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怒
九月绍兴在中国美术史上产生了名家。从前的王谢家族在这座名山秀秀之间展示了以旷世才能创造的灿烂的人文、其艺、郑渊法图，一直延续至今，取代了贾俊治屹立的仙人，延续其间。
虽然以王冕的墨梅、徐渭的大写意花鸟、陈洪绶的高古人物、赵之谦的金石篆刻等最为人所称道，从画科来看，也以人物、花鸟尤其是梅竹为著；但若深入画史细细检视，可见山水画的创作也是源远流长。其中东晋时期王廙画有《村社齐屏图》、毛惠秀画有《剡中溪谷村墟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都是山水画或带有山水元素的画作。会稽林壑东南胜，结构新亭亦壮哉。
树密不知云出没，山深常听水喧豗。
清幽可许渔樵隐，游赏岂无王谢来？
我欲题诗追李杜，风流不是出群才。
元代绍兴籍著名诗人、画家王冕此诗，虽只短短数十字，却饱含绍兴山水人文的丰富意蕴，亦写出了绍兴美术文化的形影意绪。树密、山深、水清、境幽的会稽山水林泉之胜，历千年光阴而兀自神采焕然；昔日王谢家族在此明山秀水间以旷世才情缔造的璀璨人文、灼灼其艺、精研法度，一直在绍地绵延传续，令人尊崇忆念；如此山水华滋、人文鼎盛的一方水土，自是盘龙卧虎，士气丰盈，代有才俊奇崛之士出乎其间，此诗作者王冕，便是皎然此中者；而命运不济、仕途多舛的人生际遇，使得其“风流不是出群才”的自怜，亦成为众多绍兴士子的共同慨叹。
王冕 《画南枝春早》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今天梳理回溯绍兴美术文化，见到的，正是此诗中吟咏的诸般山水、人文、士气、家学、才情，几多坎坷人生、不屈抗争和傲然风骨。它们汇聚成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地域传统，以文化的力量滋养着艺术之树的蓬勃生长。与此同时，艺术也以其灵感丰沛的繁针密线，织就了地域文化的多彩华章。
一 地域文化传统之于美术发展的滋育造就
绍兴的历史人文之盛，为美术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文化沃土和人文滋养。绍兴地域文化融注、涵蕴于绍兴美术表现在画里之意、画外之思的创作理念、艺术特征、精神追求之中，渲染出绍兴美术文化的万千气象。
1. 山川艺事映发
绍兴深得造化钟爱，得天独厚地拥有佳山秀水，会稽山、天姥山、覆卮山、东山、沃洲湖、鉴湖、剡溪、曹娥江等自然山川，无不明秀澄澈。沿山而行，即使在冬天，漫山的绿意是仍旧可以用“葱茏”来形容的。而水汽充盈的云雾，则常如烟雨般漫洒，染出了天青色的画卷。连绵起伏的山峦、覆满青苔的坡石、自流不息的溪涧、高大挺拔的古树、空山无人的鸟鸣、叶落有声的静谧，都在大自然的滋养中彰显着蓬勃活力，积聚着巨大的生命能量和创造的力与美。
“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山无云则不秀，无水则不媚，无道路则不活，无林木则不生，无深远则浅，无平远则近，无高远则下。”故此，“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山水文化丰厚的古代中国，对自然山川有着极高的品鉴标准，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此语，道出了艺术家心中完美的艺术山水形态。绍兴的山峦，有取之不尽的佳妙山景，山岚浮动、林木葱郁、山石嶙峋、溪涧清冽，其苍翠、清新、空濛、灵秀的烟雨云水气质，正是艺术山水的典范。
绍兴山川不惟自然形质清丽，更兼文化意蕴深妙，“质有而趣灵”，万趣融神思，足可令“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吸引历代文人学士、书家画者于此峰峦重叠、云林森眇处优游盘桓，筑室居住，“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放情山水，挥毫泼墨，与自然山川应目会心，天人合一，历万古而同辉。
（1）山水孕育了艺事繁盛的时代
东晋时期，会稽的名门望族如王羲之家族，谢安、谢玄、谢灵运家族，戴逵家族等，都是优游隐居山川、与林泉同声共气的艺术世家。流芳千古的兰亭雅集，也起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间。以谢氏家族来说，自三国曹魏起为官僚世家，至两晋发展为首屈一指的高门望族，名人辈出。晋武帝时位至宰相、以淝水之战留名青史的谢安，风神潇洒，喜游山水，高卧东山，诗文书法具佳。谢灵运是山水文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一个耽于山水之游的画家。据清代会稽人陶宗仪《越画见闻》所记，谢灵运的画迹有浙西甘露寺里的两壁菩萨，计有6图。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也是一个工书善画的天才少年。戴逵父子隐居会稽，以潜心艺亊独善其身，被后人称为“一门隐遁， 高风振于晋宋。”戴逵虽出身士族，然一生不仕，中年以后隐居于会稽剡县（今浙江省嵊州）。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以“父疾”或其他原因推辞不就。所以在《晋书》本传中，被列为“隐逸”。戴逵之子戴勃、戴顒也为隐中高士，屡征不就，而“传父之琴书丹青”。戴顒“爱剡溪幽致，居最久”“隐遁林泉，屡征不起”，“工画山水”。
古刻本中的戴逵
彼时会稽山水与艺术的交响共鸣，至今令人叹羡追想。既有文人士子的群体雅集，如兰亭集会；也有二三子之间的切磋探讨，如谢安与戴逵的说琴论画；又有王献之漫游山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的细心体会和诗意感悟；还有谢朓《游山》《冬日晚郡事隙》等诗中平远构图的山水画意；更有王猷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名士做派。如此浓郁的艺术生活氛围，使得艺术才情横溢勃发，艺术珍品璀璨耀目。王羲之及其子弟的书法作品，谢赫、王廙的书画理论，戴逵的佛教雕塑和绘画，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丰富了中国艺术的宝库。
（2）山水伴随了山水画艺术的历史轨迹
明 徐渭 《水墨牡丹图》轴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 《墨葡萄》 故宫博物院藏
在绍兴绘画史上，虽然以王冕的墨梅、徐渭的大写意花鸟、陈洪绶的高古人物、赵之谦的金石篆刻等最为人所称道，从画科来看，也以人物、花鸟尤其是梅竹为著；但若深入画史细细检视，可见山水画的创作也是源远流长。东晋时期王廙画有《村社齐屏图》、毛惠秀画有《剡中溪谷村墟图》、戴逵画有《吴中溪山邑居图》、戴勃画有《九州名山图》《风云水月图》，都是山水画或带有山水元素的画作。其中，戴逵作为山水画创始时期的先驱者，深得张彦远推崇，称其所画山水“极妙”。《世说新语巧艺篇》则记：“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反映的是人物与山水的结合。南宋时期，宫廷画家林俊民善画山水，绍兴年间画家周珏也以画水著称。元代王迪简，明代杨维翰、陈宗渊、王思任、祁豸佳、姚允在、朱南雍、茅宠、陶素来、吴仲晃、张尔葆、诸清臣、刘鹏、王元道、赵仲容，清代张振岳、姜廷干、张学曾、释宏瑜、王雨谦、释碧云、冯仙湜、王奂、王自越、田赋、骆度镛、王彦、邵华、王永高、何士凤、章标等专意或兼善山水画的画家，构成了绍地元明清三代山水绘画的创作阵容。
陈洪绶 晋爵图卷
（3）山水滋养了画家的艺术灵感和修养
来自优质山水资源的自然“富养”，是绍兴画家得天独厚的人生财富和艺术养分。他们于此佳山秀水中接天地清气、悟世事人生、寄浩渺幽情、养疲惫身心、察万物之盛，循影索理，理入影迹，发而为诗文画作。山水的形影与意蕴，深深地植根在了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之中，成为其知识、禀赋和审美的结构性要素。
王冕诗作风格多样，除了以忠君爱民、去恶拔邪为主旨的质朴恳切、豪雄俊伟风格外，也多有寄情山水、畅叙幽怀之作。如《云门山图》：“十年不到云门寺，忽见若耶溪上山。落叶不随流水去，长松只在白云间。当年王谢已寂寞，终古林泉更往还。所喜二灵多道气，扶藜时复叩柴关。”《漫兴》之二：“中天积翠郁层阴，雪瀑邀飞落远岑。白月夜分双鹤舞，清风时听万松吟。放怀尽可从诗酒，行乐何须论古今。我欲与君飞两舄，题诗刻竹满山林。”其他如《湖上书所见》《林壑亭》《村居》《竹西轩》等，均以佳山秀水为场景，细致刻画优游于松竹林泉自得其乐的隐士形象，描绘出白云千载、清风万里的诗境，既是其陶冶情操、托物寄情之所，也是他艺术灵感的涵育生发之地。
这种与自然山川相依共存、视之为精神家园和艺术栖息之地的品行，在绍兴籍画家中可谓比比皆是。陈洪绶写过多篇怀抱别具的山水诗，如《时运》：“千年寿藤，覆彼草庐。其花四照，贝锦不如。有客止我，中流一壶。浣花溪上，古人先余。”《作树石与元鲁叔》：“深秋卧深山，无日不闲止。静坐少饮酒，笔墨略一理。作树不作山，深远看不已。此从静中来，否则何能尔。所得必以静，观斯可证矣。”《山阴道上》：“今日天阴好，千山看得奢。又闻子规鸟，还见合欢花。微雨来清气，凉风翼小车。事当新句写，景用画吴纱。”既有山花草庐间的友朋雅聚，更多闲窗独坐、山间行吟。他于此山居静观中，玄思默想，精研画理，谋布佳构。徐渭的山水诗作，则另有一番思绪苍茫的沉重感，浸透了世事维艰的不屈与抗争。其诗《送沈叔成》：“稽山镜水秀堪餐，孝子忠臣古所难。冰雪十年身尚在，风尘一剑事俱完。青骡春蹀梅花暖，红雨朝挥柏树寒。欲借伯符三尺手，高翻银汉洗人间。” 此诗是徐渭在狱中为同乡墨梅画家沈襄所作，记其受父冤屈牵连十年而不屈之事，感念其狱中探望之情谊。漫漫人生路上满布冰雪风尘，世道险恶、命运多舛，而家乡的明山秀水，则永远是他们人生共同的底色和起点。
2.文脉铸就艺魂
绍兴历史悠久。史载大禹治水告成，在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此山，因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名称由此而来。春秋时期，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成为春秋列国之一。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选址此地作为越国国都以来，古城城址未变，格局延续至今。战国初，越王句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逐渐拓展至江淮地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越地置会稽郡，领20余县，治吴(今苏州)。东汉永建四年(129)，会稽郡分置吴郡，移治山阴，领今浙江境内山阴等14县。隋开皇九年(589)，改会稽郡为吴州，治会稽。大业元年(605)，改吴州为越州，是为越州名称之始。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于翌年更元绍兴，绍兴元年(1131)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绍兴路，治山阴。明、清复为绍兴府。至今，绍兴市面积8279平方公里，辖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市。
（1）学术思想的浸润
作为已有2500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经济发达，民生富庶，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科甲蝉联。东汉王充设塾授徒，为境内办学之始。北宋范仲淹兴办府学，承上启下。明清两代，绍兴府官办书院46所，民间筹资兴办社学、义学、私塾蔚然成风。朱熹讲学稽山书院，吕祖善授业嵊州鹿门书院，王守仁主讲阳明书院，刘宗周授徒蕺山书院，蔡元培掌教府中学堂等，延聘名师传道解惑。全社会“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据统计，自唐至清，绍兴登文进士科者共1965人，登武进士科者273人。历代科举中，共有三鼎甲46人（含寄籍），其中状元27人，榜眼10人，探花9人。“会稽儒风之盛，冠于东州。”
经济与文教的并兴，使得绍兴地区学术发达、思想资源深厚、文化名人辈出。王充、王阳明、刘宗周、章学诚、马一浮、蔡元培、鲁迅等均为学术思想大家，其哲思妙悟，启智开物，金声玉振，震古烁今。
东汉哲学家王充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作出严厉批判和抨击，匡正时弊、纠正流言，体现了求真务实、挑战权威的理性精神，为后人树立起批判创新、崇尚实效的标杆，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起到具有思想启蒙价值的深远影响，被胡适评价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东晋时期王羲之、谢安等魏晋士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洒脱旷达、清俊通脱，以率真任诞、不拘礼法、独立特行的名士风范和求道精神，直面“东风摇百草”的动乱时代。他们天资超迈，风采俊秀，创意无限，佳作连连。个体意识的觉醒，伦理观念的冲决，人生哲学的探究，生与死的生命沉思，道与佛的信仰追求，山与水的自然回归，真与善的审美超越，赋予其作品深厚的思想内涵，汇聚成一个时代的文化魅力。
南宋文学家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胸怀壮志，一生以慷慨报国为己任，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济世精神，力主抗金，收复中原，却屡受挫折。其诗词作品饱含激昂慷慨的爱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沉郁悲愤，南宋嘉定二年（1210）与世长辞，仍留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现出矢志不移的抗金决心和对祖国命运的终极关怀。梁启超曾有诗赞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自号“阳明子”，崇尚理性自由和人性解放，强调“心即是理”，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学观点，创阳明心学。其学术思想深获时誉并影响至今，更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黄宗羲认为“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王士祯称誉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制度作出猛烈的揭露和批判，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勇于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己任，以一生精力和独立人格进行了充满韧性的奋斗和努力，为绍兴文化传统增添了不屈的风骨、独立的人格、批判的精神和自辟新路的理念与勇气，不仅为中国文化开新路，也为家乡人民留下了一份创新进取的宝贵思想财富。
（2）主体精神的自觉
沿着绍兴美术文化的历史进程一路走来，从王冕、徐渭、杨维桢、陈洪绶、张岱、赵之谦等人身上，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聪慧颖异、恃才傲物、仕途不顺、狂傲不羁、命运多舛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张扬自我个性、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精神自由的主体自觉意识。与徐渭一样，王冕也是几番应试不举，无缘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途：“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以至“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这样的经历，造成了他与徐渭相似的耿介狂狷个性，行事不同常人。明宋濂在所作《竹斋集传》中曾记王冕狂怪之举云：“史官曰：予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 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 ，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余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狂士哉！”同时，宋濂对王冕的特立独行，也是赞誉有加，认为“马不覂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狂狷的背后，实质上都是“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的痛苦和“吾生当何如”的悲凉无奈。
究其文化成因，有学术思想的熏染，陈洪绶、祁豸佳、王雨谦等“云门十子”服膺刘宗周稽山学派；有诗文戏曲的浸润，徐渭、陈洪绶、祁彪佳或潜心戏曲创作、或绘制戏曲版画、或专注戏曲理论研究，诗文创作更是寻常；有大义气节的坚守，王思任写下“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的千古名言，与祁彪佳、倪元璐于明亡国破之时以身殉国。
杨维桢 行书宴啸傲东轩诗页
而最根本的原因，实与绍地自大禹治水、王充《论衡》以来形成的求真务实、批判创新、崇尚实效的精神元素关系密切；更为直接的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与王阳明的心学有关。有学者对此曾做过深入研究：“有明一代，极重君权，士人惟有高扬道德主体性，才能坚守道统，但在程朱理学体系中，纲常名教是以忠君为中心的，这就使得忤逆君主的士人不但在现实中备受打击，而且在心理上也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在此背景下，王阳明于明代中叶提出了‘致良知’之说，强调‘知行合一’，高扬精神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不但在理论上将陆象山心学与浙东事功之学融会贯通，建构了一个新的心学体系，也为士人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精神枷锁，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天地。其影响并不限于思想领域的王门后学（包括后世的刘宗周、黄宗羲一脉），也及于文艺领域，如明代最杰出的两位浙籍书画家山阴徐渭和诸暨陈洪绶，其张扬个性的生活和艺术风格就与王学影响颇有关系。”
王阳明本人自少豪迈不羁，及年长后，更从“依良知行”的角度对“狂者”颇为欣赏：“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并以此剖析自己：“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王阳明思想对家乡文人士子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以徐渭为例，他就曾从学季本、王畿而成阳明再传弟子，深受王学浸润。
如此种种，都为绍兴美术注入了丰盈的人文因子，涵育出颇具人文正脉的艺术品位和领异拔新的艺术创造力。
二．美术创造之于地域传统的形塑建构
绍兴美术则为绍兴地域文化输送着最具灵性的情感与创意，成为绍兴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元素，形塑其内在结构和品质，为造就绍兴一地的地域特色、文化情致、传统格局，筑基建底，铺采叠锦，积功至巨。
1. 审美意蕴化育丰盈士气
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绍兴，历代人才辈出，十步芳草，被称为“名士乡”。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初至绍兴，深刻的印象就是“士多”：“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方革履小，士比鲫鱼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罗。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 1961年，毛泽东也曾为此作诗《名士乡》：“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创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士多”的特色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在绍兴美术史之中。绍兴美术史上，多有筑基于人文学养、以文士身份参与艺术创造的书画艺术家。他们之间的经史研讨、诗文品评、翰墨创作，既是艺文的互动交流，更是精神理念、性情志趣和审美意识的万方兴会，更以其浸染了艺术灵性与意蕴的审美文化，化育提升了绍兴的“士气”和地域文化传统。以东晋王谢家族为核心的士族之间的艺术交往、以晚明张岱家族为代表的艺文风流和清时赵之谦友朋间的金石之交，无不郁郁乎士气丰盈。而倪元璐、王思任、祁彪佳等人的舍身取义、以身殉国，更是传统士人高尚情操、忠贞气节的凛然践行，迹垂青史，令人感佩。如此种种，均可从中清晰见到绍兴艺人艺事之于绍人品性、绍地风尚的贡献。在绍兴，家学与师承，是传续绍兴艺脉的两条重要路径。书画领域，王羲之家族、谢安家族、戴逵家族、陈洪绶家族、张岱家族、祁彪佳家族，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世家；而王羲之书法、陈洪绶画艺等在艺术理念、技法、风格上的师徒传承，则远远超越家门、时代与艺术领域，接代绵延，累世相承，成为地域文脉的创造者和维系者。
2.才艺会通涵育地域品质
绍兴地区文教昌盛、艺脉绵长，时风薰染、潜移默化之下，积学深厚、多才多艺之士如奇枝异卉勃然生发，以其天资、学养、才情等等蔚成文江学海澎湃、诗书画印兼通的绮丽景象。王冕在善写墨梅的盛名之下，又以花乳石开文人篆印之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是他的显著特色。其墨梅画中的题诗脍炙人口，而其诗作也是画意盎然。王冕拥有一双绘画艺术洗礼涵养的“画眼”，故他诗中所见所爱所写之家乡山川风情，无不深具画意：“满目青山似画图，道人于此即安居。”此类经他画眼观照而成以“画”为题的诗篇，在他的诗中时有可见，形成诗画合一的艺术风格。例如《山水图》写：“我生爱看真山水，眼底崎嵚每自谙。绝壑卧云留宿雨，高林浮翠出晴岚。青山近屋多于簇，白石攒沙小似蚶。展卷令人倍惆怅，杏花春雨隔江南。” 《竹图》写：“楚地秋风劲，湘江夜雨深。不看双凤舞，恰听老龙吟。正直崇高节，岁寒同我心。悠悠向京国，转转忆山阴。”其他尚有《江山渔隐图》《饭牛图》《水仙图》，情景交融，诗画合一，几不识是为真山水、抑或画中景。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及古典知识人的养成，均重视经史诗文书画的综合学习和涵育会通；古代文人画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书画合一、诗画合一以至诗书画印四美并俱。绍兴美术家循此学统成长，既于此受益良多，也为此贡献良多。王羲之著《兰亭集序》，文、书俱佳，青史留名；戴逵既善雕塑，也精于绘画；陆游、贺知章诗名之外，还是书家；徐渭诗、书、画、文与戏曲兼善，俱有佳成；陈洪绶诗画并作，于木刻版画贡献尤多；赵之谦在一般文人诗书画的造诣之上，更以篆刻成就为人称颂。如此煌煌巨子、灿灿佳绩，历代传沿，遂为绍兴在一般历史文化名城通常所有的“人文灿烂”传统之上，增添了才艺会通的地域品质。
赵之谦 墨松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3.梅竹画派写出乾坤清气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在这首广为人知的王冕墨梅诗的背后，站立着、传续着一个理念相谐、精神相通的群体。梅竹一科，与绍兴深有渊源。从北宋仲仁发其端，元代王冕臻其峰，陈录、沈襄、童珏等善画梅，廉布、杨维桢、杨维翰等善画竹，丁权著《竹谱》、吴太素著《松斋梅谱》、刘世儒著《雪湖梅谱》、童翼驹著《墨梅人名录》。著名画家徐渭、陈洪绶等，无一不是此中好手；其他善画、爱画梅竹的画家，更如十步芳草，遍布城乡。墨竹墨画的创作者、研究者，在绍兴建构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和重要艺术史地位的地方梅竹画派，以其清逸高标的自在心境和艺术形象，书写出乾坤清气，可谓绍兴美术贡献于其地域文化传统的特殊元素和重要特质，为绍兴赢得了由古至今、相沿不坠的巨大声名和荣耀。
明 陈洪绶《画梅花山鸟》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温婉玉台含蕴精致风华
被称为“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江南，其镶金嵌玉的温柔与富贵，是含蕴着江南女子清姿丽影的人生画卷。她们的如花容颜、婀娜身形、霓裳羽衣、轻柔气息，都是不可或缺的美丽元素。而其冰清玉洁的气质、兰心蕙质的风华、饱读诗书的修养、书画兼善的才情，则宛如一台台玉石小磨，从江南的“富贵”里，细细地研磨出精致的风华。绍兴是江南水乡中的灵秀之地，不仅士多如鲫，更兼才女如云。精于书画创作的女性，便有傅道坤、范隆坤、商景兰、商景徽、李因、胡净鬘、陈道蕴、赵淑贞、王端淑、金礼嬴、祁修嫣、倪素坤、任霞等多人。她们以手中笔墨写庭阶兰竹、园中玉树、山中明月、心底思绪，为绍兴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温婉、曼妙、从容、灵秀的江南气质。
5. 融入江南的艺术推动力
在绍兴历史上，美术家在以自己的天赋、灵感、创造为故土文化注入艺术养分的同时，也不乏绍兴美术家走出绍地，走向书画艺术渊薮的江南文化圈以至更为辽远的南北大地，以其艺术理念、修养、技法等对当地美术发展产生影响；也从各地汲取艺术文化元素，为绍兴地域文化带来新鲜元素。
历史孕育了江南地区山水相依、人民相亲、习俗相近、人文共辉的区域整体形象。历史文献中，多有“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等记载。回溯江南画史，东晋时期晋陵画家顾恺之描写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蒸霞蔚”；明代画家陈淳、徐渭各于江浙创水墨花鸟世界，“白阳青藤”遥相对望；近代上海开埠，遂成江南文化中心，任伯年、赵之谦以其艺术成就奠定了其与海上画派的画史关联。如此种种，均可见江南地域美术史上的绍兴元素。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可推杨维桢、张学曾。杨维桢长期往来于江浙一带，晚年更举家迁居江苏松江。他与江浙地区的文人才士、书画艺术家倪瓒、顾瑛、陈汝言、马琬、张雨、张渥等人频繁唱和交游、游艺书画，并与昆山顾瑛、会稽张宪等人形成“铁崖宗派”。“他的身边围绕着一批画家，这些画家群体的形成与扩展为明代松江画派或者说苏松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优良的人文基础，所以有学者称杨维桢是苏松画派崛起的领袖不无道理，也有着充分的依据。”张学曾任职吴郡太守，与其地时人多有诗画酬应，与董其昌、李流芳、杨文骢、王鉴、王时敏、程正揆等同为“画中九友”，意趣相投。吴梅村《画中九友歌》称：“姑苏太守今僧繇，问事不肖张两眸，振笔忽起风飕飕，连纸十丈神明遒。”张学曾善画山水，承五代董源画风，出入宋元诸家，尤喜仿元人笔墨。《仿北苑山图》描绘山峦重叠、林木苍秀景，用笔疏密有致，皴法松动绵密，具有元画萧疏润泽的气息。他曾为周栎园作画数幅，周称之为“倪迂画派，萧疏简远。移入诗中，可入香山苏州两庑。” 明显受到浙北苏南一带元明山水画风影响，渲染出苍润秀洁、清远简淡的山水意境和思致悠远的文人意趣，为山水画创作相对薄弱、尤少名家的绍兴绘画史，带来了江南山水主流画派的画风；为绍兴地域文化融入江南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来自美术文化的推进力。
综上所述，绍兴的清丽山水、悠久历史、富庶生活、璀璨文化，为绍兴美术文化的发展积淀起深厚的人文沃土，涵育了她不同凡响的独特文化特质。而绍兴美术史上的俊才接踵、艺事繁盛、佳绩拔萃，则为绍兴地域文化输送着最具灵性的情感与创意，成为绍兴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元素，形塑其内在结构和品质。两者穿梭互动，交相映发，以文化的力量滋养着艺术之树的蓬勃生长，以艺术的繁针密线织就了文化的多彩华章。
注：本文为《绍兴美术文化史》之“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原题为《画史传承与地域传统之建构——基于绍兴古代绘画史的简要分析》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