并融会贯通。
第三，通过实战演练，形成了朱德独特的游击战理论。在犁铺头练兵中，朱德根据自己的游击战争经验和认识，亲手编写出两类教材：以游击战为核心的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供给。他还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游击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红军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仅为湘南起义做了军事战术准备，还为井冈山时期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在指挥作战时，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坪石战役，许克祥率领6个团的兵力对付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农军共计1个团的力量。朱德采取“与敌捉迷藏、避其锐气、诱敌深入、致敌疲困、主动出击、猛打穷追”的灵活战术，使敌无喘息之机，一举而歼灭之。攻耒阳城，朱德利用唐生智、白崇禧之间的矛盾，采用金蝉脱壳之计，悄悄撤离驻地，使唐生智与白崇禧两支军阀均误认为对方是朱德部队，结果互相误战一场。骜山庙一仗让敌人乖乖钻进口袋，三面包抄出击，将敌一举歼灭。耒阳三公庙一仗，朱德让起义军一个连队化装成白军，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旗帜，以“庆功”为名，在三公庙召开群众大会，乘各村土豪劣绅都纷纷参加，个个争着上台表功之机，出其不意，使20多个首恶分子全部落网。起义军第二次攻耒阳城，朱德则采取草木皆兵的打法，收集稻草干柴， 冲天大火，在油桶里又放鞭炮，城外枪炮声急，城内群众哗然，风声鹤唳，起义军迅猛占领县城。在 朱德的领导指挥下相继取得了 两打新市街、敖山庙伏击、二克耒阳城、血战春江铺、三公庙歼敌、突袭小江口、三打安仁等等。朱德开始了在耒阳全面指挥整个湘南起义。
其中新市街、敖山庙两战大捷，由于林彪的杰出表现，使朱德发现了林彪这个军事人才。 五、根据地的选择因地因时正确决策
朱德率部从三河坝撤退后，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的三个月里，从广东饶平→大埔→焦岭→武平→江西安远→天心圩→大庾→崇义上堡→湖南汝城→资兴→汝城→广东仁化→韶关→乐昌→乳源→湖南宜章，千里转战，走遍湘粤赣边十余县，一直在寻找落脚点，建立根据地。
朱德在选择部队落脚点时，着重考虑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群众基础、物产供给、时局战事等有利条件。看能否让部队隐蔽、生存、发展，能否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10月上旬，朱德在饶平军事会议上就提出，要在湘粤赣边界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的三不管地带作为立足点。11月上旬，选在崇义上堡，对部队进行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那时，崇义、上犹一带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的防区。朱德两次给杨去信，希望杨“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蒋介石”。杨如轩虽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没有去骚扰起义军。上堡整训时，朱德在报上意外发现范石生部在与崇义相邻的湖南汝城一带，便决定同范石生合作，放弃了上堡这块立足点。
朱范合作成功后，朱德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召开了策划湘南暴动的汝城会议，计划1927年12月中旬发动湘南年关暴动。朱德认为汝城农民运动搞得好，又有范石生部作隐蔽，决定以汝城为立足点。后因接到广东省委指示，朱德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湘南起义的计划暂时搁置。广州起义失败后，朱德就以粤北韶关犁铺头为据点休整，对部队进行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开展打土豪运动。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立即下令要范解除起义军武装，逮捕朱德。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密信后，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余部会合。但部队刚到仁化时，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切断了起义军往东江的去路。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当机立断地决定，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
朱德选择在湘南开展革命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的战争正在进行，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第二，湘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基础很好，北伐军首先从这里经过，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民的配合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湘南起义，攻占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并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同年三四月间，在湘南特委“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严重脱离群众，孤立了自己的情况下，由于宁汉战争结束，湘粤军阀纠集7个师的正规军及湘南地主武装，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军背腹受敌。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此前，朱毛两支起义部队就有了联系，朱德详细了解了井冈山的地形、物产、群众等情况后，十分满意，尤其是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屯兵作战的好地方。但是，湘南特委强调湘南起义军“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否定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建议，强行要求以湘南全部武装力量投入战斗，同敌人血战到底。朱德认为，大敌当前，应以保存革命力量为目的。他毅然决定将湘南起义军移师井冈山，与毛泽东共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与毛泽东两支革命武装力量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共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