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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虫子2
坐在座位上的感情总是表现欲格外旺盛，情况频繁的大型工厂职员和意外丧命的外卖骑手几乎可以同时上热搜。
但大部分人开喷之前，未必找准了自己的社会站位。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随机抽取7万份样本，推算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47亿人，1000-1090元的是5250万人，1090-2000元的有3.64亿人，这10亿人无疑是低收入群体了。
月收入在2000-20000元之间的有4.38亿人，可以看做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阶梯跨度过大，参考意义并不高。
月入2000在北上广深就是温饱水平，这个中产简直低到尘埃里了，月入2万还要看年龄，看城市，看贷款，看资产，看健康状况，看家庭结构等等。
网上有项调查，京沪家庭年收入多少才算中产。
32.2%的人觉得在80-120万之间，31.2%认为是50-80万，26%认为是120万以上，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落在30-50万这个区间。
在“人均985、年薪百万”的知乎，也有人发问，上海7套房，无贷款，外加现金股票6000万，算不算中产？
真不全是凡尔赛的炫耀，多少也有自我认知的茫然。
以猝死的大厂女生为例，据说就拿了150万元的package，死于保安之手的外卖骑手，每天80多单也是月入破万，都是有底气的打工人。
但他们有多少中产的优越感和安全感？
中产一词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但他的中产只是一个财富概念，没有其他内涵。1912年德国学者莱德勒把白领称为“新中产阶级”，就比较接近现代范畴了。
真正定义新中产和老中产的是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
他把农场主、小商人和小业主称为老中产，把办公室文员、职业经理人和其他新兴职业者统称为新中产，这个分类也适用于后来的互联网。
老中产数量庞大，新中产充满时代优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005年社科院出版《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作者周晓虹访谈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五大城市的3000多份样本，其中85.5%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是中产阶层，只有极少数自认是富人或穷人。
中产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不确定性极高。
1、收入
新中产大多是互联网原住民，前有996福报，后有35岁大限，上有老板PUA，下有苏享茂式情感陷阱，后半生的安全系数不高。
2、资产
新老中产都不在舒适区，老中产房东化，用房子收割新中产，后者套现之后也变成老中产，但大家的资产配置过于集中，未来能否跑赢大盘，谁都心里没底。
吴晓波的《2019年中产白皮书》认为新中产家庭年收入20万元起步，净资产中位数是317万元，一线城市高达477万元，平均负债是112万元。
胡润的财富榜单标准差不多，中产的净资产至少300万起步，而且配置必须合理，股票、债券、基金、保险、古董、艺术品、珠宝等等。
光凭几张房奴证书，潇洒不起来。
3、预期
社会生态加速进化，锤爆了正常的人生预期，老中产不知房价是否崩盘，新中产不知比特币能活几年，快递员、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新技术取代。
4、负担
从2017年度的人社部统计公报可知，2018年个税起征点调高到5000元，纳税人数从1.87亿下降到6400万，占就业总人口的15%。从公共财政角度而言，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个体家庭角度而言，他们是付出最多的群体。
5、生活状态
知识型劳动或技能型劳动，曾经的风光都被互联网消灭了，新中产的工作强度与体力劳动者无异，只是场景不同而已。
新中产门槛无限拔高，个人感知却被消费主义极度弱化。
现代社会物质富足，创造了大量公共消费品，普通人的获得感空前增加，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红甜品犒劳自己，从而在整个下午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幸福。
原本用来识别身份的个人标签也被淡化了。
封建时代，服饰可以区分阶层；工业时代，流水线的员工统一着装；即便今天，曹德旺那样的老板仍然相信秩序出效率的逻辑，但互联网让码农的工作和生活个人化了，大型券商也不一定非要西装革履。
消费下沉和普世化非常明显。
路边的麻辣烫、卤煮火烧、打边炉、羊肉泡馍、煎饼果子，不仅三教九流喜欢，开豪车的成功人士偶尔也会捧场。
富丽堂皇的SKP，顶多对外卖小哥不友善，却不会将普通人拒之门外，宜家和星巴克，不会驱赶蹭空调、占座位的大爷大妈。
这就模糊了我们的自我认知。
如果你称赞一个朋友是中产，人家多半不承认，但你换个方式，问他为什么用便宜的小米手机，他铁定挂味了：老子买十个苹果也富余，爷就是不想被收智商税而已。
我们可以自谦，但绝不允许旁人看轻。
所以互联网创造新中产，只要创造中产心态就行了。
清人李渔写过一本书叫做《闲情偶寄》，他说穷人之乐，“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
翻译成人话，只要有合适的对标，就能收获鲁大师的精神胜利法。
至于富人，李渔认为是“悦色娱声,眠花藉柳,构堂建厦,啸月潮风诸乐事,他人欲得,所患无资,业有其资,何求弗遂?”
这里你注意李渔描绘的几个典型场景：
悦色娱声，指的是享乐消费；
眠花藉柳，是下半身享受；
构堂建厦，有钱必须繁荣房地产；
啸月潮风，可以理解为睡到自然醒的状态，现在叫财富自由；
这样说来，有了物质+精神的场景感知，就有中产心态。
过去中产的超前消费只有车子和房子，日常消费很难加杠杆，但互联网通过海量数据和精准匹配，就能让我们手里并不富余的闲钱回流到经济大循环中。
因为互联网产品学首先是心理学，洞悉新中产想消费又不敢花钱的心理，先用免费和低价，把花钱变成习惯；再用流量刺激消费主义，触发从众心理；然后用消费贷撬动可支配收入，给人生加杠杆。
三位一体，成功解锁了消费封印。
社交关系链则推动了越级消费。
中国人讳谈收入，却重视消费的心理暗示，按麦肯锡今年4月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其中28%由90后包办，小红书和朋友圈的艳羡目光是高消费的重要推手，也是凡尔赛文学的心理基础。
互联网最复杂的工作是创造有美誉度的身份加持。
十年前你问中国孩子的理想，大多数人会说是明星、老板、医生、白领、老师、公务员、飞行员、科学家等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点是什么？有钱、稳定、受尊敬，是岳母的最爱。
现在价值观变了，网红成为新宠，流量放大了塔尖群体的幸存者偏差，聚光灯之外的小人物都被自动过滤了，新的财富示范效应迅速形成。
你在抖音、快手、B站可以经常看到，直播半年就买房的自我宣示，以流量引导关注，以粉丝变现财富，这一步互联网做到了。
互联网把头部网红变成顶流，跻身富豪阶层，把腰部网红变成新中产，在不改变分配机制的前提下，直接把情绪变成了价值。
但现阶段流量网红的公众美誉度不高，李佳琦、杨超越以特殊人才落户上海，争议不少，甚至丁真爆红，都不是没有反对派。
批量生产网红很容易，重塑审美和价值观需要时间。
当年王朔说：所谓成功，不就是有钱，让傻X知道了吗，这话不全是对屌丝的蔑视，顺便也喷了成功者。
傻X都知道你有钱，说明炫富太没技术含量了。
蒋方舟在《圆桌派》上说“跑马拉松的中产是无声的广场舞”，听得窦文涛、梁文道、马未都一拍大腿，老文青不讨厌有钱，讨厌的是自以为符合身份的外化方式。
用佛家的话说，着相了。
但互联网反转了这种文化差异。
不仅中产要有符合身份的生活方式，连穷人也要精致穷，钱就是消费品，你的钱怎么花，旁人无权干涉，人死了钱没花完才是最可怕的。
过去的中产要有一张马术或高尔夫会员卡，新中产宁可窝在家里打一盘游戏；老中产准时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新中产只要年会上有苍老师就兴奋莫名，手机里从不缺小姐姐。
在精神属性上，王朔就觉得中产阶级应该安于现状，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互联网信奉的则是屌丝逆袭那一套。
某广告说，“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事物上”，快手说，“不要忽视追求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年轻人”，问题在于什么是美好事物？
祭出这么虚无缥缈的意象，说明互联网察觉了传统中产的易碎。
每次各种财富榜单一露面，评论区就少不了“被中产”，“被平均”，“抱歉，我拖后腿了”之类的跟贴，说明公共数据与个体感知的差异。
码农是互联网当红炸子鸡，也是新中产主力军，去年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全国码农的平均月薪是14410元，但人家自己未必觉得是中产。
一是有效赚钱时间太短，35岁出局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生活质量不高，没工夫培养高雅嗜好。
三是工作不高光，996、715、大小周、白加黑，总会找上你。
四是身体很悲催，亚健康跑不了。
再比如公务员。
工资不高，福利不少，工作清闲，岳母满意，经常被实名羡慕，但也可能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
还有工人老大哥。
时光倒流50年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如今避之唯恐不及，工匠精神永远受欢迎，但工匠从来不是一个好职业。
赚钱最难的穷人最爱冲动消费，完全不惧黑天鹅事件。反正时代进步，有我一份；真要房价崩盘，大家重新开始，怕个球。
反倒是新中产特别依赖一个稳定持续的经济格局，知识储备跟不上技术迭代，只好痛饮鸡汤，花钱自嗨，成为奋斗逼。
互联网给予的同时，也在索取，而且未必是等价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