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上了战场，往往会把“马革命尸体”视为自己崇高的信条，甚至是光荣的归宿，是军人应得的品格。
然而，二战时，一些死于“事故”的指挥官，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也倒在了战场上，但其死法不但说不上多壮烈，甚至有些还带着一丝“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里就先从亚洲战场说起，讲讲那些死于奇葩原因的日本侵略者们。
死于等待“兽医救治”过程中的长酒井直次中将。
酒井直次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好战分子，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狂热实践者。
1942年5月，浙江兰溪战役中，酒井直次的队伍要经过一片雷区。
原本日军工兵分队先行做了一次排雷，前面还有尖兵护卫队开路，酒井直次等一众师团本部成员跟在后面。而且，作为师团的最高指挥官，酒井骑着战马被一众“小的们”簇拥在中间，看似应该万无一失了。
侵华日军工兵正在挖出地雷导爆管
没成想，当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走在前面的队伍，都安然无恙，但酒井直次的马却非常寸的踩到了一颗没排干净的地雷！
一声巨响后，酒井直次被炸成重伤。
这时，师团野战医院的军医都下派到各个联队了，并未跟随师团本部一起行动。
急做一团的鬼子们突然想起随行的还有负责照顾战马的兽医，于是紧急召唤随军兽医佐山中尉。
巧的是，佐山和两个助手刚跑起来没两步，也踩到一颗地雷，被炸得奄奄一息。
最终，酒井直次重伤不治，被送去提前见了天照大神。
要说为什么前面大队人马都没事儿，偏偏就炸了指挥官，除了各种巧合，从技术层面分析的话，也能做出比较客观的解释。
实际上，埋地雷这门学问门道很深，并非就是“挖个坑，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那样的简单操作，得要掌握到敌人的心理和列队布局情况，对敌人的行为进行准确预判。
酒井直次进入的是一个高低大小布局的“地雷阵”，不同引爆压力的地雷有着各自的摧毁目标。这颗没被工兵发现的地雷压力设定较高。所以前方的步兵队伍走过没能触发，只有车辆马匹踩上去，才会被引爆。
指挥埋地雷的是国军副营长黄士伟，这位抗日英雄后来在成都第一酿造厂退休，还是个书画家
被发神经的“病友”砍死的冈本德三大佐。
关东军大佐冈本德三在诺门坎战役时受伤。因伤势很重，被转至了东京第一陆军医院。
一段时间后，浑身缠满绷带不能动弹的冈本德三身边新来了个“病友”，冈米吉大佐。
没两天，冈米吉因为受到了刺激，精神病发作，活生生用军刀砍死了临床的冈本德三。
原本这两人还算是校友，均为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毕业生。
因为防弹衣太沉重，没能及时跑路，被乱刀砍死的森秀树大佐。
三十年代的时候，日军研究出了一种“铁围裙式防弹衣”，开始有针对性地配发给侵华部队。而且，基于此防弹衣成本高，数量有限，因此有资格穿上“铁围裙”的，几乎都是日军的中高级军官。
日军的铁围裙式防弹衣
森秀树大佐一伙人马在辽宁庄河县遭遇了东北游击队——大刀会的伏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要说这个“铁围裙”效果还是相当不赖，森秀树挨了好几枪都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就在他指挥撤离的时候，“铁围裙”就成累赘了。
这玩意太笨重，森秀树穿着它跑不动，渐渐地被落到了最后。
跑着跑着，森秀树遇到了一堵院墙，尝试了多次，因为“铁围裙”太碍事，怎么翻也翻不过去，脱掉吧，更是来不及.....然后，就被扑上来的中国军民用大刀长矛解决掉了。
砍掉森秀树脑袋的那个游击队员叫鞠抗捷，后来成了新中国计量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右边这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就是前大刀会分队长鞠抗捷
下一个，“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人，石原莞尔——骑马时军刀放置的“姿势不对”，被自己的军刀戳中后长期尿血引发膀胱癌。
某天，石原莞尔骑马陪领导板垣征四郎（甲级战犯，1948年被处以绞刑）视察占领区。
可能是见着了领导太过激动，石原下马的时候忘了照例旋转一下军刀的位置，直接就跳了下来，结果鞘尾部直戳地面，刀柄正对石原私处，导致了尿道口撕裂。
但是，领导面前绝不可失态，石原莞尔强忍着疼痛，陪板垣征四郎完成了整个巡视活动才去了医院接受治疗.....这么一戳，给石原留下了个长期尿血的毛病，最终引发了膀胱癌。
战败之际，石原莞尔在美军面前各种卖弄，竟然成功地逃脱了战后审判，被短暂关押后就重获自由。不过，满打满算，他也就比自己的老领导板垣征四郎多活了一年。1949年8月，石原莞尔因膀胱癌不治身亡。
接着，咱们再简单说说欧洲战场上的那些死的憋屈的指挥官。
二战中美军死于前线的将领中军衔最高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被自己人的飞机误炸身亡。
1944年7月，在配合诺曼底登陆的“眼镜蛇行动”中，为了给陆军开路，美军重型轰炸机沿前线阵地投下了大量炸弹。
悲催的是，其中的一支分队，因为领航员误判，把炸弹投到了美军阵地上，而中将先生恰好就在该阵地“指导工作”。
莱斯利·麦克奈尔
威尔·考克斯海军少将——掉水里溺亡。
考克斯海军少将是二战美军第39特遣舰队司令。1942年3月27日，他老人家在随航母舰队开赴欧洲途中，遭遇了大风天气，从华盛顿号战列舰上意外落水溺亡，还没来得及上战场就挂掉了。
要知道，整个二战中，华盛顿号都没战死一个士兵，却在非战斗状态下淹死了一个海军少将....
威尔·考克斯海军少将
查尔斯·基兰斯准将，二战美军第82空降师副师长，1943年西西里岛登陆时，他主动要求和基层官兵们一起跳伞作战。结果悲催的被美军军舰上自己的防空炮火误击身亡。
詹姆斯·沃顿准将，28师师长——阵亡当天刚刚升职，接任该师师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鼓舞士气，决定趁热去诺曼底前线看望自己手下的官兵。然后....刚出团部，就在半路上被德军狙击手打死。
苏联红军大将，尼古拉·费奥多洛维奇·瓦杜丁，曾任卫国战争时代的苏军副总参谋长、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司令等职。
瓦杜丁擅长指挥装甲大兵团作战，曾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大放光彩。1943年11月，他打赢了第聂伯河会战，成功解放了基辅。
刚满42岁的瓦杜丁俨然是个前途无量的未来军政界大人物。
然而....就在卫国战争即将胜利之际，1944年2月29日下午，瓦杜丁率警卫人员去基层检查工作的返程途中，在一个乡间小道上遇到一伙正在骚扰村庄的乌克兰土匪。
当瓦杜丁跳下车准备阻止时，不幸遭遇匪徒伏击，腿部被击中，失血过多而死。
因为，瓦杜丁中弹的位置特别致命——子弹正好打穿了他腿部主动脉。
要知道，在主动脉失血的情形下，如果没有触手可及的医疗急救条件，基本就没治——必须要在现场及时重新连接动脉，否则因动脉有心脏提供的强大压力，血液会被瞬间压出来喷个两三米高，失血速度很快，量也极大，伤者几分钟内就将因失血过而挂掉。
而且，就算强行将动脉封住，但开口以下的血管得不到供血，又将导致氧气无法正常输送，身体的细胞抗不了太久也会死掉，短期可能面临截肢，时间稍长还是死路一条。
就这么一个见过诸多大场面，自如指挥钢铁洪流的将军，竟然死在了小撮山野土匪的枪下。
最后再说个德军的例子。
乔治.斯塔姆将军，隆美尔回国养伤期间的德国军非洲装甲集团军代理总司令——被吓死的。
北非战场上，斯塔姆将军驱车前往指挥所，刚走到半路，夜幕中，车队就遇到了盟军袭击。
等到次日德军前来清理现场时，发现施塔姆将军已经死在了路边，压在了被爆头的副官身下。
但跟周边血肉模糊，死时还呈交战姿势的尸体不同的是，将军衣衫完整，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在德军的记录里，斯塔姆将军的死因被写成了——心脏病突发。
