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明天曾祖父外孙女满10岁了，不要出去玩。”
住在四川省隆昌市唐家桥村的唐嫣今年春节回家半个月，已经吃了十多次酒席。比起不断堆积的脂肪，更困扰她的是越来越瘪的口袋。
28岁的唐嫣在内江市的一家电子工厂工作，每月领取的工资为2600韩元。两年前她的家刚刚脱贫，但今年春节花掉了她45000元的积蓄。
“正常的红白喜事也整杯酒了。现在孩子满月了，老人也过生日。有人连2月生日都没有，春节期间买酒，真受不了！”当然抱怨了。
春节，本来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但对很多外出务工返乡青年来说，迎接他们的是各种“不能吃”的人情酒。
“三年不喝酒，你家会更穷。”
30岁的彭伟是贵州省遵义市茅台镇人，在他看来，每年春节回家给晚辈发红包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被召唤参加各种酒席，交钱就更痛苦了。
丰伟所在的村子，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所以每年老家人趁着春节大人回家的时间，集中经营各种酒席。
“一年到头不回家，回家就酿酒，你不惭愧吗？”流传着这句话。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彭伟说，为了收回以前送来的份子钱，村里有些人厚颜无耻地不在乎那么多。
除了结婚、葬礼、结婚外，近年来当地摆酒的名目也越来越多，要搬房子、要摆酒、要换门、要摆酒、买车要摆酒。在这种巧名的酒席上，当地人也加上了专业的名字——“喝酒游戏”(意思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关于为什么各种人情酒席越来越多，冯伟引用了当地的“名言”。三年不喝酒，你家会更穷。也就是说，如果不想摆酒，以前人身往来送来的份子钱根本回不了本，只能越来越穷。
“酒席成了风采，真的受不了，但毕竟都是邻村的人，人家请酒不去，你会觉得看不起他的。冯伟也想过拒绝，但又碍不了面子。“再者，你不走，他就会发短信，打电话问你，为什么不来，人不来就不要补充份子钱。”他说。
冯伟坦言，人情往来的份子钱给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带来了压力，对于村里的一些穷人来说，份子钱是家庭每年最大的支出。
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华(音)调查发现，在部分地区，春节红包和份子钱成为很多外出人员回家的最大费用。“但是这种现象在各地并不严重。目前国内有很多地方人的往来只需要象征性的表达。这也与当地传统文化和大众的社会心理有关。”
酒席多了，年味淡了
25岁的韦平认为今年春节是她这么大的春节。
韦平的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清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她已经喝了四次喜酒。
“明天还有三杯酒。我爸爸去一家，我妈妈去一家，我去一家。”韦平说，虽然她不远万里回来过年，但和家人真正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根据当地巴兰族的风俗，如果婚礼进行得比较隆重，就要准备3天4夜的酒，一般情况也要准备2天。
“与小时候相比，他们现在玩喜酒的包装越来越大，排队的红包也越来越多。”韦平说，前几天她表姐结婚了，家里附带了1000元礼金。在她的记忆中，以前村里的姑娘出嫁后不怎么做，但现在全部做，以前的婚礼也能放在二三十桌，现在最多能放在一百五十桌。
“好像很多人为了拿到红包而喜酒。不是像以前一样，全家人纯粹为了热闹。韦平对这种乡风民俗的变化有些失落。
根据当地风俗，吃喜酒时男女不能做同桌。即使一家人参加同一个酒席，也没有多少机会一起交流。“经常爸爸和叔叔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在另一张桌子上。
2月13日这一天，韦平终于难得安静地在家度过了一天，但一整天她都没有见到父亲。她早上起床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了，到了晚上也没有回来。听说妈妈去亲戚家帮忙准备喜酒，工作结束后男人们会聚在一起打牌。“爸爸没怎么和我们说话。不像小时候，每年春节爸爸都会买烟花爆竹和我们聚在一起庆祝新年，现在都去了喜州。”
改变风俗需要长期坚持
今年春节，从北京回到湖南省常德农村老家过年的公务员常模发现家乡真的变了。 家家户户都发出了政府改变风俗的提案，以前村民们在生日各种宴会上，现在除了红白喜事，喝酒的人少得多，一般生日都不做，鞭炮也很少放。“比如，过去有人去世的时候，亲朋好友来哀悼的时候要带鞭炮，人们还互相比较谁长谁响，现在只有葬礼那天才能放少量鞭炮。
2018年，常德市强力整顿了全体市民非法婚丧喜事的情况。全市2216个村(家)将文明节俭的婚丧庆祝日定为村(家)规民约、签署文明节俭的婚丧庆祝承诺书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近35万人，普通群众超过230万人基本全部覆盖。截至2018年12月，全市各地共说服违规前酒7338例，通报违规前酒病例105例。
“去年我的生意减少了80%。”尚德镇市某村从事乡厨工作的要领被政府严格抓住后，村里请酒的人现在也在接受监督，村民们说，除了红白喜事外，其他人都酒喝得稀里糊涂。
但廖玲表示，表面上看，重压之下，村民们以前明目张胆摆酒的风气被压下去了，但也有一些人为了讨回人情债，在镇上或县城的餐馆里分期、分批地整酒，“比如今天请四五桌客，隔两天又请几桌”。
在姚华看来，份子钱过重确实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占用居民其他的投资消费，政府出台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需要通过一种权威的力量，对这种行为进行纠正。尽管可能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但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一定遏制。“我认为这是有益的尝试，我们对这种现象应给予一定的宽容，毕竟社会风气的转变不可能几个月就完成，需要长期坚持，让其慢慢转变成一种自觉。”
除了需要政府引导和倡导，姚华认为，一些地方之所以沉浸在比较旧的习俗中，群众的攀比心理难以解脱，往往和当地老百姓精神文化活动相对匮乏有关。现在一些农村群众赚了钱，但对于怎么花钱或者该干什么，在精神层面他们能享受到的东西太少，很容易被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当地老百姓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才有助于形成一种正当的风气。（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唐娟、冯威、韦萍、常衡、廖玲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