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3日早晨，昭陵江边，青峰岭下一缕炊烟在雾中袅袅升起。
如果这是和平时代，你会被眼前的风景感动。小兴安岭的余脉青翠的群山中，清澈湍急的河水将蜿蜒流过山谷。充满生活气息的菜肴中的香烟似乎使这一情景更加融洽，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清香。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讨伐队此时已经形成了包围圈。
上个月，抗联第三军参谋长许炯植同志带着保镖陈云祥从密营出来，找到了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小心被日本特务跟踪，追在安省(今天黑龙江长安)后面。日本特务派遣了韩国长的警察队，组成了50多人的临时讨伐队，展开了30天的大敌。
与此同时，许业态来到东兴县(现黑龙江木兰)西北的屋顶山区，找到了以张瑞麟为首的抗联小部队，听取了抗日事业的报告，并进行了调查。除了鼓励指战员的抗日热情，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示部队的下一步发展外。白天他坐在树桩上整理和总结材料。晚上他深入附近基本群众的家里，了解敌情，宣传抗日形势。许业态特别要求张瑞麟写一份明明白白的名单和地址，准备扩大根据地。
虚格式烈士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张瑞麟提醒了许业态。
“这种资料最好不要写。丢了会出大问题的！”
张瑞麟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结果，在当时我们到处游击、进行隐蔽活动的不利情况下，安全完全没有保障。如此重要的文件一旦形成和携带，就可能在敌人的追击中，甚至在持有人牺牲后丢失。被日寇发现后，这些资料将危及我们苦心发展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及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敌人顺着藤蔓摸香瓜，我们的地下党应该是一勺糯米！
许炯植同志也认为，艺家的墙很大，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告诉张瑞麟，我的包里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材料，放心，真的被鬼子包围了，我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先摧毁材料。
告别了张瑞麟部队，许业态准备返回密营。这位抗联英雄非常熟悉地形，利用深山密林巧妙地与随之而来的敌人周旋，多次突破日伪的追击拦截。此时距指定的讨伐作战时限只剩下7 ~ 8天。韩干局长已经接近绝望，虚形式加把劲，就能脱网平安回归。
8月2日晚上，许炯植在黄山夜岭发现了河流地带、幽静的环境和周围也没有敌意的地方，决定在这里露营、生火做饭。
黑龙江京安东山村“虚形式牺牲地”纪念碑
绝对不想。韩国长这时拿着望远镜向四周看去。这家伙来自托比，警惕性很高，站在离许炯植4 ~ 5里的元宝山顶上，一眼就发现了异常情况。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突然命令排队绕过虚形式的营地。途中留下了10多人，安装了3个夹子。这是敌人讨伐队惯用的手法，不仅要突然袭击，还要包围你，层层拦截。
8月3日凌晨4点左右，许业态发现情况不对，敌人的机枪、步枪和手枪响了。许炯植和保镖陈云祥、汉奸激战了一个多小时后壮烈牺牲。
许炯植烈士牺牲时只有33岁。这位朝鲜族同志1929年参加革命，第二年加入党。918事件后，被派往汤原、珠海等地，帮助赵尚志组织抗日游击队，是抗联的重要干部。特别是赵尚志一度被苏联拘留期间，许业态更替坚持斗争，成为抗联第三军军长。1941年，在抗联活动最困难的时候，北部湾抗联部队大部分转移到苏联境内的整训，许业态继续战斗，揭露了日本敌人“抗联已经瓦解”的谎言。
美英的抗连官兵
敌军在现场搜查了一副虚形式的眼镜、一把德国制造的穿甲枪、一名名将和装有多份文件的公文包，残忍地砍下了两名烈士的头。
张瑞麟8月4日得到消息，来到许炯植烈士牺牲的地方，收集战友的尸体埋葬，寻找装满机密文件的公文包。能找到的只有虚形式烈士的两条小腿残腿。根据现场情况，烈士的虫害被狼群吃掉了。
公文包丢了，张瑞麟赶紧召集所有交通人员，分配任务，匆忙解散了“反日区国会”的骨干。敌人的大袭击随时都可能下来。
以必须迅速搬家，越远越好，省得夜长梦多。可是有的群众乡土观念很重，又都拖家带口，扔下一家人自己出去，感情上过不去，生活上也确实存在诸多困难。还有的人心存侥幸，以为不就是丢了个公文包，敌人还能那么认真？许亨植烈士一定毁坏了文件，而且即便没有完全毁掉，鬼子还能真追查到咱这穷乡僻壤？最终也没有几个人撤离。
结果到第二年，日寇真就查下来，而且掌握了所有“反日救国会”，也就是抗联外围的地下掩护群众组织的名单，有准备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当地反日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爱国的抗日群众和无辜人民惨遭逮捕和杀害。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今长春吉林省政府西门）
日寇下了大力气，对此它们也相当满意，在敌伪材料中，一份时间为1943年9月8日，名为《昌中检察官关于“巴木东”事件后的形势报告》里，负责该案的思想系检察官昌中声称：
“在本次肃正工作中英勇奋斗之战士，以不眠不休，不顾疾病感染之危险，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有多积极呢？
它们发现了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新动向，实在让它们恐慌：
“接受其领导之群众，大多数是无知农民。此可认为，因我之经济统治、征购粮食之强化，以及开拓团收买土地等，而使无知农民极易接受抗日军之罪恶宣传。然而其中竟有在当地有相当之地位，并于过去曾因努力于满洲国之建设多次受到表彰，而现在仍居于自卫团长等地位者，却以服从抗日军为自己之信念，甚至最后面对堂堂警察官及检察官，仍于法庭上强调自己行为之正确，此等肆无忌惮之徒，其言语行动确是骇人听闻。”
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侵略中国，欺负我们，主要在于群众的无组织状态，如今群众觉醒了，有组织了，而且抗日反帝的意志更加强烈和坚定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屠刀吓不住他们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寇，就只能越发乞灵于屠刀来挽救它们的末运。
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沟口嘉夫
解放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接受教育改造的，原伪满滨江省哈尔滨市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供认：
“被起诉的全体被判了刑，其中死刑66名、无期徒刑60名、有期徒刑277名。还有在不起诉的142名之中，已有60名在审讯中被严刑杀害。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像狂人般地，毫无任何理由地，将为了求得祖国的独立和和平的中国人民杀害的。”
而这仅仅是日寇通过打扫战场，清缴我抗联阵亡干部遗体，进行情报搜集和分析，从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诸多“成果”之一。
此前的1941年9月20日，还是抗联第三路军的一场战斗中，九支队政委郭铁坚，在嫩江西岸郭泥屯（今属内蒙莫力达瓦），壮烈牺牲。
由于这是日寇的突袭，过程短暂，郭铁坚烈士没来得及销毁文件，鬼子从他的背包中搜出“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的全套秘密文件：《人员名册》、《工作报告》和《当前工作十大纲领》、《抗日救国纪律大纲》，以及郭给执委部的指示信，还从郭铁坚的笔记本中发现了执行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址。
郭政委为什么随身携带这些机密文件呢？
郭铁坚 烈士
因为九支队有位预备党员王耀钧，转到三支队担任军医兼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在战斗中负伤后，隐蔽到齐齐哈尔，在铁路局食堂当厨子。这位同志脱离部队，却不忘共产党员抗日救国的责任担当，自报是北满省委的特派员，负责领导“北满省委第一执行部”，团结带动了以铁路局工人为中心的大批爱国者，并与在附近活动的老部队九支队取得了联系。郭铁坚作为政委，既是王耀钧的老领导，此时又是直接上级，他们多次见面，所以就随身携带了这些书面材料。
查获这些文件后，日寇大为震惊之余，如获至宝。抽调齐齐哈尔、嫩江、白城、阿尔山等地的宪兵分队和铁路护警队、警务处等机构的大批特务，以149人组成特搜班，由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日本在东北的最高特务机关），委派负责防谍和“特别移送”工作的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负责专案指挥，展开大搜捕。从齐齐哈尔为起点，追查到昂昂溪、哈尔滨、沈阳和长春、锦州，甚至远及关内1700公里外的济南。
解放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的吉房虎雄供认：
“在犯这个罪行时，我曾下过如下的指示：‘尽可能多地逮捕中国的爱国者，对他们进行刑讯、屠杀。’我当时的想法是多多制造日本帝国的所谓重大事件，作为自己的功劳。为了这个目的，在侦察时，我指示要查明这个抗日救国组织的全貌，彻底查明与其它组织的关系，查明该组织的领导关系，尽早结束侦察。
中国爱国者为了正义进行斗争，可是我毫无理由地把他们押送交伪满洲国检察厅，并且依照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日本帝国所拿着的刺刀的变形，就是用这个刺刀法律来加以杀害的。
至少抓捕、拷打中国爱国者有七百余人，送伪满洲国检察厅至少有二百余人，这就是根据我的部署而犯的罪行。我镇压了很多抗日救国的爱国者，其结果是这样。对他们屠杀和判他们徒刑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这点我应深深谢罪。”
原日本宪兵中佐吉房虎雄
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宪兵对被捕者使用了过电、削肋骨、灌辣椒水、上大挂、压杠子、刺指甲、跪砖头、蹲水缸等许多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法，多位抗日志士被折磨致死或精神失常。
奉天工业大学学生邱荫阁，曾回忆他遭受的非人待遇：
“天天遭到刑讯，少则一二次，多则三次，就昼夜不停了。拳打脚踢，鞭挞棒捶，是家常便饭；夹手指，十指连心，满头大汗，痛不欲生；捆在特制的木凳上，头卡在特制的木框里，口鼻上方对着水门，先是呛呛，停停，不招供，开大水门，透不过气来，呛出肚里食物，惨叫，一会就昏死过去！被拖回牢房，苏醒后，鼻孔、喉管剧痛，腔腹欲裂！上大挂、电刑折磨得求速死而不可得！”
正在拷问无辜中国人民的日本宪兵
东北此时已沦入敌手十年，然而东北人民是好样的！被捕的爱国者们，并不因为稳定的工作和未来可期的“大好前程”，就放弃对日寇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爱恋。
所以每次看到这些史料，我就在想，换了我在当年，在敌人的刑讯室，我能挺住吗？仅仅是想想，就觉得疼，就觉得胆战心惊，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敬佩那些英烈呢？
在自觉自愿基础上，以冒险犯难的献身精神，参加革命的青年，多数都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对被捕和被捕后的遭遇，以及应持的态度，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基本都能做到守口如瓶，宁死不屈，以血肉之躯筑起信仰与意志的防波堤，控制了事态的扩大，让战友受到保护，得以转移，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去低估敌人的残暴和智商，最终这场由郭铁坚烈士公文包引起的连锁反应，不但导致我党的地下组织损失惨重，国民党在东北的三个地下组织也全部被破获。好歹我党还有恢复能力，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基本就全废了，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
时任日本关东军宪兵总司令的原守中将，称赞此案办得漂亮，他觉得不但大量而广泛地镇压了抗日救国的中国爱国者，而且把各地区宪兵队之间的关系，及宪兵队和伪满警察系统的各机关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有利于建设它们所谓的“王道乐土”。
即将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抗日志士
所以原守告诉吉房虎雄：“这次事件有相当大的收获！”
读到这里，也许您就明白，我多次提到杨靖宇烈士，为什么牺牲前突然要“犹豫”一下，实际上就是跟敌人磨嘴皮子，拖延时间，好彻底销毁随身携带的文件。
换言之，地下斗争残酷，这是无数同志以死换来的，血的经验。
尾 声
杨靖宇牺牲于1940年，
魏拯民、汪雅臣和郭铁坚牺牲于1941年，
赵尚志和许亨植牺牲于1942年，
金策和张瑞麟坚持到1944年1月才撤往苏联。
东北抗日联军臂展
于天放坚持到1944年12月19日被捕，1945年7月12日越狱，继续跟鬼子缠斗，直到一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了。
汪雅臣烈士的余部，则坚持到抗战胜利。
许亨植烈士牺牲两年后的1944年1月28日，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特别旅”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原北满省委书记、抗联三路军总政委金策同志，为自己和老战友作检讨：
“前年许亨植同志因某情报而急以在自己手帖上记载满划的关系名单，在他牺牲时悉被搜去，以致群众组织全被破坏，是不偶然的事情，除了秘密工作经验缺乏外，却受到这种政治急躁观点所影响的结果。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简单眼光，来估计了当时东北的具体环境，竟把我自己急躁愿望当作了革命形势之到来。”
在苏联休整的抗联将士（内有金策）
朝鲜族同志金策同志，是在东北党和抗联的省、军级高级干部中，坚持东北游击斗争时间最长的一位。历任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重要职务，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回朝鲜，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0年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前线总司令。1951年1月31日，牺牲在战场上，时年48岁。
许亨植烈士的配枪
许亨植烈士牺牲后丢失的物品中，那把德国造驳壳枪，被日寇奖励给它们的忠狗国长有。日本投降后，这家伙摇身一变，被国民党委任为“挺进军”团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6年春，许亨植的三路军老战友于天放在庆安剿匪，击毙汉奸国长有，终于缴回此枪，现存放于东北烈士纪念馆。
王耀钧烈士，1936年参加抗联，1939年入党，1942年被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法院以“颠覆大满洲帝国罪”判处绞刑，1943年3月3日牺牲，时年31岁。临刑前，鬼子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王耀钧与即将牺牲的其他同志，相顾一笑：
“我们只有一件事没办完，就是没把你们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北去，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把你们赶出去！”
关押和杀害抗日志士的伪满新京（今吉林长春）监狱
一同慷慨赴死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执行部”执委史履升烈士，时年33岁，至死都不曾以任何形式加入党组织，因为还没来得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的“自干五”。但他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相信自此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相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无产阶级，而非汉奸走狗和一切反动势力。
临刑前，史履升烈士在狱中题壁，留诗一首：
“马首龙沙垣，血染嫩江边。
夙怀报国志，黑发变苍然。
苍天何独恨，被擒在济南。
今生余去也，中华万万年。”
编辑丨石洪基
校对丨张玉阶
校审丨肖健、李琬莹
值班编委丨连李生
来源： 共青团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