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睡梦中我梦见了爸爸妈妈。我梦见他们和我们一起看国庆阅兵，和我们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醒来，泪水已经沾湿了枕巾。泪眼婆娑中，我仿佛看见爸爸在向我走来，跨越雪山草地、跨越枪林弹雨、跨越白色恐怖、跨越没有硝烟的战场，一路风尘、一片忠诚……誓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
罗青长
我父亲罗青长1918年出生于四川广元苍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爷爷奶奶省吃俭用，靠卖蔬菜等小本生意把父亲送入了私塾。父亲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便如饥似渴地学习，终于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免费考入苍溪中学。入学后，受进步老师的引导，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进步思想，并逐渐为地下党工作。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来到苍溪，此时的父亲已经成长为进步青年学生中的骨干。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第一枪，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父亲因担心奶奶为他担惊受怕，硬是瞒着家人，与23名小伙伴毅然离乡，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当年，苍溪县有人口28万，其中3万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当中许多人牺牲在革命的征途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4000多名。随父亲一起参军的23名小伙伴，到1952年父亲重返故里时，只剩他一人。直到此时，朝思暮想的奶奶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还活着。
父亲经常对我讲，他最要好的一个小伙伴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没有文化，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只知道他姓张。由于他平时总咧着嘴笑，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张豁嘴”。在过草地时，“张豁嘴”饥寒交迫，实在走不动了，他把父亲叫到身边，一句一喘地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一定把红旗插遍全中国！”此话激励了父亲一辈子，也鞭策了父亲一辈子。
到达陕北后，父亲进入中央党校深造。毕业后，他被选派到我党第一批情报保卫干部枣园训练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极具传奇色彩的情报生涯。
父亲首先被派往国统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林伯渠同志的机要秘书。此后，他由“地上”转为“地下”，进入中央直属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负责联系我党打入胡宗南核心部门的“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和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等。其间，父亲遇到一次惊险事件。当时，我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被隐藏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组织上原本认为该党员家境富裕，安全无虞。没承想，这位地下党员思想上出现动摇，幸好这个情况被组织察觉了，认为他一旦叛变投敌，我党的许多情报关系将被出卖，后果不堪设想。党组织决定由父亲出面迅速将这些机密文件取回，可没料到在这些文件转移途中竟发生了意外，当父亲提着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来到接头地点时，联络员却没有按时赶到，而此时，全城主要街道已经戒严，沿途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他们正在对路人逐一盘查。父亲迅速镇定下来，他想：在原地等待显然凶多吉少，还不如利用自己的掩护身份——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和身上的这身“老虎皮”（军装）闯关，一旦被敌人发现，自己就拼死一搏。于是，父亲叫来一辆黄包车，把保密箱压在座位下面，开始闯关。好在有惊无险，他幸运地凭借这身军装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哨卡。当黄包车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时，他多给了人力车夫一些钱，然后提着保密箱一个箭步跨入办事处的大门，最终化险为夷。这次西安历险记，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以后不管到哪里，父亲都随身携带着这只保密箱，直到晚年，他才把箱子捐赠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作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见证。
生死考验坚如磐
父亲在风雨如磐的地下工作中，不仅经历了生死考验，也收获了爱情。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也被派往吴德峰情报系统担任报务员，父亲是她的领导。朝夕相处中，他们同生死、共患难，逐渐萌生了对彼此的爱慕之情。同年“双十节”期间，日寇的飞机前来轰炸，民众争先恐后地涌向防空洞，而我父亲却逆向而行，直奔隐藏着电台的密点。当他赶到密点时，母亲正神情自若地守护在电台旁，见此情形，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他对母亲平时的欣赏与爱慕顿时升华为革命的爱情，也就是在这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他向母亲倾吐了心声……
经党组织批准，父亲与母亲在敌占区结为终身伴侣。参加他们婚礼的只有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交通员陶斯咏和他的女儿，没有鲜花、没有美酒，有的只是窗外呼啸的北风和刺耳的警笛声。
1941年，父母返回延安中央社会部，从“地下”又回到了“地上”。父亲先是担任李克农同志的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央社会部一室（负责情报）副主任、主任。
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离，受中央社会部派遣，父亲到中央前委工作，追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他与奋战在敌营的我情工人员密切配合，通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为中央前委在胡宗南几十万军队的眼皮底下与敌周旋，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保障。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曾经赞扬说，我们天天都有可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来到黄河边，突然兴致大发，把父亲和王铮、李质中等同志叫到身边，将手往腰间一插，说，“小鹏（童小鹏），来给我们照张相，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敌人能奈我何？！”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完成了许多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
1963年5月，刘少奇同志访问柬埔寨，父亲随行，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和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临行前，我情报、保卫系统已经侦破了国民党特务机构阴谋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排除了国民党特务沿途埋设的爆炸物。但是否排除干净、是否还有隐患，谁也不敢打包票。
当刘少奇的专机降落到柬埔寨的波成东机场，且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后，父亲做出了一个临时决定：由他乘坐本应由刘少奇乘坐的第一号车，在前面开路。陈毅开玩笑说：“小老乡，你这次可要当替死鬼喽。”父亲淡淡地一笑，回答说：“职责所在嘛！”这句话深深震撼着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的精神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小时候，我曾经对父亲从事的工作不甚了解，也不太理解。一些同学神秘地称我父母工作的单位是“特务机关”，我知道后很生气，还不解地跑去问父亲：“你和妈妈怎么都成特务了？”父亲微笑着回答我：“‘特务’也不一定是贬义词呀。”长大后，我当兵被分到了特务连，这才领悟到原来“特务”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他们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身怀特殊技能，执行特殊任务，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年过节，他都要去看望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工人师傅和警卫战士。每次去开家长会，他总是独自骑自行车前往，老师们在我学生手册上写下的评语，他也每次都认认真真地看，并留下签名。如今，每每看到父亲工工整整的字迹，想到他在百忙之中仍然关心着我的成长，我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最反对孩子们搞特殊化，最反对我们有“自来红”思想。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们永远不能忘本。”我在中学时期曾度过了3个有意义的寒暑假。一次，父亲让我们兄弟到京郊东北旺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让我们到时传祥清洁班，与工人师傅一起掏大粪；还有一次，让我们到公安总队当兵，与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现在，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父亲对我影响至深的，还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1991年，母亲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强忍悲痛，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告别词》：
希健，您离开我们走了。您生前忧党忧国忧民，我们常议及我俩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坚信我们一生追求的事业必胜必成……遵照您生前相约，您的骨灰，我们撒在长城，以遂您的遗愿。您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您又随着国歌声飘扬而去。我们在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险的时候要居安思危，革命到底，要以我们的骨灰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是祖国国魂所系，也是您的英灵所在。您先走了，我将来也要随您与长城同在。
字里行间，倾诉着父亲对母亲深深的爱；字里行间，浸透着父亲对党的无限忠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看到盛大的阅兵式，听到令人心潮澎湃的国歌奏起，我想对父母说：你们与长城同在，你们与共和国同在，你们与人民同在！今日之盛世，如君所愿！
（来源：《党建》杂志2020年第1期 原标题为：《“待到山花烂漫时”——忆我的父亲罗青长》 本文有删节 作者：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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