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回顾了鸦片战争至民国期间中国人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夷夏之辨”认同理念随着西方侵略和中西交流的逐步深入而被转换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历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于本文中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自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和话语体系进入中国，中国原有基于“天下”体系和“夷夏之辨”群体分野的政治、文化秩序已不复存在。中国人只能在列强主宰的“新天下”秩序和洋人主宰的新语境下学习如何理解外来西方话语（如“民族”）甚至如何界定自己原有话语（如“夷”）的定义，与此同时，在极为屈辱的氛围下努力探索如何在新的国际规则（实质是列强制定并强力推行的“丛林法则”）中“救亡图存”，探讨如何“保国保种”，如何在勉强保存下来的国土上重新构建自己的国家。
马戎教授认为，今天需要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接受的所有源自西方并已在国内广泛应用的政治、文化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中认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寻找可能的共性，分析差异的由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比较中真正认识西方世界，并因此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国家与社会。”
欢迎进一步讨论。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转载，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下是上半部分。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人在中西对话中被迫接受一整套西方的观念逻辑、表述话语和行为规则。
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多个历史悠久、灿烂多彩的文明体系。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把世界区分为七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归类为34个文明。谈到西方文化扩张时，台湾哲学家殷海光（1919—1969）认为亚洲有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四个“完整而独立的”文化。
人们经常论及的文明体系有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东亚大陆上的中华文明等。这些文明体系在不同历史年代发源于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特色的地域，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与冲突中，有些古代文明消失，成为今天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另一些文明则幸存下来，但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做出重大改变与调整，以适应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和文明交流的发展态势，其政权机构与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形式也不得不重组，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在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西欧基督教国家首先启动从世袭封建等级体制向立宪共和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转型。17至18世纪西欧以公民权和共和政体为政治认同基础、以传统文化与领土为边界的“国族构建”推动了新型认同理念与新型国家政体的构建，并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重建欧洲的国家形态与国际秩序准则。
各国进行政治转型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工业化，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和生产力的解放推动西欧各国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与话语体系出现更新与重构，迈入了工业文明的新时期。随后，以充满活力的新型社会结构、急剧增长的人口规模和由现代科技发展与工业实力支持的“坚船利炮”为后盾，欧洲国家开始向全世界进行武力扩张，开启了世界史上的殖民主义时代。
亚非拉各地的本土政权在其冲击下，依据自身文明体系历史积淀的厚度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弱走上各不相同的命运之路：拥有灿烂文明并一度强盛的奥斯曼帝国被肢解，许多本土政体被外来殖民军队征服摧毁，拉丁美洲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玛雅文明、印加文明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欧洲人占领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南北美洲和澳洲完全被殖民者占据，非洲大陆只剩埃塞俄比亚一个独立国家，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只剩尼泊尔和泰国两个独立国家，世界政治与文化版图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态势下，位于东亚的清朝和日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一、近代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的观念逻辑、表述话语和行为规则
中国与欧洲各国地理距离遥远，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秩序，形成地中海文明圈和东亚文明圈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政治体系。历史上中国与欧洲陆路贸易的中转站，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近代欧洲人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通过海路来到亚洲，中国与欧洲之间直接开展的政治、文化交流首先由这些乘船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所推动。
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经澳门进入中国，向中国朝野传播天主教并介绍西方文明，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及《测量法义》、《同文算指》等科学技术文献，使中国人开始系统接触西方天文、数学、地理、医学知识。从明朝后期直至晚清，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文明时把一些西方词汇译成汉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语言翻译工作和中西文化交流。但是西方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宪政法律等文献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则要推迟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才真正起步。
自鸦片战争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割地赔款。中国人在与西方各国交流中完全丧失话语权，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在中西对话中被迫接受一整套西方的观念逻辑、表述话语和行为规则，中国出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在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被迫放弃中华传统的“天下”理念和“华夷”秩序，转而在思想上接触并试图理解这套外来话语，在与列强交涉过程中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欧洲外交规则，从而开启了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两套思维模式和两套概念话语之间的艰难对话。
1861年清政府设立主持外交通商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864年、1865年和1893年先后成立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上海）英华书馆和上海同文馆，系统培养中国的外交与翻译人才。
虽然列强口头上标榜“平等”和“国际公法”，但自鸦片战争后，清朝与列强之间的“外交”活动所遵循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屈辱条款的规定，丝毫不具有“平等”或“对等”的含义。在对华外交中，列强不断干涉中国边疆地区和地方群体内部事务，如1872年沙俄承认新疆喀什的阿古柏分裂政权、1888年英国强迫清朝开放西藏亚东通商口岸等。列强始终试图通过外交压力、武力威胁甚至军事干涉把中国中央政权对边疆部族的统属关系纳入西方话语体系当中，企图改变这些地区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从而进一步把中国各边疆地区变为列强殖民地或“保护国”。
与此同时，列强在华使节和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并由西方机构资助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地理学家和各类“学者”遍访中国边疆地区，修建教堂，组织社团，开办学校，发行报刊，甚至为一些尚无文字的族群创制文字，积极吸收各族青年出国留学以培植代理人，努力渗透进中国边境社会各阶层，干预地方事务，挑动族际矛盾。
与此同时，“Tibetan Nation”、“Mongol Nation”等称谓从西方文献被转译为中文的“西藏民族”、“蒙古民族”。西方势力努力把大清国内部结构塑造成一个“多民族并立格局”，并把“Chinese Nation”的涵盖面仅仅局限于汉人群体。以“西藏民族”、“蒙古民族”这些概念为引导，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话语、“民族自决”和民族认同理念通过各种途径被直接或通过汉文媒介灌输给中国各地满、汉、蒙、回、藏等族群的精英人士，逐步进入其话语体系，西方政府及“学者”们精心培植各边疆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分裂倾向。
正是这些西来“新称谓”的意涵及其“潜在利益”的宣讲，潜移默化地在中国土地上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模式，并利用各族在外留学生在精英群体中加以传播，制造族群隔阂与仇恨，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分化瓦解中国的侵略野心。
帝国主义势力的上述努力必然影响到清朝各辖区内部族际关系和话语体系的变化。由此发端，受到西方概念（如“民族”、“民族国家”）与话语体系影响的中国各族精英群体不仅开始使用这套话语来理解中国外部的一个全新世界，也不可避免地使用这套话语解读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历朝历代的族群演变和族际互动史，从而逐步由外入内、由上而下、由今及古，推动了中国社会话语体系的整体转换。
在屈辱被动的对外交涉中，中国人传统的“天下”体系政治秩序和“夷夏之辨”认同理念被转换为外部强行输入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国人此时必须考虑：如何称呼那些跨洋而来的陌生人群，如何称呼大清朝周边的藩属，如何称呼作为一个整体的清朝臣民，如何称呼那些清朝下辖但享有不同管理体制、拥有不同族源、语言、宗教及生活习俗的群体，以及今后如何维护或重新构建中国这个政治实体。
这是一个自外而内、由表及里、群体称谓和管理制度不断调整的重建认同体系和国家组织结构的复杂过程。随着这套话语体系的渗透与群体认同意识的调整，晚清和民国时期也成为全体中国人重新理解自己的国家并努力重构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
起初，清朝官员们把对非中原群体的传统旧称“蛮夷”应用于欧洲人，如英国人一度被称为“红毛夷”、“红毛番”。但是在欧洲各国的强势压力下，这些“外夷”开始被视为平等“邦国”甚至中国人不得不仰视的“泰西”。在中华传统中，过去外邦来朝的使者称为“贡使”，这时则转称为由列强界定的具有“外交特权”的“公使”，各国“公使”被获准常驻京城，中华传统中“外夷使臣”觐见皇帝的跪拜礼也改变为各国要求的鞠躬礼，过去外邦来朝呈递的“贡表”被改称“国书”，过去与外邦签订的“盟书”改称“条约”。凡此种种话语转换，无不标志着中华传统“天下”体系的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一些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到清朝周边其他政权和族群（包括原清朝藩属国）如何逐次沦为列强殖民地，原有社会秩序和文化伦理体系如何被彻底颠覆，列强又如何分化各国内部群体以达到征服奴役各国的目的，开始认识到这些殖民地的命运即是帝国主义列强话语体系的真正内涵和其在各国推行“国际规则”的最佳注脚。为了“保国保种”，中华各族有识之士们只能努力探讨如何在难以抗拒的话语转换中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解读，以此来重新凝聚全体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防止族群仇杀和分裂惨剧出现在中华大地。
二、19世纪西文与中文词汇的互译
把西方文献中的概念及话语体系在19世纪后期译成当时的中文，自然因文化差异和时代跨度而难度极大。图为严复（1854—1921）翻译的《天演论》封面及内文。
鸦片战争前后被列强输入中国的这一套西方话语概念，其在欧洲本土产生和流行的历史并不久远。17世纪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创新热潮，而“民主”、“自由”、“共和”、“民族主义”等政治理念则为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影响下，欧洲各国原有文字和词汇系统都发生很大变化，新的政治理念、社会运动和科技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概念与相应词汇。
举“nation”一词为例。该词源自拉丁文“natio”一词，原有多重涵义。“nation”的最初的通常说法，“意指一群人，这些人由于有相同的出生地而被归于一类，大于一个家庭，小于一个氏族（a clan）或一个人群（a people）”。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对“nation”做出重新界定：“这个词被用来表示一大群人，这些人居住在被某些界限限制的某一国家的范围之内，并服从一个共同的政府。”
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将“民族”上升到一个主权所有者的新高度，提出“主权的原则是其本质上属于民族”（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resides essentially in the nation）。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一直要到18世纪，nation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告浮现”。18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核心立场，即是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
如果说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访华的13世纪，中国和欧洲的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的仅仅是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差异；那么，19世纪欧洲列强在中国推行的话语体系和行为规则，则是根植于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一个人类社会全新历史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政治体系。正因为在清朝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列强输入的思想话语体系之间同时存在横向的地域文化差异和纵向的发展时代差异，欧美各国文字所表述的概念被转译为中文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
起初，中国人试图用中文已有词汇来转译西文词汇，其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伦理观，与许多西文词汇的原有内涵与语义差距甚大。因此，初期对西方文献进行翻译的中国学者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勉强地借用中文已有词汇甚至“生造”一些新词出来。如19世纪30年代末翻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中，第二十八“英吉利国”的政府官员被译为“职官”，部门机构被译为“衙门”，海军被译为“水师”，银行被译为“银号”，支出被译为“岁用”，官员名称则皆为音译加中文解释，如“律布来阿付西尔（管印官）”等等。又如英文“empire”一词，严复（1854—1921）翻译时使用的是音译词“英拜儿”。
不难想象，把西方文献中的概念及话语体系在19世纪后期译成当时的中文，自然因文化差异和时代跨度而难度极大。曾经留学英国两年的严复在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曾提出翻译中的“信达雅”三难：“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者必须“将全问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则所以为信也”。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人理解西方文献、选择译文用词的难度。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概道：西方国家“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这段话充分表达出作为西文文献翻译的先驱者，严复先生在选旧字造新词方面所遇到的多重困扰。
我们在中文译文里看到许多中国译者的“即义定名”。如英文中的“Peter, the Great”在中文中被译为“彼得大帝”，“Ivan, the Terrible”被译为“伊凡雷帝”。近几年国内一些历史电视连续剧取名为“汉武大帝”、“康熙大帝”，可能是参照“彼得大帝”的称呼而推衍出来，但是这些称呼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寓意未必恰当，反映出受到西文翻译影响的今人用语被转用到中国古人身上可能出现的时空差异。
西方人名、地名、国名、职务、爵位在译为中国文字时，必然会经历一个摸索、试用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一本小说的书名被翻译家傅雷（1908—1966）译为《邦斯舅舅》，但另一位翻译家穆木天（1900—1971）的译本则为《从兄蓬斯》。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1858—1917）一度被译为“涂尔干”，另一种译法是“迪尔凯姆”。欧洲世袭贵族的爵位分为五等，中国译者套用周朝五等诸侯的称谓，将欧洲的贵族名称译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举《四洲志》为例，该书译自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的《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初版于1834年），其中许多国名的译法与今天的译法不同，如“依揖”（埃及）、“巴社”（波斯）和“阿丹”（阿拉伯），而该书第七篇与第二十七篇都为“都鲁机国”，似分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欧亚两部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地理的知识极为有限，《四洲志》第一次让国人睁眼观看外部世界，它的翻译出版拓展了国人政治地理知识，振聋发聩，同时，该译本也展示出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知识体系时所面临的概念困惑及话语转化的探索足迹。
三、日文词汇成为中国引进西方话语体系的重要媒介
在中国翻译并接受欧洲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日文译本发挥了特殊的中介作用。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把一整套西方话语（包括政治、哲学、法律、经济、社会等人文社科知识体系，数理化、地理、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译成日文，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现代教育与工业化发展。甲午战败后，许多深受刺激的中国精英人士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学习日本“维新”和“脱亚入欧”的经验。“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二万人”，这些留日人士通过日文出版物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
由于日文大量核心词汇是汉字，阅读及译成中文十分便利，因此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便借助日本汉字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曾掀起一个译书热潮，梁启超指出：“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1905年清朝创办西式小学，使用的历史课本即是日文教材的汉文译本。中国人读到的第一本汉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是1919年从日译本转译过来。
文化学者裴钰在《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一文中指出：“日本汉语影响现代中国，有4个主要特点：（1）范围大，程度深：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2）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3）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4）外来词在中国已渐渐行成‘传统’，……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脱口而出的词汇是外来词”。该文特别指出：“在晚清民初，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大量翻译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名词，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本土的翻译词汇和日本汉语的词汇一PK，相同的翻译词汇，大都是本土词汇完败。”
所以，我们看到《四洲志》译本及前后时期由中国学者自主翻译时创造使用的许多词汇，很快被日文译文中的词汇所取代。例如严复曾把sociology译为“群学”，但最终还是被日文汉字“社会学”所取代，其余被日文替代的词汇还有“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等。裴钰文章开列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几百个源自日文的当代常用汉语词汇，几乎涵盖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绝大部分常用词汇，读后令人震惊。
至于究竟有多少日本汉字被介绍进中国以及我们今天应如何评价，此处不予讨论，仅想指出日文文献及词汇对中国社会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应当借助以汉字为主体的日文文献学习西方文明，一度成为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
1896年，梁启超指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新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术，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1897年，梁启超等集股创办的大同译书局，所译的书籍也是“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救燃眉之急难”。
1900年，晚晴学者顾鸣凤指出，中国自强应以日本为师，因为国人学习西文很难，“日本维新而后，凡西政西艺各种有用书籍，均经译为东文”。“中日两国既属同文，华人之学东学，较学西洋语言文字事半功倍”。
这一套知识话语体系由日文版本转换为中文的过程，与中国由传统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的转换以及“废科举、兴新学”的教育体制转型过程基本同步。这一整套源自欧洲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概念所造成的冲击，几乎完全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思维模式和政治文化话语，使中文的章法句式、标点符号、词汇概念等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型。
西方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翻译的各类教材、编辑出版的报刊，以及当时风靡一时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译本和外国电影，强烈冲击了晚清特别是民国初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的思想体系、语言文学和教育体系，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认同意识和国家观念。
四、因“夷”字不同译法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
1834年8月号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中将“夷目”（外国人头目）译成“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这一译文激怒了英国官员。1834年9月8日，感到自己被蔑称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对清政府宣战。图为1832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第一卷。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夷夏之辨”一直是区分中原群体和周边有待“教化”群体的重要概念。中国人如何称呼来自遥远欧洲的人群，在近代中外交涉历程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在“外国七”中介绍了“意大里亚”（意大利），在提及明朝礼部关于利玛窦的奏文时，将其与“诸番朝贡”惯例进行比较。1643年初版、辑录明末佛教徒反对天主教文章的《辟邪集》则直接把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称为“夷族”、“夷类”，指责传教士们包藏祸心，妄图“以夷变夏”。
清朝曾一度把对欧洲各国交涉冠之为“夷务”，如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琦善办理夷务折档》等。1838年，林则徐（1785—1850）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中开始称欧洲各国为“外洋”，但1839年在《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他仍称之为“夷”，同年在《谕英吉利国王檄》中使用的称呼还是“外夷”“众夷”、“夷人”。1839至1840年期间由林则徐主持编纂的《四洲志》中，英国人被称为“蛮”。
1842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叙》中，虽称欧洲各国为“西夷”，但指出不应以传统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夷”：“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并明确提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见当时涉及西洋人时，“夷”字曾为国人所通用。尽管1858年后在对英交涉中不再用“夷”字，但直至1895年，时任江苏布政使邓华熙（1826—1916）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仍称列强为“外夷”。
正是由于文化体系和用词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西文字和概念的对译和理解中曾引发严重的外交冲突甚至直接导致战争。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对中文“夷”字的不同解读。
直至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们一直把中文“夷”译为“foreigner”，“夷商”译为“foreigner merchant”。同期，清朝官员把在华的外国商人称为“夷商”，把经营外贸的中国商行（如广州著名的“十三行”）称为“洋商”（英文译为Chinaman）。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抵达上海，中国官员在对其批文中按惯例将其称为“该夷船人……”。但是在这次交涉中，普鲁士籍翻译郭士立（Karl Gutzlaff或Charles Gutzlaff，也译郭实腊）对这一中文词汇做了新的解读，认为中文的“夷”意指“barbarians”（野蛮人），使英国船长感到批文中的“夷”字触犯了英国的体面而大为光火。特别是英国人至少在1721年就开始使用barbarian称呼中国人，现在居然被“野蛮人”称作“野蛮人”，这自然使种族主义观念极重的英国绅士绝对无法接受。
随后，1834年8月号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刊登了两广总督卢坤向广州洋商发布谕令的英译本，该报竟然把“夷目”（外国人头目）译成“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这一译本自然激怒了英国官员。1834年9月8日，感到自己被蔑称为“野蛮人的眼睛”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Lord Napier）对清政府宣战。因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Lydia H. Liu）认为，引发“英国第一次对华战争的导火索既不是鸦片也不是贸易平衡”，而是“对其侮辱英国皇室的行为进行报复”。
郭士立透过英文的“barbarian”来解读中文“夷”字的含义，由此挑起中英外交纠纷和第一次中英战争。这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方法，被刘禾称为“跨语际的谬释法”（catachresis），“一边跨越语言的界限，一边又掩饰其越界的痕迹，从而有效地操纵衍指符号的意义”。
由于“夷”的用法成为中英交涉的争议焦点，1858年签署的《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中文版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由于“夷”字被正式禁用，原被称为“夷行”的在华外国商行也改称“洋行”，而朝廷文书中原来使用的“夷务”随后也改称为“洋务”。
刘禾指出：“此时汉字‘夷’的所指，并非汉语原有的概念，它以翻译体转喻的方式，指向英文‘barbarian’的概念。……事实上，《天津条约》的法律禁令，确保了这个衍指符号的独尊地位，迫使汉字‘夷’的所指，只能限于英文‘barbarian’的字义范畴。……‘夷/i/barbarian’这个语义交叉的衍指符号所暗示的，恰恰是大英帝国和大清国对峙的过程中，双方如何争夺对中国主权的象征的和实际的控制。”
在交涉中，中国官吏一再指出“夷”字并无贬义，“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但是，对于一个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字（“夷”），究竟应当如何解读，中国人说的不算，唯有英国人说的才算，如果中国人不肯接受，英国人就用它的坚船利炮打得你被迫接受并写入正式的两国条约，明文规定今后中国与西洋人打交道时断不可使用此字。
19世纪中英双方围绕“夷”字的争辩，已成为西方人牢牢掌握中国话语权、甚至对中国词汇具有单方面解释权的一个最生动的象征案例。这一个案所展示的就不仅仅是文化霸权了，也是以武力支持的赤裸裸的政治霸权。
1842年和1843年清政府因战争败绩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后，中外交往态势发生大逆转。1858年签署《天津条约》后，中国官员对欧洲各国的称呼逐渐发生变化。如1877年，康有为（1858—1927）在《理学篇》一文中把“中国”与“泰西”并列。1881年，上海《申报》刊载一篇题为《泰西风俗近古说》的文章后，“泰西”成为晚清学者称呼西洋诸国的统称；1888年，郑观应（1842—1922）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称列强为“泰西各国”；1896年，梁启超在一组题为《变法通议》的政论文章中称列强为“泰西诸国”。1898年，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一书中称列强为“西国”。（待续）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期，原题：“西方冲击下中国的话语转变、认同调整与国家重构”。略去注释，正文略加简化和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