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代的茶马互市，张家口历来都是长城内外各民族互市的地带。清代，蒙古被纳入中国版图，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阻隔，张家口南北的贸易需求被充分释放。”刘振瑛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清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让张家口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繁华商业城市，成为“华北第二商埠”。
而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无疑是商人和商品。
究竟是哪里的商人在这条商道上做生意，都贩运什么物资？
2021年8月20日，张家口博物馆，“万里茶道”展厅。
展品中有一份签订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盟约。
订盟人是三位商人——来自山西汾阳县22岁的郭清华、山西孝义县19岁的孙咸宁和河北张家口18岁的高鹤。
三人在盟书中约定：“今我等三人同在此城贸易……若是协力，同重于义气，亦能与古人并肩，今择桃园花开之吉日，而祝曰：‘今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俱要效古人之风，不可半途而废，久后若有三心二意、口是心非、利己损盟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个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商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正是在张库大道经商的众多商人齐心协力、互利共赢的缩影。
山西商人，组成了张库大道上资本实力最雄厚、最活跃的商帮，他们一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贸易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联手经营的束鹿（今辛集市）、深州、饶阳、南宫等地商人组成的“直隶帮”，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万全、涿鹿商人组成的“本地帮”。
除了国内商人，外商也汇聚张家口。
清末民国初年，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总数达到了44家，如英国“德隆”“仁记”“商业”“平和”，德国“礼和”“地亚士”，美国“茂盛”“德泰”，日本“三井”“三菱”，还有法、俄、荷兰等国的商行。
清代到民国初年，张库大道贸易日益繁荣，这从张家口商户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
清初张家口商户只有约80家，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260家，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1027家，而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时期，有1500多家，经商人数达3.5万人，占当时张家口总人口的一半，最高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张库大道的商帮不但人员构成多元，贩运的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大小商帮用从内地购来的绸缎、米面、茶叶、瓷器、马鞍、铜铁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换回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等。”刘振瑛说。
20世纪初，张库大道百余年的繁荣戛然而止。
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接轨，依靠骆驼牛马的传统运输方式，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铁路取代。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被迫全部停止。
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让曾辉煌繁荣的张库大道走入了历史。
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资料片）
大运河：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2021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泊头市。
在胜利桥南约200米的大运河河道内，几名施工人员正冒着严寒，将一根根木桩打入淤泥之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河道施工现场，而是一场争分夺秒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十几天前，清淤施工队在这里挖出几块巨大木板，经文物部门判定是沉船遗骸。
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先在沉船周围打一圈木桩，围绕沉船插入木板，在船底部插入钢板，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移入室内细致清理。
一艘长16.5米的明代商船随着清理一点点露出，随船出土的还有酱釉罐、龙泉窑青瓷罐、黑釉灯盏、定窑白釉碗等10余件完整瓷器和部分碎瓷片。
“船上既有产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又有产自河北定窑的瓷器，这是当时中国大运河货运南北的缩影。”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说。
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总长3200公里，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它是连通中国南北最重要的商道。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多公里，约占中国大运河全长的六分之一。
这530多公里的河道，不是同时建成，建造时间从东汉204年的人工运河“白沟”开始，到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止，前后历经1000多年。
1293年，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截弯取直”的重要改道。
改道前是隋唐时期修建的隋唐大运河，从余杭（今杭州）经洛阳北上至涿郡（今北京西南），洛阳以北段称永济渠；改道后，运河不再经过河南，而是从山东开凿新河道，直接连通北京，称京杭大运河。
表面看，大运河河北段线路变动不大，只是微调：邢台临西至天津的永济渠，依然是后来京杭大运河的主线。临西上游的永济渠，虽变身为京杭大运河支流，但仍是冀南通往京津的水上要道。
然而，这次“微调”对河北意义重大。它直接提升了河北段大运河的商业地位——因为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从北部边塞重镇变为国都。
元代定都北京后，河北成为畿辅。京杭大运河河北段成为这条沟通南北“黄金水道”的重要河段。
2021年10月9日，沧州东光，谢家坝。
站在运河河道内，长218米、高5米、厚3.6米的谢家坝，给人一股坚不可摧的雄伟气势。
距离谢家坝不远处，是新建成开馆的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馆中一张谢家坝坝体剖面图，清晰展示了大坝的内部构造。
谢家坝，也被称为糯米大坝，它的坝体是由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夯土下面是毛石垫层，毛石垫层下面的地基要打入柏木桩，使大坝牢牢抓住大地。
谢家坝一带，地处运河急弯险段，水流湍急，历史上曾多次决口，但自从清末修筑谢家坝后，这一河段再也没有出现决堤。
事实上，在大运河修建的漫长岁月中，新修或加固大坝、修建水闸或泄洪的减河、清理河道淤泥，日常的运河维护工作从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疏通维修河道，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呢？
最重要的，是一笔经济账——在古代水运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运输。
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写道：“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
粮食从苏州一带运至天津张家湾的运河水路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
水运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水运不仅运量大、成本低，受气候影响也更小。古代没有柏油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车马难行，而恶劣天气对水运影响较小。
其实，在南北运输中，除了陆路运输和运河外，海运也是一种选择。
元朝定都北京后，实行的就是“海河并行，海运为主”的方略。
但海运受季风和洋流影响很大，南方船只只能在春夏季节北上，然后在秋冬季节南下。虽然运输速度很快，但受季风影响，通航时间只有半年多。而且，由于气象预报系统不完善，海运的风险要大于运河，一旦遇上恶劣天气，便有船毁人亡的风险。
因此，权衡海运和运河航运的利弊，加之明代采取封关禁海政策，运河航运彻底取代海运成为中国南北水运大动脉。
2012年8月16日，沧州博物馆，“大运河北”展厅。
“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站在展厅入口的中国大运河线路图前，一位游客自南向北，数着大运河流经的河北5座设区市。
在5座城市里，沧州是唯一一座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的城市。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如今沧州市区位置的选择，和大运河的兴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水旱两路的咽喉。之后，两岸商贾云集，沧州城依运河而兴旺昌盛。
“元末明初，位于运河东岸的沧州旧城开始衰败，临近运河的长芦镇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曾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郑志利说。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沧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五月徙于长芦。”
长芦，位于大运河西岸，今天的沧州城，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繁忙的运河航运上，主要流通着哪些商品？
京杭大运河，在明代又称漕河。漕粮，明清两代，是大运河上最重要的货物，每年都有约400万石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京杭大运河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
不过，漕粮运输是官方行为，南北民间物资的贸易往来，才是激发大运河活力的最大力量。
2021年9月21日，沧州。
正值金丝小枣收获的季节，沧县高川乡北马坦村果农张文荣早早来到自己的枣园，开始和雇工们一起打枣。
她拿着手中的细竹竿，游走在树枝和树叶之间，似乎没费多大力气，一颗颗小枣就纷纷散落在地上。张文荣弯下腰，把它们一一拾进筐里。
通过现代物流的高效运输，不久之后，这些有着独特风味的金丝小枣，将出现在中国20多个省（市、区）的大型超市和东南亚、韩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沧州枣就依靠运河南下北上，打开了南北市场。
“沧州枣最早的市场，在沧州城西大运河西畔，在明末清初已经有一定规模，通过运河，北上京城，南下江浙闽粤，是远近闻名的运河特产。”郑志利说。
曾经通过大运河南下北上的，不止水果。
北方的小麦、棉花、砖石、生铁、粪肥、皮毛、煤炭，南方的稻米、丝绸、茶叶、瓷器、盐、竹器、木料……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南北互通有无。
商帮：近代河北商业的代表
上世纪20年代，“呔儿商”在哈尔滨开办的大罗新环球货店。（资料片）
“呔儿商”：更懂东北
2021年8月4日，吉林长春。
在亚泰大街以东、东四马路和惠工路之间，有一条长约五六百米的商业街。
在这条并不算宽阔的小街上，商铺鳞次栉比，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街边的路牌上，赫然写着三个字：“乐亭街”。
记者随机进行询问，大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乐亭街因何而得名。而几位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则能清楚讲出乐亭街的来历：100多年前，有许多来自河北乐亭的商人居住于此，这条街便因此得名。
此外，因当年这些来自乐亭及周边地区的人说话带有口音，当地人便送给这些乐亭商人一个昵称——“老呔儿”，这条街此前也被叫作“老呔儿街”。
河北和吉林并不接壤，乐亭和长春相距数百公里，两地如何产生联系？乐亭商人为何能在此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
这一切，还要从近代冀商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呔儿商”的崛起说起。
“呔儿商”第一代东北“商业淘金者”的代表，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长途贩运小贩——刘新亭。
《乐亭县志》记载，乐亭刘家祖籍河间府，明万历年间迁入乐亭刘石各庄。早年间，刘家是地道的庄稼人，靠几亩薄田支撑家业。
“刘新亭是个眼光敏锐的商人，他听说当时东北的龙湾（今吉林农安）一带正在招垦开荒，当地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于是就用大车从家乡收购了大量锄板子、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再运回东北的关东烟、麻和粮豆等产品，到京畿等地去卖。”乐亭县文史专家李荣亭说。
随后的10年间，刘新亭借此获利数百万吊，为刘家的兴盛奠定基础。
经过数十年奋斗，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新亭的3个孙子分家时，刘家在东北和关内开设的商号已达30余处，包括大车店、榨油坊，并办起了钱庄。
到清末民国初年，刘家的生意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随着1898年关内外铁路（后改称京奉铁路）的开通，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乐亭商人得以在东北站稳脚跟，并快速扩张。
1906年，吉林省成立吉林商务总会，董事19人中，有9名是河北乐亭人，可见当时“呔儿商”在当地的重要地位。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任会长王获人便是乐亭人。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有人倡议成立“乐亭同乡会”，当时在长春的乐亭人约有5万，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在东北经商的晋商，地位逐渐被“呔儿商”取代。
为什么以刘新亭为代表的“呔儿商”，能在东北发展壮大？
“首先是地缘优势，‘呔儿商’的大本营乐亭与山西相比，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靠近，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性更强。刘家到了第三代，将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入东北，已经能对东北各重镇的商业行情做出预测。”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明信说。
可以说，“呔儿商”更懂东北。
在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又一位“呔儿商”在东北写下传奇。
1927年8月8日，哈尔滨。
这一天，一家名为“同记”的大商场在哈尔滨开业，场面火爆。商场面积1000余平方米，门口一扇高4.7米、宽7.4米，从比利时定制的橱窗，号称全国最大，一时成为市民的“打卡地”。
定制这扇橱窗的，是同记商场的老板——武百祥。
今天的哈尔滨人，大多已经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提起同记商场，在哈尔滨几乎无人不晓。在哈尔滨流传着一句话：“没逛过‘同记’就不算到过哈尔滨。”
同记商场当时的营业许可执照，现在收藏于东北抗联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百祥，乐亭“呔儿商”中民国时期的代表商人。
20世纪20年代，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办的同记商场和大罗新环球货店的开业，是东北三省民族商业发展的标志性大事。
新一代“呔儿商”继承了老一辈商人的吃苦耐劳和商业眼光，更在当时学习西方的大环境下，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勇气。
1919年，“同记”从美国购进现代纺织设备，研究上海的名牌袜子，创造自己的袜子品牌“白熊牌”。
白熊牌袜子采取新奇的营销方式，宣传人员抬着七尺高的大白熊模型，敲锣打鼓，沿街游行，一路散发广告单。
这种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推广方式，在一百多年前令人耳目一新，同行争相效仿。
这一时期，“京东第一家”刘家已经到第五代经营者，他们也改变经营模式，从以钱粮业为主改为商业、金融、工业并举。
刘家的“益发合”，是新中国成立前吉林省规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鼎盛时期流动资金就达400万银大洋，有大约500名工人。
“益发合”旗下的益发钱庄与交通银行合资设立的益通银行，是当时东北第一家接近现代银行组织的银行。
1936年，武百祥的“同记”与刘家的“益发合”学习借鉴国外工商业先进经验，带头推行股份制改革，成为分部众多、地域广阔、工商并举的股份制大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对东北经济控制的加强，乐亭商人在东北经营的商业开始衰败没落。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呔儿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武安市伯延古镇内的四合院式古建筑。100多年前，武安商帮的传奇故事曾在这里发生。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武安商帮：南绸北药
2019年10月9日，邯郸武安，伯延古镇。
“各位东家、掌柜的一路辛苦，里面请……”随着“大管家”一声开场白，武安市伯延古镇实景剧《商帮归来》拉开帷幕，再现150多年前武安药商两大家族的经商故事和家国情怀。
伯延古镇，地处武安市城南，至今镇上有徐家庄园、房家庄园、王顺庄园等150多座清末、民国老建筑，是武安商帮商界传奇的见证。
作为冀商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安商帮”在清末民初曾创造巨大辉煌。
“武安商帮最大的特点是‘一县之地独为帮’，成员所属地域范围小，几乎全部都来自武安，这与大多数商帮都以跨越行政区划的片区形式出现非常不同。”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说。
为何地处北方重农抑商传统社会的武安人，会走上经商之路？
“武安人经商之路，最初是被太行山区穷困匮乏的自然耕作条件逼出来的。”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
武安，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太行深山之中，山岳地貌几乎占武安总面积的一半，另一半是丘陵，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穷则思变。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养家糊口，武安人就纷纷走出大山从事商业贸易。
武安商帮从明末兴起，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历史跨越300余年。
2021年8月15日，武安博物馆。
博物馆中，一件当年武安药商最常用的老物件，放在精致的木盒中，许多参观者却难以一下叫出它的名字。
戥（děng）子，一种小型杆秤，是古代专门用来称量分量小的贵金属、贵重药材的精密称量工具。
这件展品，是武安博物馆筹建征集馆藏时，武安上团城乡下团城村一位村民捐赠的。
生活在大山里的武安人，常年与草药打交道，所以兴起于明朝中后期的武安商人，起初就是以贩卖药材为主。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杆戥子曾见证了武安商人怎样的创业路，但“五架小车下关东”，已成为讲述武安商人到东北开疆拓土的经典故事。
冀商中，闯关东的不止“呔儿商”，武安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最初因为地缘相近，贩卖草药起家的武安商人，主要在河北安国、河南沁阳两大著名药材集散地之间贩运药材。清乾隆年间，武安人深感在竞争激烈的内地市场难有大发展，于是决定到还是商业蓝海的东北去闯荡。
最早踏上黑土地的武安商人，是龙泉村的武氏五兄弟。
他们走的是往返长达两千里的药材贩运之路：从保定安国购买药材，再到辽宁沈阳销售，再把东北“关药”人参、鹿茸、防风子、五味子等运回内地。
“五兄弟每人推一辆独轮车，因为路途遥远，他们总要带上多双布鞋，穿烂一双再换一双接着走，没有五六双鞋，到不了目的地。”安秋生说。
尽管路途艰难，但关内外药材差价让五兄弟获利颇丰。几年之后，他们在沈阳设店经营，改行商为坐商，药号“临泰”。
“临泰”药号在沈阳的设立，是武安商人在关外扎根经商的起点。
“五架小车闯关东”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武安药商。自此，武安商人投资重点转向关东。
武安在东北的经营达到顶峰，是在清末民国初年。
“当时，关内百姓大规模移民东北，移民区缺医少药，武安药商抓住机遇，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逐步形成‘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的规模。”
武氏家族的“临泰”药号在东北规模最大，“连锁店”众多，黑龙江哈尔滨的“德泰恒”、沈阳的“德泰兴”、哈尔滨阿城的“恒泰德”、吉林公主岭的“德泰祥”等，都是武家产业。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武安广场。
广场北端，矗立着九根高大的文化柱，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镌刻着一段令武安人引以为豪的历史。
在第七根文化柱上，雕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南绸北药”。
“北药”，指武安药商在东北的药材生意，而“南绸”，是武安商人在南方的绸布生意。
绸布，是“武安商帮”主要经营的另一个行业。
“武安商人的绸布生意，从安阳、郑州、开封，一直开到苏州、上海。另外，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绸缎庄，太原历史上最早的‘宏顺德’绸缎庄，就是武安人开的。直到今天，苏州仍保存有武安绸布商人当年修建的武安会馆。”安秋生说。
据史料记载，1934年，武安的人口为377515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从业25000余人，仅在东北就有商家1500家，从业20000余人。武安商人的经商范围，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至少在18个省（市、区）以上。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关内关外的交通阻绝，加之中医中药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武安商帮的传奇悄然落幕。
高阳县即将丰收的棉田。 张志武摄
高阳布商：转型样本
2021年7月21日，高阳某纺织公司缝纫车间。
随着机器的不断运行，一条条数米长的半成品毛巾，正在流水线上快速裁剪。
短短1分钟内，一条未经裁剪的大毛巾，被均匀裁剪成十几条尺寸一致的成品毛巾。几乎同时，折边、加标、缝纫等工序也同步完成。整个过程由机器自动化完成，没有一名工人参与。
这条流水线，是全自动毛巾横缝机。过去，使用人工缝纫设备每人每天缝纫1000条毛巾，而全自动毛巾横缝机每台每天可缝纫12000条毛巾。
高阳，中国纺织之乡，可以年产毛巾50亿条、毛毯4.5万吨，今天全国市场上每三条毛巾，有一条产自高阳。
今天高阳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一代代高阳布商的努力，他们就是“高阳帮”的代表。
高阳出布商，这与当地棉花的引种历史密切相关。
“明初，棉花种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艰难的高阳农户已开始种植棉花，纺线织布。”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说。
棉花的引入，是河北古代农作物种植史上一件大事。
棉花喜温、喜光、怕涝，在≥10℃积温3500℃以上、≥15℃的持续日数在150天以上、最热月气温＞25℃、年日照时数＞1500小时、年降水600毫米左右的平原地区最适于生长。
根据这个条件，保定定兴以南的京广铁路沿线和石德铁路线以南的广大地区，都非常适宜种植棉花。在新疆引种棉花之前很长的历史时期，河北都是“中国产棉第一省”。
高阳，正处在这片棉花适宜种植区的北部。
到明朝末年，棉纺织品已经成为高阳本地主要贸易商品。到清朝末年，高阳传统手工土布市场已经形成。
史料记载，1900年，高阳莘桥村集市可日销土布近千匹，县城集市可日销土布1200匹。以贩布为生的小本商贩渐多，他们收买本地土布，远销外乡，仅季朗一村，就有贩布独轮小车60辆，行销博野、赵县等地。
冀中南棉花种植区广大，为何高阳形成了以纺织行业为特色的商帮，并最终完成了从农业种植、家庭手工业向现代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高阳能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与高阳纺织商人从20世纪初一次次锲而不舍的现代化、工业化转型有关。
2021年7月15日，高阳纺织博物馆。
在这家全国唯一的县级纺织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架老式铁轮织布机。
它与常见的老式织布机有些不同，织布机两侧各安装有一个直径大约40厘米的铁轮。如果给铁轮套上皮带，再通上电，它可以自动织布。
这台铁轮织布机的原型，是20世纪初高阳纺织商人杨木森请技术人员仿日本的铁轮织布机，自制的足踏式、电动式两用铁轮织布机，当时每台造价40银元。
而日本的铁轮织布机，也是由高阳商人引入高阳的，铁轮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木制织布机，织出的布从窄幅土布发展到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
铁轮织布机的引入和仿制，正是高阳纺织商人告别手工纺织业的尝试。
1905年，高阳纺织商人杨木森等牵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高阳商会。高阳织布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商会设在高阳县郊南街关帝庙。商会一成立，便派人赴天津学习铁轮织布机织造技术，并回购日式铁轮织布机贷给城乡织布户，教以织法，赊给棉纱。
虽然高阳商会的成立促进了铁轮织布机的进一步普及，布商的资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国家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相比，高阳纺织品仍显得势单力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均处于劣势。
使高阳纺织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高阳布商创立的一种被称为“撒机制”的生产经营制度。
“撒机制”，指的是布商们把铁轮织布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使高阳实现了铁轮织布机的迅速推广。
“撒机制”的普及，让高阳布的售价远低于进口洋布。很快，高阳布就在华北市场上挽回颓势，重新走俏起来。
对此，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吴知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一书中评价：“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
“撒机制”的成功推行，让高阳纺织业迎来兴盛。
1915年至1920年，高阳布区的平面织机从5673台增至21694台，年销棉纱达10万包，产布400万匹，营业额达2000多万银元。产品囊括了粗白布、细白布、电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
中国北方许多传统商帮的商业传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走向没落，但高阳纺织业却在一次次重创后，焕发新生，成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现代化转型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高阳纺织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高阳纺织商人又面临新的挑战。
根据《2021年中国棉花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新疆是中国最大产棉区，2020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2501.9千公顷，占比78.9%，其次为河北，棉花种植面积189.2千公顷，占比6.0%。
与新疆棉相比，河北棉花产量和成本都不再具备优势，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高阳另辟蹊径、找准定位。
高阳选择主打毛巾、毛毯等细分行业，做大做强，目前毛巾产量占全国产量的30%，毛毯占20%，出口额近3亿美元，成为“中国毛巾毛毯名城”，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发展的典型样本。
市场：沟通天下的特色商品之都
辛集名花皮毛文化博物馆展示皮毛制品制作工序。 （资料片）
辛集：皮毛之都
2021年9月28日，辛集国际皮革城。
“老铁们，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是899元的皮羽绒服……”在辛集电商直播基地，一位主播在直播间忙碌着，每隔几分钟就要换一件衣服，为网友展出穿着效果，娴熟地推介着自家的产品。
辛集国际皮革城，位于市区东北部，以皮革皮衣批发为主，集零售、物流配送等多功能于一体，是目前我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皮革皮衣专业商场。
这一天，第二十九届中国（辛集）国际皮革博览会正式启动。
地处华北平原、不畜养牛羊的辛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皮革皮衣之都”，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辛集市区西南六七公里，一个名为木丘村的小村庄，是辛集制皮业的发祥地。
“辛集与皮毛产业相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辛集民间流传着‘回龙镇上买轻裘’的说法，这个回龙镇，就是今天的木丘村。”董培升说。
回龙镇后来毁于滹沱河水患，当地的皮毛产业逐渐北移至廉官店（辛集在明代之前的名称）。
但在北宋之前，辛集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皮革加工地，真正推动当地皮革产业发展的，是北宋和辽在今天雄县、霸州、徐水一带开放边境贸易。
三地设立了从事边境贸易的“榷场”，它们是宋辽大宗贸易商品的主要集散地，而贸易的商品中，就包括马、羊、骆驼等动物皮毛。
辛集距离这些“榷场”不远，加工制作军需的皮革护具、鞍具的工作就落在了辛集，也培育出技术熟练的皮毛匠。
除了靠近“榷场”，辛集地理位置、气候温度也很适合皮毛加工行业的发展。
“北方商人从关外、口外到辛集就不再往南走，因为再往南天气潮湿，皮子容易霉变。而南方商人到此也不再往北走，否则运输成本太高。”董培升说。
自然地理区位和市场需求，共同促进了辛集皮毛加工、集散市场的形成和壮大。
到元朝，辛集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皮毛集散地。
明朝，廉官店与附近几个村庄合并，改名“新集”，意为“新的集市”。清代改“新”为“辛”，“辛集”一名由此而来。
2021年6月20日，辛集，皮店街。
这条只有四百多米长、六七米宽的老街，是辛集市区老住宅区里一条寻常的街巷，几乎看不出任何与“皮店”相关的痕迹。
但这条老街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曾见证了辛集皮毛业清末民国初年的繁荣兴旺。
皮店、皮庄，在清代既是皮毛商人吃住的客栈，也是皮毛商品交易所。皮店、皮庄主人，是客栈老板，也是皮货交易经纪人。
20世纪30年代，辛集皮毛原料来源已覆盖中国北方大部分省市，如山东济南、济宁、临清；河南郑州、许昌、洛阳、开封；陕西榆林、咸阳；山西太原、大同。
当时，辛集80%的生皮毛不在本地加工制造，而是经过皮店、皮庄批发转运、分销全国。因此，皮店、皮庄地位举足轻重。
“每天来自生皮毛产区的马帮、骆驼队、车队络绎不绝，在镇周围堆积的生皮毛简直像一座座小山。”辛集老皮革商人孙士均曾这样回忆。
鼎盛时期，辛集皮货市场有大小皮货庄70多个，皮店街上就占40多家。实力最强的三家皮货庄“全聚皮庄”“聚泰皮庄”“袁记皮庄”占据了辛集皮毛市场60%的市场份额。
许多皮货庄在全国多地设分庄或派出机构，他们在当地采购、储存生皮毛，交易成功就地发货。这很像今天很多电商平台在各地建立仓储基地、就近发货的物流形式。
而且，这些分庄还是市场行情监测点。分庄以书信方式及时向总部汇报，使辛集能够实时掌握全国各地皮毛市场的行情动态。
“‘全聚皮庄’掌柜杨瑞庭，一天就要接到全国各地数百份汇报市场行情的来信。”董培升说。
辛集不仅是北方皮毛集散市场，还有完整的皮毛生产加工体系。
清末民初，在辛集附近村庄从事皮毛加工制作的人员有5万多人。他们分工精细，有的甚至只参与制作一两种产品。
“比如辛集锚营村是生产鞭子的专业村，各家各户只为鞭子铺加工皮鞭，50根为一把，每100把为一件，捆扎打包销往各地。”董培升说。
辛集的皮毛市场，还造就了很多技术精湛的专业技师。
“剪毛技师，一次把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羊皮用绳子或铁丝吊起来，悬空飞剪，速度飞快，羊毛毛茬整齐。摸羔师，用手摸摸怀胎母羊的肚子，就可以知道羊羔大小、毛长多长。”董培升说。
辛集中国皮毛加工集散中心的地位，一直从清代持续到“七七事变”之前。
当时，辛集年产毛毡60000条、毛绒3000斤、大毡鞋350000双；年转销白皮（生皮子）105000件、绵羊皮和羔子皮120000件、山羊皮12000件、杂皮3000件。全国90%的皮毛业市场被辛集占据。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河北，宣布牛羊皮及其制品为军用物资，不准中国人经营，辛集繁荣百余年的皮毛市场随之沉寂。
改革开放后，辛集皮毛产业获得新生。特别在最近十余年里，辛集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产销基地和出口基地，正在实现由“中国皮都”向“世界皮都”的跨越式发展。
安国药王庙建筑群。 陈震摄
安国：千年药香
2021年7月20日，安国。
安国市城南有一座全国闻名的药王庙。
药王庙重檐庑殿顶的牌坊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三间四柱，彩饰斗拱，正中匾额上书四个描金大字“显灵河北”。
站在庙门前，穿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整座药王庙由17座单体建筑组成，占地25亩，始建于东汉，北宋时期扩建，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建筑群。
经历代扩建修葺，安国药王庙现存建筑汇集了宋、元、明、清各代建筑特点，是我国建筑史上独具中医药文化风格的艺术珍品。2001年，安国药王庙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国素有“天下第一药市”之称。一座药王庙，千年药业史。
药王庙牌坊上“显灵河北”四个字，讲述的其实就是安国药市古老起源的一段民间故事。
安国药王庙中祭祀的是汉光武帝刘秀部下大将邳彤，他精于医理，常行医于民间，深得百姓拥戴，死后葬于安国。
相传邳彤在宋朝“显灵”，为宋太宗的弟弟治愈了顽疾。宋朝廷便在安国兴建庙宇，广为宣扬，纪念邳彤。四方百姓也来药王庙祭祀祈祷，各地药商便迎合民众心理，来安国交易药材。
药王庙的香火会，就这样逐渐演变成了药材交易会。
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00多年时间，安国逐渐成为我国长江以北重要的药材集散市场。
明末清初，安国药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向全国性药材集散地发展。全国各地药商“千里迢迢，轮蹄辐辏，驰奔祁州（安国旧称）”。
清朝中叶以后，安国药市发展达到巅峰。
当时，来安国药市参加交易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东至沿海地区，西至陕甘新疆，南至两广、台湾，北达库伦，范围甚至扩展到日本、朝鲜、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董培升说。
作为辐射国内外的药材市场，安国集中了种类繁多的各等级药材，因此，国内许多知名药店纷纷到此采购药材。
我国中医药行业老字号同仁堂，就和安国保持了数百年的紧密联系。
2021年9月16日上午，安国国际会展中心。
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随着一声清脆的敲锣声，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正式开市。
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占地3.7万平方米，这是安国药材交易市场的一次提档升级。
安国药材市场开市，需要一项隆重的仪式，这是当地从古至今保留下来的传统。
电视剧《大宅门》对此曾有所呈现。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原料药材主要来自安国药市，所以，在安国药市也逐渐形成了“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传统。
这段故事，在记载同仁堂历史的《同仁堂的故事》中曾有详细记载：“‘同仁堂来了，开市（拉长声音）！’一时间，药王庙前人声鼎沸，交易热烈。大黄要买瓷实的，带泡的不要；细料要做好的，下脚的不要；麝香要买怀帮杜盛兴的，不怕价高，但求货好……”
从同仁堂建店到开始向紫禁城供奉御药这段时间，安国成为同仁堂等一大批中药店走向辉煌的强大后盾。在最多的时候，同仁堂80%左右的原材料都是从安国进货。
安国的药材，能受到同仁堂等知名药店的信任，除了原料货真价实，还在于当地精湛的药材加工技艺。
安国的药材加工拥有很多独门技艺，其“刀法”为药业之冠。
如“百刀槟榔”，一个槟榔可切100多片，且片片均匀；“蝉翼清夏”，蚕豆大小的半夏，切片薄似蝉翼，闪闪发光；“云片鹿茸”，切片薄似绢帛，状如云片，入口即化；“镑制犀角”，用特制的钢锉排刀将犀牛角切成极薄的薄片，形似刨花。
这四种刀法合称“祁州四绝”。安国药材切片技艺驰名四方，逐渐有了“药不过祁州，是草不是药”的说法。
药市的繁荣，也促进了安国本地药材种植业的发展。
2021年6月25日，安国中药文化博物馆。
在博物馆的“中药材标本”展区，展示的是知名的“八大祁药”——祁菊花、祁山药、祁紫菀、祁沙参、祁薏米、祁芥穗、祁白芷和祁花粉。
在中医药中，有“道地药材”的说法，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更好、质量稳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
“八大祁药”就是典型的道地药材。
安国种植药材有三百多个品种，其中这八个品种，虽然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种植，但产于安国的，药材、药性极其纯正，药效最佳，被誉为海内外药坛上的“八颗名珠”。
安国，不仅是中药的集散地，也是中药的种植基地。
安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种植药材。
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安国，境内地形从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平均海拔仅36.2米，地势平坦。年均气温12℃,平均降水量510.8毫米，无霜期190天，土地多为黏土和沙质土壤，气候、土壤、水肥条件都适宜中药材生长。
安国药市虽然在“七七事变”后受到重创，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安国人重操祖辈旧业，开始种药、收药，重新做起药商。
“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国人，打我记事儿起，家家户户就种药——那时候是生产队种，供销社统一收。我们安国人多少都懂点药，对药有感情。”68岁的安国药商石玉彬回忆说。
20世纪90年代后，安国药材交易规模不断壮大，安国药市再次兴盛。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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