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突然去世，中华大地暂时山河失色。
当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赶到202会客厅，进行主席身后事宜的商议。毛主席的意思是在他过世之后，要将他的遗体火化。他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遗体火化书上签字的中央领导人。然而当晚为了磋商主席身后事宜而开的紧急会议，从火化到决定对主席的遗体进行永久保存，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从火化到永久保存
这次的紧急会议由当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一切围绕主席的身后事宜进行协商，会议后，接着就商讨如何保存毛主席遗体的安置问题。毛主席是在火化文告书上签了字的，原本决定在追悼会结束后，主席的遗体会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火化，因此也只做了常规的15天有效期的防腐处理。
可9月10日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要永久保存毛主席遗体，建立纪念堂，以供瞻仰。
毛主席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领导人，他是中国人民的信仰。将他的音容笑貌永久保存下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做出这一决定是有很大风险的，也引发了很大争议。
要进行永久保存，需要在2小时之内采取特殊手段，然而遗体已经超过2小时的有效处理期限，再要按部就班去做已经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别的医学手段来攻克这个难题。
华国锋做出的这一决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反对的政治局同志不在少数。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改为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风险很大，一旦失败，是没法和全国人民交代的。
华国锋
当晚轮到叶剑英守灵，他拄着手杖蹒跚走出会场时，华国锋加快脚步，与叶剑英并肩，问到：“叶帅，你说这个遗体还有办法永久保存吗？”
叶剑英回答：“现在已经做了暂时保存的处理，我们还能想想办法。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遗体也是停放了三天之后才决定采取永久性保存的。到今天依然保存得很好。”
华国锋一听脸上有了喜色，当即道：“我给孙德胜同志发个电报，请他派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前来协助。”叶剑英意味深长地叹道：“其实，主席本人的意思是要把他的遗体火化。做不了永久保存也没什么，就只怕有人要借题发难。”
华国锋十分感激，说：“还是叶帅想得周全。我马上叫人先护送主席遗体去医院。”
9月12日一早，华国锋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支持，华国锋在会上宣布：“经过中越专家组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可以进行永久保存了。”
话音刚落，就被热烈的掌声淹没。几位尚沉浸在悲伤中默默流泪的委员，脸上也有了笑意。主席遗体的永久保存工程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全票通过，神秘的一号工程就这样启动了。
一号任务秘密启动
保存主席遗体的一号任务在当时属于机密工程。直到二十年后，参与工程的专家们才陆续披露出当时的一些细节。
由于在主席离世时，采取的决定是将主席遗体短暂保存15天，追悼会结束都即进行火化，这也符合主席本人的意愿。但2天后的会议决定更改了主席的遗体保存工作，将15天暂时性保存改为永久保存，且需要保持主席在世时的音容，医务人员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
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遗体保护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吴阶平记录了自己的忐忑不安：
虽然以往他曾经承担了很多重大的医疗任务，为许多重要的领导人进行手术项目，但对于这次任务，他无法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保存遗体的手法并不困难，要求只是长期不腐，这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科学方法。这在苏联、越南已有过成功的案例。
但要将遗体保护达到可供瞻仰的水平，面部颜色、容貌宛若再生，并且需要考虑到长期光照和湿度、温度的影响，仍然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这方面尚未有成熟的科学技术体系可供支撑。然而这是一项不能不承担的重大任务，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苏联是发明了遗体保存技术并进行首个应用的国家，在遗体保存这方面的技术较为完善和先进，然而这项技术属于国家机密。而毛主席生前最痛恨苏联的修正主义，专家组决定转而向越南进行讨教。
遗体保存技术分为前中长期，越南方只传授了遗体保存的前期技术。这项秘密而又重大的遗体保存工作只能在摸索中前进。18日，追悼会结束后，接到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遗体被转移到一个代号为“769”的地方。
以中央的名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地的专家组成了“遗体保护组”，成员有顶尖的专科医疗专家，解剖学专家，形态研究室专家，有来自“马王堆”的遗体保存专家等等，各相关领域的人才齐备，由黄树则、吴阶平、徐静带领。
20日凌晨3时，一列车队穿过了悄无人烟的长安街，驶向毛家湾。车队开出一段距离后，从防空洞的秘密通道驶向目的地。车上载着主席的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陪同，遗体保护组的医疗专家吴阶平、林均才、徐静等也随之前往秘密的“769”。
他们将在这个异常保密的地下世界这里度过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地面上的世界会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地下世界里，保护组的成员们一切的工作都将围绕着主席遗体保护这项秘密工程，不问世事。
大铁门旁，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汽车在门口停下，进入隧道后，吴阶平发现，这里的通风条件似乎并不很理想。
尽管场地十分宽阔，足以容纳4辆小轿车并排行进，然而呼吸间能闻见很重的霉味。沿着隧道行走约一百米后，他们来到了遗体保护室。这间保护室是一间医院的地下手术室按改造完成的。
设施完善，条件也十分齐全。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每个房间的环境都达到了密封、隔氧、低温。遗体保护室的中央安放了一个巨大的钛合金金属容器，遗体即将被转移到这个盛满药液到容器之中。
遗体的保护十分严格。防腐问题自然是首要。遗容的神态、容颜也要时刻注意。为了保持自然的颜色，保护组禁止使用化妆品，任何化妆品都会对遗体产生轻微侵蚀，再细微的变化都需要严格控制。
遗体保护的方案经过彻夜探讨，摒弃了看起来像实验室标本的纯液态保存方式和会使遗体失去水分而形成干尸的纯气态的保存方式，以“马王堆“女尸的保存为灵感，最后的遗体保存方案终于敲定以气态、液态相结合的原则的方案，配合特制的升降系统。
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保护组决定不计成本，将充入其中的惰性气体敲定为氦气，隔氧的标准被惊人地提高到了100%。
尽管保护组成员们谨小慎微，遗体却仍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产生微弱的转变。保护组的工作只能是严格将这些变化控制到最小。成员们严格分工，分为3个组，每日24小时都进行监测，一刻都不能马虎。
许多检测方法也是倾尽脑力。比如面部皮肤，很难用科学方法进行精确测量。成员们就想到了借鉴军事上绘制地形图等高线的原理。
再比如皮肤肤色的变化，专家们决定采用“邮票法”，将差别相当细微颜色从深到浅排列在一个本子上，工作人员就用这个本子每天进行比对，用肉眼观测，这才将这些异常细微的变化变得量化和可标注。在还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没有比这些更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关于遗容的色彩问题，一些成员主张颜色应该鲜艳一些，显得更为健康自然，这个问题也经过了反复的商讨，于是小组采取和邮票法相近的人工比对的策略，并经过反复试验，最终选定了一种所有成员比较满意的颜色。
工作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最高指示，公布了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这给承担纪念堂建设和遗体保护工作的人员陡然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1977年8月20日凌晨，经过一年时间通宵达旦、日以继夜地奋战，攻克了无数难题的遗体保护小组终于完成了这项秘密而重大的工程。运载主席遗体的车辆在夜色之中，从“769”出发，缓缓驶向毛主席纪念堂。
经过了短暂适应性处理，当天上午，遗体即被移入特制的水晶棺之中。纪念堂开放瞻仰时，主席的遗体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干湿结合的保存方式，遗体的衣服内包着水分，即非裸露部分处于液态环境，而面部则是处于气态环境。
这样的方式模拟了人体在生时的环境，使得遗体看起来栩栩如生，既保持遗体的恰到好处的湿度，又杜绝了水晶棺内因低温产生的水雾。瞻仰结束后，遗体会通过升降系统下降到一个特殊的密闭容器之中，进入无菌无尘的恒温地下保护间封存起来，为遗体补充更多水分。
每年在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过后，纪念堂都会停止瞻仰遗体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遗体会被送往地下保存室的液体容器中，补充充足水分，并由专家组仔细检查遗体的状态，以提供更好的修护。
主席的遗体进入纪念堂后，前一个阶段的保护工作已经顺利完成，进入了一个长期阶段。经过了33年，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正在逐渐规范化，并与时俱进着。为此，“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成立，并由曾经的遗体保护小组成员徐静担任局长，对这项工作进行长期主持。
毛主席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
实际上毛主席对于生死问题十分豁达。谈及生死，他曾对蒙哥马利元帅这样说道：
“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想我会怎么死呢？无非是一、被人开枪打死；二、乘坐的飞机掉下来摔死；三、火车车祸撞死；四、游泳淹死；五、害病病死。我死了火化烧成灰，骨灰丢到海里喂鱼就好了。”
他对其护士长吴旭君说得更加潇洒豁达。他说：“我喜欢吃鱼，吃的鱼比较多。我死后火化了，你们把我骨灰撒了喂鱼。你就帮我跟鱼儿说‘鱼儿啊，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所以他带头在火化文告书上签了字，打算号召人民形成火化的氛围，解放更多的土地还耕于民。然而当时苏联开了领导人遗体保存这个先例，列宁的遗体就被保存下来以供瞻仰。越南的胡志明紧随其后。
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的遗体进行保存并提供瞻仰，无疑具有极其特殊的精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