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雨年代
§童年和家庭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八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
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交通、经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庶的地区。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永安村在五台县西南，沱沱河的北岸。滹沱河在我们那里回环转弯，流经太行山南端进入河北省。永安村是个偏僻山村，但借滹沱河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
在永安村，徐姓是个大姓，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三以上。
听长辈们说，我家祖上是三兄弟，从洪洞县迁居，落脚五台山下。一代传一代，不知过了多少辈，才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与家产，成为富庶之门。徐氏家族里，有个叫徐生坎的，清朝什么年代中翰林、入官门，做过巡抚，署理过两广总督，著有《瀛环志》一书。后来不知犯了哪条王法，被罢黜治罪，死后还服刑，棺材用铁链子锁着。
永安村的徐姓，属第三分支之后，到我这一辈是第十九世孙。
我家原先是一个大户，到我祖父时，家业衰败了。祖父名徐鹤林。据说，他雄心勃勃，从务农转为经商，企望借此带来转机，重振家业，光宗耀祖。但事与愿违，结果不仅没有赢利，反而赔了本，从此一蹶不振。
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上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
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时候中了秀才。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他教书多是到“口外”去，大概就是现在内蒙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因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
“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了，闹个两手空空，命也差点搭上。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场。
村里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他来家也闲不着。村里有个大小事，象打架斗殴、家庭纠纷、分门立户、典地立契等，往往找他调解或作中保，他也乐意办这些事。
由于我父亲常年教书在外，家里生活的实际组织者是母亲。母名赵金銮，没读过书，是个农村家庭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在料理家务，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上。她节俭勤劳，温柔善良，自己省吃俭用，但常常帮贫助老。她的性格和品德，对我们兄弟姐妹颇有影响。
母亲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佛教。在四大佛山之一的五台山下，佛家弟子众多。我们家顶楼上一个角落里，供着一尊木雕菩萨和一尊石刻观音，据说是从五台山“请”来的。母亲信仰佛教很虔诚，鱼、肉、蛋、葱、蒜、韭菜，都不入口，叫做“吃清口斋”；每天夜半人静时闭目打坐，从不间断。在她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姐姐也信佛。父亲、哥哥、妹妹和我，都不信那一套。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参加劳动。大姐先月，二姐春月，没读过书，是母亲的好帮手。哥哥徐受谦，因为是长子，很受器重，读书也比较多，但在家里同样得干活。他后来在阎锡山部队当了名军需官，全国解放后在太原文史馆工作，一九七五年去世。妹妹占月，长大时，姐姐哥哥们都出去了，一些家务劳动活多靠她来干。她在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后教过书。抗日战争时跑到延安，取名徐达，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我从七八岁开始，便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劳动。拾粪拣柴，是我经常做的。也采树叶，挖野菜，我吃过好多种野菜，养成了吃野菜的习惯。
母亲干活一向仔细、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做什么活，都要规定数额。拿拾粪来说，每天早饭前必须拾一箩头回来，否则不准吃饭。北方农村积肥主要在冬季。寒冬腊月的五更时分是“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我在外边拾粪，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冻成那个样子，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但她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在旧中国农村，吃穿用主要靠自家生产。一个家庭可以说就是一个小社会。家家户户，年年岁岁，都要想方设法种地、织布，编制各种盛器、家具。我也学会了编篮子、笆篱等一些常用的家什。听妹妹说，我离家八九年后，家里还用着我编的篮子。母亲想念我，有时看到那篮子就流泪。
正当我度过我的童年的时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清朝政府昏庸腐败，危机四伏。山西地瘠民穷，加上连年干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移宫西安路过山西时，又大肆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社会极度黑暗，民不聊生，一场推翻满清帝制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我那时还不懂得这些，但从人们的议论和神情中感到，恐慌，忧伤，不满，渴望改变现实的黑暗状况，成了生活的主调。只听老人们说：“世道要变了！”
§读私塾 上小学
十岁那年，父亲送我到本村私塾读书，学名徐象谦。
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变化，开始了向新学校的过渡。就学的孩子都到学堂去，由先生讲学。学生集资，付给先生酬劳。
课本还是旧的，《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这些“旧时村塾所课杂志”，“童蒙诵习之书”，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有的上千年，到我们这一代，是最后把它们当课本来读了。辛亥革命后，宣布小学废除“读经科”，改读识字课本。我妹妹上学时就读“人、手、足，刀、尺”，算是新课本。
那时念书，纯属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眯缝着眼睛，唱唱咧咧，摇头晃脑。先生这样，学生也这样。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诵如流就是好学生。再就是写仿，练毛笔字，一笔一划，正正规规地写。背书写字，不合老师的要求，要打板子、罚跪。私塾课程设置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数学，我的数学基础一直没打牢。
上学前，父亲就教我读书，写毛笔字。只要他在家，每天都要子女读书写诗，马虎不得。所以，在私塾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老先生也喜欢我。这不是我有什么天赋之才，而是父亲，老师用心血造就的。
我在本村私塾学习了两年，而后转到沱阳学校读高小。沱阳学校校址在东冶镇一座庙堂里。神像被搬走，殿堂作教室。
这所学校办得比较正规。课程以语文、算术、英语等为主课，还设有历史、地理、格致（理化）、修身等课程，这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
进入这个学校，使我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学英语，感到很新鲜。脑子里也产生了很多疑问；怎么还有英语？人为什么不说一样话写一样字呢？有一天我壮着胆子问老师：中国入学英国话，英国人学不学中国话 ？老师没有回答我。
在沱阳学校读书时，我是住宿生。我们家离东冶镇五六里路，不住校也是可以的，但我喜欢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同学们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谈话很有趣。—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母亲开始不同意我住宿，父亲倒是想得开，他主要是从有利于学习考虑的。
住在学校里要交伙食费。家里拿不出钱来，就得带菜、带饭。菜也没有什么好带的，无非是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什么的；主食带小米和窝窝头，一个月一升小米，熬粥喝。特别是冬天，光吃凉窝窝头受不了，有碗热粥就好得多了。
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学习十分用心，尤其注重算术、英语等新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比较差，第二年就赶上去了。正课之外，还看了不少书报。我们村有三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们回家时，常来学校，教我们唱歌、爬杆、耍木枪等。这时关于国家的事听得就多了，孙中山呀，辛亥革命呀，民主共和呀，反袁斗争呀……总的印象是社会很混乱，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
进入沱阳学校的第二个寒假，父亲也从外地回来了。一天，他要我作文。这是他检查我学习成绩常用的方法。在沱阳学校，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父亲要我作文，我满有信心，结果却不中他的意。他习惯于用八股文的规范来看文章，不合这种规范就不行。
出乎我意料的是，因这次作文不合他的意，父亲竟不让我再到沱阳学校去读书。他说：“你的文章越来越差了，看来不能再叫你到东冶上学了。再在那里学下去，作文成绩都要忘光了。”其实，父亲的看法和我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我担心的是算术，而不是语文。他是用考秀才的老眼光来看待新学堂的。
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再三请求，他都不允。于是，只好离开沱阳学校，又回本村读私塾。从这件事我感到，父亲的思想有点旧，不太合潮流。
回到私塾，依旧哼哼唧唧读《四书》、《五经》，心里生烦，读不下去。想听点新鲜事也听不到，什么都是旧的。书是旧的，教学方法是旧的，同学们谈论的事也是旧的，看看老先生那副学究神态，就更感到旧。和沱阳学校比较起来，私塾要保守得多。村里的情况，也是死水一潭。辛女革命后，一度掀起的禁止男人蓄辫子、女人缠足的风潮，很快平息下来。在许多人的眼里，留辫子、缠足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动不得的。现在仔细想一想，社会是个错综复杂的统一体。有进步力量，又有保守力量。进步力量战胜保守力量，社会就前进，就发展；有时出现倒退，是保守力量占了上风，但这不会长久。
又读了不满一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坏，不能同时供两人上学，只能留一人读书。父母最后的决定，是让哥哥继续上学，我在家里劳动。这时我还不满十五岁。
§学徒生活
失学后，我就在家里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挖野菜，割草，拾粪，背炭，都是我的事。背炭要到窑上去，离家很远，背少了不上算，每次尽量多背，虽然很累，但我都挺住了。秋末冬初时，整天到地．里去刨高梁茬、谷茬，刨回来晒干当柴烧。有时也看点书，写写仿。因为想看书，还闹了一个笑话。
有天，沱阳学校一个同学告诉我，东冶镇书摊上来了好书，叫我去买。我手里没有钱，就在家里东翻西找，翻出了一对耳环和一副手镯，背着母亲拿到当铺当了儿个钱。当铺掌柜认识我们家，觉着一个小孩子来当首饰不大对劲，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很生气。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了打。
在家住了几个月，心情忧闷，父母决定给我找点事做。母亲想叫我学木匠。木匠算手艺人，七十二行之一，在农村很吃香。可是父亲不同意，他想让我到买卖家去学徒。我不愿学木匠，也不想学徒，但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只想走远一点，到外面闯一闯。
父亲费了几番周折，最后给我找到一家书店，当学徒。这家书店在河北省阜平县，店主是我大姐夫的表兄弟。我听了也高兴，觉得这下看书不用发愁了。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一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大沙河上游，属太行山区。有一条贯通冀西和晋东的山路，便于小商人和民间往来。从我们村到阜平，有二百多里的路程。
书店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门面小得可怜。先是卖书，后又兼营日用百杂。有个大伙计，比我来得早．早个一年半载的吧。他和东家的亲戚关系更近一些，是东家的内弟。
从阶级地位上看，这家书店颇似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中的“有余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那一部分人。
旧社会那种学徒生活和现在有天壤之别。现在的青年工人是受到重视的。师徒之间，政治地位平等，生活有保障，学习有师傅带着，手把手地教。旧社会学徒就不同了，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学徒三年，有两年半是卖。苦力，学不到什么东西。我那时天不亮就得起床，挑水、扫院子。还得给东家倒尿壶，手脚要轻，不能惊动东家。我什么活都干过，做饭、烧水、劈柴、纺线、磨面粉……最累的是磨面粉。这家养了两头大骡子，一天磨六斗麦子，要一箩一箩筛出来。店主专门雇了个打磨工，他请假回家，这活就由我顶着干。两匹牲口轮流换班，我是一个人干到底。那时我年纪小，力气不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动都不想动，但夜间还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加料。后来，东家见我本分、机灵，才让我站柜台。
第一个冬天，东家给我加了个新差事，替他讨债。出大力我可以坚持干，倒尿壶我可以忍受，讨债我张不开嘴。欠债的都是穷苦人家，有时进了欠债人家的门，一看那凄惨景象，“我给东家要债来了”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一个冬天，跑了不少腿，没有讨上来几户。东家骂我，还威胁我，说：“再讨不来就扣工钱。”我说：“扣工钱我也讨不来！你爱找谁找谁，我不干！”后来他再也不让我去讨债了。
年关结账时，东家没有扣工钱，给了我三块大洋，算是一年所得。这是我第一次拿工钱。尽管比我一年的劳动价值少得多，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
第一次拿到工钱，我不知该怎样开销。因为从小苦惯了，没有花钱的习惯。想来想去，决定给母亲买点什么，再买点过年用的东西。花掉一块，其余两块回家交给了父亲。
学徒时，我最满意的是能看到书。在这点上，东家虽然不太高兴，但限制得并不严。白天，他看到你看书时间多了，嘴上不说什么，用增加活计的办法对付你。晚上，怕你看书时间久了耗费灯油，就催着早睡。我看书是抢时间，得空就看，有时入了迷，甚至忘记干活。店里的小说我差不多都看过。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荡寇志》、《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七侠五义》等。还有《史记》、《汉书》、《二十四孝》、《孙子》等也翻阅过。
书中豪侠英烈的忠贞报国、为民除害的凛然正气，对我有一定影响。我非常羡慕他们那种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品德和行为，曾经幼稚地想：我要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但有些书也使我不满意，特别是《荡寇志》，它接着《水浒传》，续了七十回。中心是说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如何被“擒拿正法”。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实在叫人看不下去。我没看完，就把它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太原国民师范招生，我去报考，才离开了书店。这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