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责任，两者都没有资格，三者也没有能力，那德怎么能一句话决定别人的生死呢？
有一个伦理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叫做电车难题，非常有名。
实验的内容是一个疯子，把5个无辜的人绑在了电车轨道上，而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向他们滚滚而来，片刻后便会碾过他们的身体。现在你有一个机会拉动近在眼前的变轨拉杆，使电车向另一条轨道驶去。但令人矛盾的是，疯子在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无辜的人。你该如何抉择呢？
当初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深受困惑，最终无奈选择了放弃。拉动拉杆儿吧，那个无辜的人实在太过冤枉；不拉拉杆儿吧，又要多死4个人。我觉得如果自己身临其境，就这纠结的时间，失控的电车已经碾过了5个人的身体。
这不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吗？当面对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时，我们便习惯性地陷入哈姆雷特式的纠结当中，“做或者不做，这是个问题。”而选择拖延，便已经默默地选择了“不做”的选项。只不过相比于直接做出选择，还存了一丝侥幸之心，想要等等，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所以，“电车难题”哪里只是纠结于别人的生死，自己也身在局中。既然无法解决，那便暂且搁置。只要没什么诱因，尘封的记忆也很难被唤起。不巧的是，最近在网上，我又看到了网友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复述如下。作者跳出了实验的范围，引入了诸多现实因素。比如如果自己不作为，装作看不见，就什么事也没有。可一旦拉动拉杆，让电车变道，他便杀害了那个无辜的人。现实世界对此事的判定，不会是什么见义勇为，而是故意谋杀。法院的判决，受害人家属的索赔，社会舆论的攻击，都会让他陷入绝境。
除此之外，那辆失控的电车碾过人的身体，有一定可能会出轨。由此造成的电车乘客的伤亡，以及电车的损伤，也得由他来负责。即便大家都知道，碾过1个人的身体会让失控的电车出轨，那么碾过5个人的身体，电车大概率也会出轨，这一结果与变道关系不大。
但谁让他动手了呢，谁让他沾染了因果呢，他必须是整个事件的替罪羊，是所有愤怒、悲伤、痛苦的发泄出口。毕竟这是现实世界，而非理想空间，个人的一切行为都要由自己来承担后果。这后果太过惨重，哪怕只是有可能发生，也会令见义勇为者望而却步。老人倒地没人扶，不也是这样吗？
看到这位网友的想法，我为他能引入现实这个变量而赞叹。接下来，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进行思考。在“电车难题”当中，需要做出回应的主体是一个普通人，也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我们不是专家学者，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无法通盘考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不是政府官员，手中没有多少资源与权力。按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我们并没有责任来承担这么沉重的话题，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做出选择。
我们凭什么以拯救五条无辜生命的名义，去剥夺另一条无辜的生命呢？我们有国家的授权吗？有法律的授权吗？出了事，有谁帮我们兜底吗？都没有。既然我们一无责任，二无资格，三无能力，那又何德何能，一言而决别人的生死呢？
况且，5条无辜的人命，就真的比1条无辜的人命价值更高吗？如果生命是无价的，那么5条人命也并不比1条生命的价值高。如果双方可以比较，那么无论一条生命的价值有多高，他都是有具体价值的。既然如此，我的生命也有价值，凭什么为别人无偿牺牲？
如果把问题换成是撞5辆车，还是撞一辆车时，我会选择紧急避险，撞一辆车，因为车是有价值的，在车完全相同时，5辆车的价值明显高于一辆。但前提条件是，有政府或社会为我兜底，不必为一定会发生的电车脱轨事件负责。
其实，“电车难题”还有另一个版本。它的前身是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的枪决原住民问题。假设一位植物学家来到了一个独裁国家，独裁者抓捕了20个无辜的印第安人，将以叛乱罪全部判处死刑。此时他向植物学家提出要求，如果植物学家亲手开枪打死一个印第安人，则其余19人无罪释放。植物学家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相比于“电车难题”来说，就更加露骨了。明明是独裁者草菅人命，却假植物学家之名转移矛盾。让一个与此事无关的人，做出令人矛盾的抉择，实质是统治者为自己的恶行寻找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